为什么梁启超说李鸿章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的外交能力究竟如何

自雍正元年(1723)直隶总督成为定制以来,188年的历史中,共产生了74位直隶总督,其中实授38人,署理30人,护理6人,人均任期2.54年,变动频繁得犹如穆里尼奥躲不过三年之痒的考验,但是考虑到直隶位居京畿重地,为了避免封疆大吏在地方形成势力,频繁调动也可以理解。

然而在这74位总督中竟然有一位数入天津,总摄直隶军政二十五年之久,他就是同光年间的洋务领袖李鸿章。他在直隶的第一段任期踌躇满志,以解决天津教案作为权倾朝野的开端,他在直隶最后一段时光却身背卖国巨奸的骂名签下了辛丑条约。李鸿章这棵大树,灌溉于军功,施肥浇水在洋务,繁盛凋零自外交,他在直隶总督任上的轨迹也符合他个人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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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直隶区划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自有近代外交以来,李鸿章是中国的“两个半”外交家中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是周恩来,半个是顾维钧。因为唐德刚是李鸿章同乡,评价可能有所抬高,但是清朝外交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有一席之地的人名在笔者记忆中也就李鸿章、曾纪泽两个,曾侯在中俄改订条约时期逼得血液中自带土地欲望的北方毛子吐出了已经叼在嘴里的北疆而一战成名,但毕竟曾纪泽长期驻外,不在中枢,对于国家外交更多是执行而不是引导,因此说李鸿章是晚清外交第一人也无不妥。

正是李鸿章在外交、洋务、军务上相对出色的业务能力,合着宫里太后的信任使得他在晚清一众官僚中脱颖而出,长期把持直隶一把手的位置,那我们今天就来着重分析一下作为李中堂三板斧之一的外交能力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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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天津教案一战成名

李鸿章的外交生涯,当然得从让他从楚地调往燕云的天津教案开始说起。天津教案就如同所有发生在半殖民地的排外事件一般,饱受外国势力压迫的民众让仇外的情绪经过舆论发酵,最终将暴力倾泻。主理斡旋事宜的本是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由于国家实力不足的问题,以及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他在进行彻查后,几乎答应了以法国为代表的外国使团的所有要求,死刑20人、充军流放25人,地方首脑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再赔偿经济损失白银49万两。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就如同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真相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外国人要更大利益,国人要更多主权,曾国藩一方面扑灭不了外国的气焰,一方面又安抚不了国人的情绪,就像现在的家长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愿意在直播平台上要买些假花假礼物给主播,只为了主播跟他说一句谢谢你送我的假花,当时的曾国藩也因为时代的局限而不能理解自己明明秉公执法还为千夫所指,不久就调任两江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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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发生地望海楼天主教堂

而接替主理教案的正是他的弟子李鸿章。对于这个弟子,他曾有评价: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李鸿章也确实如他所说,为求显达少一些儒士的准则,多一些市井的手段,两人交接工作时,关于后续如何处理李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

也正是借着这股市井无赖的手段最终天津教案被商定为:8位首犯死刑,25人流放,知府知县革职查办,赔付白银40万两。但是如果仅仅认为李鸿章的外交只是耍无赖那么就太小看这位同光年间当红炸子鸡的实力了。所谓谋定而后动,李鸿章的痞子劲是建立在对世界形势的了解之上的。

1870年,欧陆风云骤起,10万法军在色当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带着拿破仑这个姓氏一起轰然倒地,作为教案的主角其对这个东方细微事务的关照也逐渐力不能及。李鸿章准确抓住这个时机,优先公关除法国外的其他几国,在获得只要经济赔偿的承诺之后,再转向草创的法国梯也尔政府,对于法方来说当务之急是解决欧陆的问题,维持政变后的稳定,在其他各国的野心褪去之后,它对于赔偿的要求也不再那么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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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发现,李鸿章顺利解决天津教案的根源在于,他抓住了案件真相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一本质,同时他对于世界形势的了解,分化对方势力的斡旋手段,以及霜雪之后,稍加和煦的适当退让也帮助他赢得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而这种外交策略也在其随后的外事生涯中不时出现。

也正是顺利解决了天津教案,安抚了洋人和国人的情绪,李鸿章的声望韬略为世人所认可,他自己也走上了主理直隶25年的风光大道。

宗藩体系轰然倒地,两个半岛上的风云变幻

在甲午、辛丑背上不世骂名前,李鸿章为人诟病的外交事件则发生在与两个列强处理藩属国的问题上,这里一个是老对手法国,一个是从前看不上的落后蛮夷日本。

我们先来看中法战争,首先这是一场局部战争,清朝和法国争得是本国在越南的影响力,也可以说是法国和清朝西南部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整个中法战争历时两年半,在世人的印象中往往有这么几个词,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清朝不败而败,然而镇南关确实赢了,谅山收复后法国内阁随之倒台也是事实,但是福建水师尽没,基隆和澎湖沦陷,西南前线陷入拉锯,越南阮朝前拒狼,后怕虎的态度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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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水师一战尽没的马尾之战

综合来看,双方都有不利的因素,战事僵持对两国的经济负担同样沉重,法国的补给线更长,而清朝是典型的弱国外交,摸不清是否需要为一个连在朝贡体系上都排在后面的越南而show hand,考虑到最后的结果显然是为了银子而卖了面子。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上的外交策略依旧是分化西方势力,以夷制夷,他分别向英德双方展开外交攻势,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也使得法国议会中的反对党反对继续对安南事务加大投入,加之冯子材在镇南关的胜利,中法双方又回到了谈判桌上,最后的条约虽然收回了澎湖、基隆,但也让中国在中南半岛上的藩属尽失,西南大片地区陷入法国的经济侵略之中。

向来与李鸿章不和的左宗棠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这里笔者认为千古骂名李鸿章不用说,至今没有逃掉,但是误尽苍生却不尽然。千古骂名源自李在前期的求和妥协、消极避战态度,而非条约的签订,因为首先清廷的目标很明显,省钱、收复台湾失地,为了这两个目标越南的宗藩关系可以舍弃,和谈也是照着这个目标展开谈判的,其次谈判时期,李鸿章被排挤在外,中国海关的英国人赫德和金登干承担了具体谈判任务,换句话说李鸿章只是充当了一个人肉印章,他后来出任全权大臣只是因为慈禧需要条约文书上有中国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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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李鸿章的错在于他本可以抓住战场转机,利用他在朝野上的影响力,主动求战获得更大谈判空间,但是对外妥协态度,加之新疆的俄国人,朝鲜的日本人都在扑腾,使得最终当金登干谈下条约内容之后,他也只得吞下了这份不败而败的合约。

那么再打下去清朝能胜利吗,我们用取得过外交胜利的曾纪泽的话来说明一下,1885年3月30日,谅山大捷次日,法国总理辞职当天,曾纪泽致电总署:“谅山克,茹相革。刻下若能和,中国极体面,虽稍让亦合算。”借助胜利,就算吃亏也应迅速停战,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赢取稳定外部环境这就是曾侯之意。

如果说中法战争的外交李鸿章之过在于极端的消极,那么《中日天津合约》则是李在外交上的重大失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跃成为东北亚不可小视的力量,它的扩张目光一一扫过琉球、台湾,现在落到了朝鲜上边。但是朝鲜自明清以来是中国最重要的藩属,日本想要染指那里自然少不得一番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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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宗藩体系

为此,日方趁着清廷主力处在中法战争时,鼓动朝鲜亲日势力发动了甲申政变,但由于日本当时在朝鲜并没有驻兵权,所有军事力量仅仅是使馆卫队百余人,面对挑衅,李鸿章这次异常果断,下令驻朝清军以及北洋舰队镇压政变,挫败了日本的野心。

日本方面因为维新尚在进行中,其军事经济力量还不足以保证击败中国,所以决定暂停侵朝计划,开启和谈。日本的和谈代表伊藤博文与李鸿章有惊人的相似,他们一个是明治维新的元勋,一个是同光中兴的名臣,一个四次组阁出任日本首相,一个执掌洋务机要数十年,甚至晚年都有海外遇刺的经历,只不过一个死在了哈尔滨,一个活着在马关靠鲜血赢得了一些周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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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

然而这一次,李鸿章却被这个更年轻,对西方更了解的后辈上了一课。伊藤博文趁着李鸿章着眼于日本撤兵与否而偷梁换柱,将本没有驻兵权的日本拔高到了和作为宗主国清朝一样的地位,等到李鸿章察觉时已经来不及了,只得达成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事先互相照会这种两国共同保护朝鲜的决议。假如相信国际上的事先照会,波兰也不至于躺下的比现在碰瓷的还要快,正是这个同等派兵权为甲午兵灾埋下了巨大的祸根。

马关的鲜血是为肤浅的洋务买的单

李鸿章的外交态度,从亲英,到亲德,再到联俄,唯独对日本这个昔日中国的学生最为不屑却又畏惧,也正是在日本上面李鸿章栽的跟头最大,先丢琉球,次失朝鲜,丢了两个宗藩还不够,甲午再一败涂地,数十年洋务心血毁之一旦,更送上宝岛台湾使得日本成为除俄国外占据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

前文所说日本在朝鲜获得派兵权已经让半岛局势趋于紧张,然而甲午时,日本又借着朝鲜东学党乱的机会,诱使清朝踩进了战争的陷阱,日方首先保证自己志在通商保护侨民,若清朝派兵平乱就绝不派兵,然而正当聂士成率领1500名淮军进入朝鲜后,8000日军随即占据仁川险要之地,其依据天津合约所达成的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这一协议,在党乱平定以后也拒不撤兵。而距离上一次中日军队成建制的在朝鲜对峙已经过去了300年,时过境迁,中国没了李如松,日本也不再是小军阀的混编部队。

为了激化矛盾,日方拒绝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清政府自然不能认可这个得寸进尺的的主张,对于日本来说,他也没指望过自大的清朝能够接受这一提议,它无非想使在半岛上空密布的阴云化作倾盆而下的暴雨,以一战而定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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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在辽东的发展

但是正当日军抢占朝鲜军事要地之时,李鸿章还是坚持着不可衅自我开的态度,按说作为弱国不宣战,只应战的态度并没有错,但是李鸿章之误在于他全无应战的准备,他再次引入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希望通过英俄的调停来争取外交上的优势地位。然而多国调停的分区占领朝鲜,首先就不可能让希望在东北亚获得更大利益的日俄两国满意,而俄国在巴尔干在远东地区的咄咄逼人也使得英国为了制衡俄国不断向日本靠拢。

丰岛海战,日军不宣而战,东乡击沉清朝租用的英国运兵船高升号也没使得英国站在清政府这边。要是李鸿章知道在他死后没几年,正是背靠英国的支持,才使得东乡平八郎一举在对马海峡击溃俄国舰队,赢得了一场在中国东北进行的侵略战争的话,估计会被自己妄图英俄调停的策略给气的再翘一次辫子。

战事的发展自然呈一边倒的局势,甲午战争也是清政府第一次意识到它连区域领袖的位置都保不住了。战场上失算连连,李鸿章在马关的和谈也难有进展,直到日本极端分子小山丰太郎为了实现彻底征服中国,停止和谈的目标,开枪袭击李鸿章。人们常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议和代表在日本遇刺,使得国际舆论倒向清政府,李鸿章用血换来了伊藤博文态度的缓和,日方承诺除台湾以外所有战线的战事无条件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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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谈判的春帆楼

然而正当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们担心李鸿章利用暗杀时间博取外交援助,争取和谈时间时,一向愿意合纵连横的李鸿章却毫无动作,甚至连动手术换取时间这种赖以成名的的痞子式想法都没有,平白无故的错失了一次机会。

当你错过机会时,惩罚也会随之而至,在伊藤博文寸步不让的态度下,写满了耻辱的马关条约出台,它规定了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当李鸿章走出马关的春帆楼时,内心必然是崩溃的,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真正的屈辱还远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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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订

俄国的野心带来了瓜分中国的大危机

由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坐大,导致俄国的强烈不满,三国干涉还辽正是俄国牵头。也正是因为这个,在当时无论是慈禧,奕䜣,还是翁同龢,张之洞都认为联俄抗日大有可为,双方一拍即合,但是俄方点名要求谈判之人必须为李鸿章,赋闲在家的他再度被起用。

中国的国际境遇,面临的列强威胁在历史课本中以辛丑合约为前后区分,从瓜分的局面转变为利益均沾的情况,而其实在辛丑之前,目的为联俄抗日的《中俄密约》也对中国的境地造成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规定日俄开战时,中国所有口岸俄军都有通行权(这位日俄战争在东北打响行了方便),俄国可以在东北地区建设铁路并享有路权。俄国有权租借胶州湾,旅顺等辽东军事要地不得割让他国,俄国有权开采东北地区矿产。

《中俄密约》打开了列强入侵中国的潘多拉魔盒,此后列强侵华多以《中俄密约》中的形式加以展开一为租借军事要地作为租界,二为抢夺路权,铁路修到哪里列强的势力就跟到哪里,三为区域独占,划定了列强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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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密约之后德国率先抢占胶州湾,俄国进占东北新疆,英人租借威海卫,法国抢夺广州湾。

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始作俑者就是《中俄密约》,如果说《中日天津条约》属于李鸿章轻视日本导致被其钻了空子,《中日马关条约》实在是军事上积弱不振,大势所迫,情非得已,那么《中俄密约》就是以慈禧、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为首的权力中枢被日本打怕了,明知俄人对于土地最为贪婪不过却还是引狼入室,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

油箱耗尽的最后署名

在列强如虎狼般画地为界的同时,民间的排外情绪也愈演愈烈,最终演化成了拳乱,义和拳变成了义和团,反清灭洋的口号也变成了扶清灭洋,而此时的慈禧因为废立问题大受列强掣肘,心中恶气难吐,一怒之下竟然同时向英、法、德、美、俄、日、意、奥八国同时宣战,你以为对手只有八国,不,荷兰,比利时,西班牙也属于参战国,但并未实际出兵,参考这些国家的殖民地范围,清政府当时是在向几乎除了葡萄牙,北欧各国,瑞士这些中立基友之外的欧洲,除了埃塞俄比亚以外的非洲,墨西哥以北的美洲,除了中东以外的亚洲以及整个大洋洲在内的世界各地发出了我很强,你倒是来揍的挑战,是不是像极了一种动物——平头哥,打架,别告诉我多少人,也别告诉我对手是谁,告诉我时间地点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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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头哥蜜獾

然而一个老女人的昏聩,不代表整个中国都要替她压上所有赌注,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第一时间就清楚慈禧宣战只是一时冲动,果不其然宣战第二天她就下令:“各就本省情形,通盘谋划,事事均求实际。”正是出于对慈禧的了解,也为了降低战后谈判的难度,李鸿章第一时间就宣布:“二五矫诏,粤断不奉。”并致电列强表示宣战诏令有问题,为后期谈判时耍无赖留下了伏笔,同时他迅速联络了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组织了东南互保。

随着战局的糜烂,议和也迫在眉睫,遍寻朝野,慈禧也知道只有李鸿章可以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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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逃跑路线

八国联军内部,也有自己的利益想法,俄国由于地缘接近,不想让远在海外的诸强在领土上对中国进行瓜分,加之《中俄密约》时李鸿章让其占了便宜因而对其最为亲善。李鸿章再次祭出自己熟悉的外交手段,以夷制夷,他通过持续与俄方的接触,使得英美德有所顾虑,而同时德国在直隶的强势又使得英美感到不安,和谈的口子终于打开。随后他又表明宣战也是因为慈禧和光绪为拳匪奸党所胁迫,东南督抚一早就没有认同,并拿出早先对列强的文书为证,耍起了市井无赖的手段。谈判的过程异常艰辛,从东南而来的背靠整个大清国的李鸿章看着像金庸笔下号称江南第一势力的慕容世家,手下有燕子坞四大庄和一系列小势力支持,可谓盘根错节,独霸江南,可到后来慕容世家就成了一个一个手掌能数完的西天取经小团队。而李中堂的悲惨命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能帮助他谈判的甚至还没五个人,可他要面对的国家就已经是十一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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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势浩大的慕容世家团队

面对这难以摆平的困难,先前所有的努力也只是帮助中国获得了免于瓜分并进行谈判的机会,该有的屈辱在条约中一分也没少,条约规定:1、中国赔款价息合计9.8亿两白银(详情为赔偿4.5亿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约9.8亿两),2、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允许各国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在界内居住;3、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运动;4、清政府拆毁天津大沽口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允许列强各国派驻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李鸿章本人也在签订完条约不久后即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满腔屈辱悔恨和卖国汉奸的骂名一起化作尘埃铺在了一份份丧权辱国的合约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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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辛丑条约

梁启超说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虽当责任而不推辞,但未立百年计遗后人,其所为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吾敬佩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所说大致意为,李鸿章有担当能扛得住毁谤,却没有万象更新的勇气与见识,对洋务的认识只停留在器物上却没有对西方制度的真正了解,跳不出时代甩给他的锅。

其实李鸿章的外交也逃不出这个整体论断。无论是天津教案,《中俄密约》还是《辛丑条约》,李鸿章都是临危受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而《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谁都知道这里面都是要背一世骂名的条款,然而李鸿章毅然担责,说他当责任而不推脱也不为过。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多为以夷制夷,然而他的外交经营更近似于中国古代外事交往,其合纵连横总是在出现在不得不用的危机时刻,中法战争求助英德,中日战争联合英俄,八国侵华又分化德国与诸强的关系,即使有些稍有成效,也不是能扭转外交不利局面的关键。

为什么梁启超说李鸿章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他的外交能力究竟如何

须知战场上拿不回来的东西,就别指望在谈判桌上用嘴要回来。同样的内核,毛主席在国共内战的时候就提过,让彭老总在西北放开打,只有你们在西北对胡宗南的进攻回击的越有力,我们在重庆才越安全。而李鸿章狡狯市井的外交手段,受限于中国难以自立自强的状况,能有十分之一的效果就已经不错了。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弱国无外交,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李鸿章的外交才能晚清朝野还没有可以相提并论的人,曾纪泽局限在未有中枢经历,张之洞爱名胜于实干,曾国藩,左宗棠军务更优,外事稍有不及,但李中堂在仍然没有挣脱时代和传统教育给他的局限,没有为百年以后谋划的格局,身在要津数十年,却领着清朝一路往下走,所签多为丧权辱国的条款,这不能说全是其一人之责,但能力越强责任越大,身在其位与其虚虚掩掩,裱糊度日,还不如早日捅破窗户纸,再造新天。

所以说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同时代的中国还算可以,但是当这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这种程度还远远未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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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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