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这个人大家都不陌生，凡是高中历史课稍微听一听的都知道他，因为
他是晚清维新变革跟丧权辱国最直接的见证人。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没人比李鸿章的个人经历更能代表中国在19世纪遭遇的挫折和尝试摆脱挫折的努力了。在他出生的 1823 年，至少在表面上，仍没有外来者公然怀疑中国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18 世纪的几次征战，使得清帝国的疆土几乎扩大了一倍，它的势力深入到了亚洲腹地。它的人口在 100 年中也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多，比包括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还要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不可能消除自我中心的优越意识，在她所知的有限世界内，几乎所有地区都是中国在某种意义上的附庸——中亚大陆是它政治上的附庸，南亚部分是它礼仪上的附庸，日本则是文化上附庸，而朝鲜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在匆忙地追随中国的脚步。帝国对于海外的探险没有兴趣，当英国在印度的作为被传到北京时，清王朝开始实行海禁，陌生的东西总令人不安，那么就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在很多方面，中国理应获得这种充分的自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已至少持续了 两千年，它拥有一套不庞大却行之有效的官僚系统，伏尔泰曾对此赞叹不已。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以家庭与宗族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非常稳定，她是行政官僚模式的先驱，而已延续了 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实在是个伟大的发明，它为社会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流动机会，使杰出人士有机会管理这个国家，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儒家经典为整个系统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这套系统经历过朝代更替、蛮族入侵，却从未遭遇过根本性的挑战。
1860 之后的 三十 年是中国社会一个复兴的时期，远非今日我们想当然的黑暗岁月。一代新的政治人物已经崛起，在面对中国社会的老问题上，改革派们的成效卓著。李鸿章建立了还算现代化的军队，创造了江南制造局。一位驻中国的外交官在1872年写道，中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整个官僚階級都决心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兵工厂和造船厂的产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建造的军舰不久就将达到欧洲的最高水平……
自 1860 年代开始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同治中兴”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就像是日本人差不多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一样，似乎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面对现代挑战的应变。中国和日本同为專制政体，改革同样由精英阶层自上而下地推动，而在才智上，李鸿章一代也绝不逊色于伊滕博文一代。一直到 1894 年中日正式交战前，这两个国家谁的成功更显著，似乎仍未有定论，一位观察者在 1870 年代分别了考察了中国与日本之后，很确定地说，中国的前景更值得期待。但这两场变革的显著区别是，当面临挑战时，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从历史中求诸答案，
变革者们最主要的期待是恢复一个他们幻想中的朴实和稳定的农业社会。但是历史证明这种不符合社会变革的期待注定是要湮灭在时代的前进步伐里。他们也许并不是不知道这些，但是为了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原有的政治体制和原有的思维模式他们只能选择改革。而事实证明经历了几千年已经形成固态的封建社会并不是仅仅依靠改革就可以行之有效的。
很多人都说李鸿章是卖国贼，代表清政府跟各国列强签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是很多事情身在局中的身不由己却无人知晓。作为清政府的一个大臣他的所作所为很多程度上来说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意愿的，而且当时的状况中国作为一个武装力量无法跟列强抗衡的情况下，他并没有过多的选择，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生不逢时吧。
曾经有人说过这个世界上最难写的字是自己的名字，大概最能够理解这句话的就是在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的李鸿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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