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杀降”是太平天国末期的一次重大事件。这次事件的结局，标致太平天国在苏南根据地的覆灭，使同治朝廷看到了彻底剿灭太平天国运动的曙光。
但这起引起很大争议的“杀降”事件，也把后来的晚清名臣李鸿章推向了风口浪尖，使他有了“屠夫”恶名并备受谴责。连一些洋人也惊叹该事件荒唐，称李鸿章为“亚洲的野蛮人”。
有人甚至评价：李鸿章除了签署若干卖国条约之外，最大的政治污点大概就要算“苏州杀降”事件了。
客观上，李鸿章经办的“苏州杀降”事件，还导致了太平天国中想投降的的将士幻想破灭，从而一意孤行，作最后的拼争。说明它从反面刺激了太平军提升战斗力，使清朝廷为此付了出更大代价。
那么，深谙儒家文化的李鸿章，到底是心恶手狠毫无仁爱之意，还是为战场客观情况所限被迫而为呢？
历史的看，无论如何，杀降是不人道的，尤其更不该滥杀含有无辜的过万人。但具体到太平军阵营的那八个降将，真是该杀，不值得同情，他们死有余辜。
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在救援上海之后，携手英国人戈登率领的洋枪队常胜军以上海为根据地，向西进攻太仓、昆山，取胜后，又调转枪口，向北攻克江阴、无锡等城池。最后，李鸿章把目标投向了江南重镇、时为江苏省城的苏州。
苏州在咸丰年间被太平天国攻克之后，加固了苏州的城墙，并在各大城门上设置大炮，以防清军来袭。李鸿章的淮军与戈登的常胜军攻到苏州城下，与太平军多次交火，伤亡惨重且难以取胜。
本来，太平天国驻守苏州的守将是名将李秀成。但因李秀成奉命去攻打曾国荃，所以并不在苏州。李秀成出师前，留下爱将慕王谭绍光来镇守苏州。除了谭绍光外，还有纳王郜永宽、宁王周文佳、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均，以及汪花斑、张大洲、范启发、张大洲“四天将”。
面对久攻不下的苏州城，李鸿章进退两难。就在他为此事感到焦头烂额之际，洋将戈登手下的奸细探知了郜永宽等四大将与谭绍光不和的重要消息。更让戈登兴奋的，纳王郜永宽等还有投降之意。
戈登马上把这一消息告知李鸿章，共同研究了兵不血刃拿下苏州的计划。为了联络郜永宽，李鸿章委派昔日的太平天国降将程学启与郜永宽秘密接触。郜永宽心领神会，他随即溜出城潜入清军营中，与程学启等商议投降条件。
郜永宽为了表达投降诚意，决定杀死城中主将谭绍光，取其首级献于清军。但他对在投降之后，能否保全性命或受清廷的重用，也心有疑虑。
为了让郜永宽打消疑虑，洋将戈登拍胸口担保降兵降将的安全。
1863年12月4日中午，郜永宽等八人在慕王府用餐会上，残忍将谭绍光杀害并割下首级，又对谭绍光的部下一千余人进行了捕杀。第二天就将谭的首级送至清军营中请功。随后，打开苏州城门之一的齐门放清军入城。清军入城后，又对谭绍光的其他兵丁一千多人进行了屠杀。到此，郜永宽等算是投降完成。
战场上，作为无奈投诚的人来说，原本就处于下势。关键时刻的态度如何，往往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据说，郜永宽等人献城后，李鸿章便着手向朝廷起草《克复苏州折》，决定宽恕降将及其部下，当时并无杀降之意。
但在献城的两天后即正式受降仪式之前，郜永宽等四王、四将却又提出了让李鸿章断然无法接受的两个要求：
第一是“坚求立二十营，占阊、胥、盘、齐四门。” 他们说的这“四门”实际上就是大半个苏州城。郜永宽要求有权管辖半个苏州，并统率城中两万人马。把只剩下的东门一隅留给清军。这么苛刻的条件，不要说李鸿章接受不了，就是上报朝廷也绝不会得到批准。
第二是“奏保总兵、副将实职，指明何省何任。”当时清廷对降将的原则是先抚后察，不可能马上兑现。之前谈判许诺降将的优惠条件，李鸿章期望是待诸王率众归顺后，通过奋勇作战立下功勋，再为其论功请赏。现在这些人以为献城后即刻就能顶戴花翎。
当这些要求转到清军大营，“鸿章大惊”。如何答复诸王，立即变成了“烫手山芋”。
恰在此时，李鸿章亲信部下还发现苏州城内的一些异常情况，先是郜永宽及部下依然没有投降标志的剃发；其次是这些降兵装备良好，具占据着城中的一些要害部位没有退出。而且苏州城内一些大街和巷道都有石堆垒起，设立关卡。这些迹象，让李鸿章看到了郜永宽等人的戒心与不诚。
李鸿章联想到自己弟弟李鹤章在几个月前的太仓受降时，因为太平军的诈降而腿部中弹，差点丢掉性命事件，心中不寒而栗。
降将提出的苛刻条件和城中疑阵，使李鸿章萌生了设计处死这八人，防止战局再次生变的念头。
李鸿章作为朝廷命官、淮军总头目，经历的与太平军战事已不少，深知“滥杀降众，必坚其必死之心”，所谓“降杀之为害，祸大于剧战也”的利与害。他此前攻打南汇、常熟，已经得益于招降。太平军将领吴建瀛、骆国忠“退出城池，谨受约束”，李鸿章允许二人保留部分军队，随淮军攻战。其善待降将的口碑已传出。
在苏州之前，李鸿章未曾有过“食言”杀降事件，但这次所面临的局面与以往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李鸿章思前想后，不再犹豫，决定先下手为强。
12月6日中午，李鸿章设宴“庆功”，郜永宽等人如约二来。八人就座后，不一会就开始放肆喝起酒来。酒席间，李鸿章借故躲出。当八个武弁手捧红顶花翎的武服递呈，郜永宽等人双手接拿时，武弁们随即拨出腰刀砍下，郜永宽等八个降将当场丧命。
随后，清军入城，将城中降卒万余人全部杀死。具体多少已难考证，一般认为两万人左右。这当是李鸿章此事的最大败笔。
（剧照）
关于这次“苏州杀降”事件，传统解释都是说苏州投降的太平军将士摇摆不定，李鸿章心有余悸，为防止诈降才痛下杀手；也有解释认为，郜永宽等八人是杀了主帅谭绍光和其千余名下属之后的投降，并非诈降。郜永宽等不但是纳了投名状，而且还是自断了退路的投降。而李鸿章的杀降，与担心诈降根本无关，他杀降的真正用意是向朝廷表忠心。
特别是杀降事件还引起了洋人“常胜军”将领戈登的不满。他扬言李鸿章背信弃义，甚至提着枪去李鸿章军营寻衅，一时中外舆论都将矛头对准李鸿章。
由洋流氓、打手组成的洋枪队，打着正义的旗号声讨李鸿章，李鸿章自然对此甚为恼火，但此时朝廷还要利用洋人进剿太平军，所以不好与其彻底翻脸。
李鸿章一面坚称此为中国军政，与他国无关。一面向朝廷请赏，授予戈登清朝军队“提督”军职，赐黄马褂，戴孔雀翎。同时委托朝廷聘请的西方官员赫德给戈登送去七万元的犒赏费。戈登假意拒绝，赫德将其中一万存入了戈登外国户头，此事才得以平息。
回过头来分析，即便是郜永宽等八王提出了过分要求，李鸿章杀降也并非是唯一解决乱局的办法。他完全可以将其八人分别监禁，然后遣散降兵。此举虽说麻烦些，但毕竟刀下留命，不致于让自己遭受无尽的历史谴责。
也有人预想，如果留着这几位降将，真的给其加官进爵，放任继续发展，很肯能又造就一群乱世枭雄。假如不杀将他们冷落一边，这些人定会贼心不死，随时都可再次哗变，就像吴三桂、郭松龄、石友三一样，从后面给你捅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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