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的中华大地在风雨飘摇中又略显寂寞，那一年对于国家来说，清政府赔了款，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走完了毁誉参半的一生。都说盖棺能定论，但他盖棺58年后，直至尸骨被挫骨扬灰也没能定论。有人说他是卖国贼，有人说他是糊裱匠。但李鸿章究竟是怎样的李鸿章，恐怕只有将他放回那个历史环境中，我们才能瞥见一隅吧。
1861年太平军围困上海，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授意下带领3千淮军大败1万太平军。虽然此战李鸿章名声大噪，但他敏锐地发现洋枪洋炮的威力是冷兵器望尘莫及的。这也是他开眼看世界的萌芽，自此他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的科学机械方能生存。
南方的太平军刚被平定掉，北方的捻军又开始作乱。10年间他们的队伍发展到20万人，其中西捻最后演变成陕甘回乱。在这场动乱中，陕甘地区死亡人数达2300万人。
朝廷10多年都没有办法剿灭捻军，甚至当年击退英法联军的僧王僧格林沁也战死沙场。而李鸿章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仅用1年时间就将其全部剿灭。
除了军事才能，李鸿章的政治眼光在当时也是冠绝群雄的。当所有人都认为沙俄是中国最大的隐患时，只有李鸿章看到因明治维新逐渐强大起来的日本才是中国日后的强敌。
他反对因为越南问题同法国打仗，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他要把这些军费都省下来扩充海军，防患于未然。于是他和左宗棠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左宗棠认为新疆是祖宗留下来的土地，子孙不可不守。如果新疆丢失，陕甘不保，接着陕西、河北都不保。
李鸿章则认为自乾隆年间中国占领新疆后，不但没有得到丝毫好处，而且白白浪费大量军费。又说中国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部沿海各省，它们是中国的国防要塞。
很明显左宗棠是在唱高调，言语动听。李鸿章则是低调，理由很合理。但中国的士大夫自古都是尚感情，喜欢唱高调，他们自然站在左宗棠一方。李鸿章在改革创新的道路上的阻碍可见一斑。事实上他的建设事业遭到的是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文化阻碍。
李鸿章的改革事业受到士大夫阶级的阻碍，那么民众是否就能支持？答案是否定的。自古改革是自上而下的，一切创新都是从少数人的觉醒再到大众的普及。
甲午战争以前，少数先知都是朝廷要员，如林则徐、魏源等。甲午战争以后，这些人逐渐转到民众中，而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严格来讲，民众的迷信是中华民族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阻碍之一。
看到了潜在的威胁，虽然自上而下都在反对。李鸿章依旧是虽千万人，吾亦往矣。于是李鸿章以一人之力开始了他的军备竞赛。
起初李鸿章以为购买船炮即可图强，于是在22年间购买了25艘舰船。但在这过程中发现很多问题，于是他一边图强一边改进。他发现军队需要近代化武器，于是设立天津和江南制造局；发现新式武器需要新式人才驾驭，便设立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发现近代化军队需有近代化交通，所以有福州船政局和电报局；发现新式国防需要大量开支，创办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所以任何改革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看似如火如荼，实则困难重重。首先是来自政府的军费缩水，他向朝廷申请每年200万两白银的军费预算。清廷答应给120万两，到手只有45万两。其次为了修建颐和园，8年里，政府从海军军费里挪用了2000万两。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吉野号”，时速23海里，一分钟打5发炮弹。而北洋水师里最先进的军舰也不过是时速15海里，5分钟打一发炮弹。并且李鸿章和日本都欲购买。但清政府的克扣，李鸿章只有囊中羞涩。而日本皇室成员则毁家纾难，最终购买了“吉野号”。并在甲午海战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李鸿章30年的经营下，中国海军实力跃居世界第八，日本则是十一。看似中国先进，但最终黄海大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苦心经营，最终前功尽弃。北洋水师战败原因有很多。
最重要的是有利器却无人才。海军提督丁汝昌是骑兵出身，不懂海上战术。“定远舰”的舰长刘步蟾虽然英国海军学校毕业，但在开战时，他鬼使神差地将“人”字形的舰队最前面的“定远舰”和“镇远舰”放到最后，也就是弱小的舰艇居先。这样肯定战败。
《马关条约》中，中国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此项条约也引来更大麻烦。紧接着俄、德、法三国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看似列强帮中国，实则各有所图。
此时俄国财政部长正在修建西伯利亚铁路，但他发现东线如果绕过黑龙江，路线太长。并且海参崴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如果俄国在中国得到旅顺和大连，既能完成西伯利亚铁路，又能在远东拥有一个不结冰的军港。这是沙俄真实的企图，德国和法国不过是想分一杯羹罢了。
可清政府却天真地幻想三国能将辽东和台湾岛都能替中国收回来，就在尼古拉二世加冕时，清政府派李鸿章去庆贺，并且提出此要求。
可狡猾的俄国人给李鸿章是一番糖衣炮弹轰炸，说是中国如果想要俄国帮助，必须允许俄国修条贯穿东三省的铁路，并且中国境内的要求中国人自己修。如果中国拒绝俄国好意，那么俄国不但不帮中国，还会诉诸武力。此话一出，李鸿章立马屈服，签订密约：俄国帮中国对付日本，中国答应俄国修建中东铁路。
这就是李鸿章签订的《中俄密约》，如果说甲午海战李鸿章身败名裂，那么此行为则让他遗臭万年。紧接着李鸿章被罢免直隶总督职位，外放到岭南做两广总督。
外放的日子也算是清闲，但此时又爆发了义和团起义。清政府似乎看到了义和团能抵挡洋人的希望，于是病急乱投医，竟然邀请暴民进京，主动向十一国宣战。最终义和团不但没有“扶清灭洋”，反而祸乱京城。结局就是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慈禧逃往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残局。
这次《辛丑条约》按说和李鸿章没有一点关系，可这个锅还得你来背啊，于是李鸿章又签字了。损失不仅如此，就在义和团之乱时，俄国趁机占领了东三省，提出各种要求。正当李鸿章又准备签字时，幸而他在辛丑年的冬天死了。
梁启超非常中肯地评价李鸿章，说他只知道有兵事，不知道民政；知道外交，不知道内治；知道朝廷，不知道国民；知道洋务，不知道国务。以为中国的政治风俗都优于外国，唯独枪、炮、船和机器不如他们。
梁启超说的很对，可这么多能力在那个年代集中在个人身上，恐怕孔老夫子降世也做不到吧。况且李鸿章单单的物质改革就已经遭到时局人的强烈反对了，如果他再进行政治改革，那他就算搭上身家性命也不够被时人唾弃的吧。
传统的士大夫对于时政的态度无非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既不受屈辱，又能落得个忠烈的好名声。但李鸿章不能，他是：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
李鸿章死后，日本报纸是这么评价的：
世界上的人，只知道有李鸿章，却不知道有北京朝廷，尽管北京朝廷对李鸿章并没有深深地信任。不但如此，他们还常常用猜忌、怀疑、憎恶的眼光对待他，只不过是因为国家外部的压迫，排除困难，解决纷争，不是他们所能够胜任的，所以不得已才重用他。
甲午中日战争是李鸿章一生额度转折点。那场战争，确实是他平生孤注一掷的一场战争。但他输了，把他一辈子积累起的劳苦功高的名声给输光了。
参考文献：
《李鸿章传》——梁启超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吕思勉
《从晚清到民国》——唐德刚
《从甲午到抗战》——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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