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不知李鸿章
长大方知真中堂
1
1896年，在那场鲜为国人知的万国运动会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当时，积弱的大清国除了一腔对未知事物的热情、一位穿着御赐黄马褂的领队、一支由邮差组成的运动员队伍，就代表着清政府参加了比赛。
朱时茂和陈佩斯曾有一个小品《王爷与邮差》，小品背景就是这个历史事件。
当一个名叫马荣的中国人，借助被甩到头前的长辫子的“帮助”，率先撞线，并站到冠军领奖台的时候，中国代表团甚至找不到一面用于颁奖仪式的黄龙旗。万般无奈，领队只好脱下身上的黄马褂，权作黄龙旗，才算含糊过去。
中国连一首像样的国歌都没有，全场一片寂静。渐渐的，外国人的嘲笑声响起来，此起彼伏，在偌大的体育场内显得格外刺耳。
此时，一位年已七旬的中国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黄龙旗下，用尽全身力气高唱起他家乡的民间小调《茉莉花》，他的声音既不清脆，也不高亢，还略显浑浊和孤独。苍老的声音，孤独的背影，捍卫着一个民族最后的一点尊严。
再也没有了嘲笑声，片刻沉寂过后，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
唱歌的老人，是李鸿章。
2
有一个词，叫做“盖棺定论”，意思是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判定。而这个词，用在李鸿章身上，并不合适。
他是一个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都颇受争议的人物。
有人说兴办洋务运动，建立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是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是一位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有人说他签订卖国条款，丧权辱国，是卖国贼，投降派。
恨他的人有之，骂他的人有之，赞他的人有之，念他的人有之。世说纷纭，纷纷扰扰。
国家功臣还是千古罪人？无人给出明确的判断。
一个真实的李鸿章又是怎么样的？
3
李鸿章的一生，少年科举，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
李鸿章出生在安徽合肥，20岁入选优贡，24岁中了进士，还因为文采卓绝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被纳为门下门徒。
然而命途多舛，时运不济，无论曾国藩如何向朝廷举荐李鸿章，他到了39岁都没有得到重用，一身的才学无用武之地。
直至后来，清朝帝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朝廷派了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出面绞敌，湘军也无暇应接各地的暴动，李鸿章才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被老师曾国藩推荐帮助，成立了自己的一支凶悍地主武装——淮军，以仅仅9000名刚刚招募的淮军，便打败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天才忠王李秀成率领的10万大军，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发展壮大，成为了扼杀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力量，几次出手保全了上海。
随后，在曾国藩围剿捻军起义武装失败的情况下，淮军又成为绞杀捻军起义的主力军并获得全面性的胜利，更是立下赫赫军功。海军鼎盛时期，兵力达七万多人。清政府靠着淮军这样一支武装，安内攘外，防患固本。
4
其后，李鸿章被朝廷重用，开始兴办洋务运动。比起守旧派，他能清醒地看到中外形式，尽管作为满清重臣，他无法跳出自身的局限，但他依然在保皇的前提下，大力改革。
在那样一个闭关锁国的时代，李鸿章是少有的具有前瞻性眼光和国际视野的人。他一边要和中国国内守旧势利做抵抗，为清朝谋划出路，另一方面又要与列强诸国斗智斗勇，在夹缝中腾挪。
他面对着一个从软件到硬件都远远落后于世界，甚至落后到无法和世界对话的中华帝国。他的顶头上司，是一个无才无德，贪生怕死的老太太；他的同僚是一群没有长远见识，只会阿谀奉承或固步守旧的保守派。
他一点点，试图让中华，正式进入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平等对话的轨道上去。所以，他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出了“洋务运动”。
他主办的洋务中有500多个中国第一，200多个亚洲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电力、电讯、邮政、金融、外贸、铁路、航运、冶金、造船、教育、翻译、出版、海军、兵器等多项事业的开山鼻祖。他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数不胜数。
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认识到不光要“求强”还要“求富”，所以他不光创办兵工厂，而且也支持办实业。比如他1872年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并存续发展到现在，成为今天拥有万亿资产的招商局集团。
他也是个有高瞻远瞩的人，他是清廷第一个提出防日战略的人。他曾大声呐喊：
奋起护我“蓝色疆土”，大中华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都不容外敌觊觎。他曾系统提出防范日本及其他西方列强。
他的见识和思谋早已一脚迈进了现代，回头又扶了一把中世纪的旧帝国。
他的思想理念比他同时代的人都站得高，看得远。他在同治年间对世界的认识提出了一个主张，“
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给了这一观点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5
1895年3月24日下午，日本马关。
市区西面的外滨町，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他们等的人是，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慈禧太后派出李鸿章到日本进行议和。
没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谈判的过程可想而知。
这天，已经是谈判的第四天了，前一天，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向他开出了极其严苛的停战条件——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驻扎这些地区的清军交出武器物资；津榆铁路交由日本管理；停战期间日军军费由清政府支付。
日本人只给了他说三个字的权利，“签，不签。”
李鸿章在发电请示清政府之后，拒绝了这一条件。日本人大怒，拿枪用枪托打在李鸿章的头上，他的脑袋顿时血流如注，但他毫无惧色，依然不签。
日方之前已经掌握了清廷秘密商议的“三万万两白银的谈判底线”，所以他们在谈判时极有耐心，根本不怕李鸿章讨价还价。
而当第四天在去往第三轮谈判的途中，攒动的人群中突然人影一闪，怦然一响，这位清朝重臣李鸿章，正面脑门上中了一枪，鲜血直流。
开枪的人立刻被控制住，是一位名叫小山丰太郎的日本愤青，目的是杀死李鸿章破坏议和。
这下日本政府就很尴尬了，在自己的地盘上，枪杀议和使者，对国际上交代不过去。欧美列强纷纷找到借口，对日本施压，想趁机把日本从中国获得的利益分出来。
西方列强担忧日本野心越来越大，纷纷迫使日本签订停战协议，日本屈于国际上的压力，为了使议和进行下去，同意了李鸿章，将赔款从“三亿两白银”减至“两亿两白银”。
这一枪，换回来一亿两，李中堂甚至在谈判桌上说，“能不能再给我几枪，把我们的赔款全免了吧！”在他的想法里，如果他的一条性命可以为国家节约下来这些银两，也是值得的。
（李鸿章在条约上的签名）
6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这位长期患病的七十八岁老人，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天津教案、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之后，在病榻上离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他们再也不能在任何条约上逼我签字了。
他签订完《辛丑条约》，回家后大口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每一次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的总会是李鸿章，他为腐朽的清政府背上了所有的罪责，每一次清政府的黑锅，都是李鸿章来背，换来的却是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一致声讨，“叛国者秦桧，卖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终其一生都在替清朝卖命，也一直在为清政府背锅。
甚至在他临死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此时的李鸿章已不能说话，只剩下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7
李鸿章的几位敌对方，对他的评价都不低。
戊戌变法的梁启超说，对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在其煌煌大作《李鸿章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时，曾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还对李鸿章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
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称李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与当时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法国总理甘必大，德国宰相俾斯麦齐名。
与他打过交道的西方外交官说，“李无疑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始终在尽他最大的努力来维护他国家的利益，但遗憾的是，他手中的筹码太少了。”
建立新中国的青年毛泽东曾说：“李鸿章是船，清政府是水，舟大而水浅，李鸿章这艘船在水里无法航行，施展不开。”
8
最能概括他的话，也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他曾说自己是一个“糊裱匠”，是在为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糊糊墙壁，裱裱门窗罢了。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秋风起，茅草屋是挡不住的，大厦倾，肉身之躯是扛不住的。
生逢乱世，身不由己，纵满腹乾坤，也回天乏术。
毕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9
应试教育里，他是丧权辱国的民族罪人，但是教科书里没有写，《辛丑条约》没有割地，中堂大人努力把损失讲到了最低。
教科书里也没有告诉我们，《马关条约》原本要赔的是“三万万两白银”，李中堂中的一颗子弹让条款变成了“两万万两白银”。
教科书里，片面地给出了一个“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人物形象，却来不及告诉我们一个立体、丰满的李鸿章。他在骂声中离世，百年之后依然骂声不绝，或许，我们应该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眼光，再来认一认他了。
年少不知李鸿章，长大方知真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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