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名媛”，因一首诗被人唾骂，晚年传送周恩来致张学良密信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以《马君武感时近作》为题，刊登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一首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这首诗名还有一首，两首一起原名为《哀沈阳二首（仿李义山北齐体）》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李义山即晚唐诗人李商隐，他的《北齐》二首是咏史之作，讽刺北齐后主高讳宠幸冯淑妃而亡国。
（剧照）
这段公案，不仅在当年热闹一时，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也是余波未尽。
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的矛头直指时任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斥责他在“九一八”日本关东军入侵之时不顾民族安危只知风流快活，终至东北沦陷。诗中涉及三个女人，赵四、朱五、胡蝶，在当时被一些民众视作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一度受到舆论指责。
此段公案涉及的三位名媛，赵四就是赵一荻，胡蝶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电影明星。同这两个名女人相比，绰号“朱五”的女人，似乎名不见经传，事实上，她也是民国时期名女人之一，被称为“北洋名媛”。
（胡蝶）
对于马君武的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当时均未置一词，只有胡蝶在《申报》等报上刊登了一则辟谣启事。胡蝶晚年口述的《胡蝶回忆录》讲：“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事变后约一周。”
（赵四小姐）
张学良在晚年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采访时，承认不抵抗政策乃其所为，但谈起马校长的这首打油诗，依然耿耿于怀地说：马君武那个话实在不厚道，并为朱五小姐鸣冤：“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她（朱五）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跟她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开过一句玩笑！”
朱五后来在香港的一家餐厅里遇见了马君武先生，上去问：“你知道我是谁么？”马答不知，朱五说：“我就是你诗里写的朱五。”说完便拂袖而去。马君武顿感尴尬和不安。
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说到朱五，不能不说到她的父亲朱启钤。
朱启钤祖籍贵州紫江，1871年11月22日生于河南信阳，字桂莘、桂辛，号蠖园。
朱启钤是光绪年间举人。晚清时，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
进入民国后，1912年（民国元年）7月起，朱启钤历任北京政府陆征祥内阁、赵秉钧内阁交通总长。赵秉钧内阁倒台后的1913年7月，他曾一度代理国务总理。在熊希龄内阁内务总长，兼任京都市政督办等职务。
1914年他主持创建中国第一个公园：北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创建中国第一所博物馆：故宫古物陈列所（后并入故宫博物院）。
1930年朱启钤创办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并任社长；同年他被张学良委任为北平市长（未就任）。晚年他寓居上海。1949年后，他曾任全国政协委员，1964年2月26日他病逝于北京，享年93岁。
朱启钤从营造学社到织绣、漆器以及北戴河建设、北京市政工程，都有过贡献。学者王世襄曾经受朱老之托，注释《髹漆录》，他说
“从学术来说他是中国很多学科的奠基人”。董桥在《今朝风日好》里也赞誉朱启钤大半生提倡研究中国刺绣工艺和古建筑学，成就极大，地位极高。
（朱启钤和夫人及女儿）
朱启钤还有一项时人无法企及的“纪录”， 他一共10个女儿，名字都带一个“筠”字，其中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几位大小姐都是当时京津社交场上的明星人物。由于他游历过欧美，思想开放，从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动，因此朱家小姐们活跃于交际场合，时有朱家“八凤”之誉。
朱家“八凤“里，最出名的便是朱启钤的三女儿朱淞筠和五女儿朱湄筠。这两位姐妹的出名，都来自民国时期报纸登载的诗。
民国某日，上海进步党人之舆论机关《时报》便发表一首竹枝词讽刺当时内务总长朱启钤的女儿，诗曰：
“欲把东亚变西欧，到处闻人说自由。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
据说袁世凯阅报时见到上面的诗，颇为震怒，说：“都下女风，坏到如此。”于是就让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道“整顿闺阃风纪”的折子，训朱启钤严束闺女。
朱三小姐风貌实倾倒一时，愿为东床客者颇不乏人。使得三小姐左右为难，于是出一计策，说谁人能徒步追得上朱三小姐开的汽车，她便嫁谁。之后众情人皆徒步如飞追逐汽车，其后一姓毛的情人所及，三小姐乃下嫁于毛姓。“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就是说的这个事情。
至于朱五小姐朱湄筠，出名确实因马君武的那两首诗。
朱湄筠（1905—），当年号称“北洋名媛”。1930年朱湄筠结婚，夫婿是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主婚即为张学良。
朱家和张学良家是世交，往来密切，彼此之间颇有渊源。
当年张少帅身边有四位“副官”，其实形同弟兄，均为当时的“官二代”或“富二代”，这“四大少”是：曹汝霖的公子曹璞、东北保安总司令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大富豪何东的儿子何世礼，还有一个就是朱五小姐的二哥朱海北。
除了与张家这一层关系，朱启钤和周自齐、叶恭绰、赵庆华的关系也堪称莫逆，是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手下的“四大天王”。
赵庆华就是赵四小姐的父亲。朱家的六小姐朱洛筠与赵四为天津华西女中的同班学友。后来朱六小姐嫁给了张学良同父异母的胞弟张学铭（民国时曾任天津市长），两个同学又成了“妯娌”。
除了朱五朱六，朱家还有两位小姐也与张家有关联：朱四小姐嫁给了张学良的副官飞行员吴敬安。朱九小姐则嫁给了张学良的把兄弟吴泰勋。
朱二小姐朱淇筠的夫婿，叫章以吴，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的同学。章以吴父亲为前清翰林章梫，与朱启钤曾同时在京师大学堂译书馆共事。1913年，章以吴与朱淇筠正式结婚，1914年朱淇筠生下一子，初名章宏道，后改名章文晋，曾任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朱启钤最小的十女儿朱浣筠，嫁给了卢致德。卢致德后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美国纽约大学，曾任蒋介石的保健医官。1949年后到台湾，为台北荣民总医院首任院长，与幽禁中的远房亲戚张学良、赵一荻有所往来。
“九一八事变”前后，朱五小姐住在天津，而朱光沐则奔波于沈阳、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他们天各一方，时有书信往来，朱光沐曾引古人：“心如膏火，独夜自煎；思等流波，终朝不息”的诗句来表达相思之苦。
朱光沐，字秀峰，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法科毕业。身为张学良的贴身秘书，朱光沐后官至北平绥靖公署总务处处长，张学良遭软禁后，他又跟着宋子文干了好长时间。
朱光沐和朱湄筠育有一女，名为朱萱，香港大学毕业，从影后改名秦羽，是当年香港学历最高、英文造诣最深的电影明星，曾与张爱玲、林黛合作拍摄电影《情场如战场》。秦羽后来改行当编剧，易名为秦亦孚，以《星星月亮太阳》和《苏小妹》两度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朱五小姐最后一次引人瞩目，已是多年以后。
（周恩来和朱启钤）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宴会上，回忆了当年他在延安两次会晤张学良将军的往事，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席间，许多东北军旧部泪水潸然。张学铭和张学思对他们阔别多年的兄长张学良的怀念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席间响起一片哭声。面对此情此景，更让周恩来思念仍在台湾秘密幽禁中的张学良。
周恩来决定亲笔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再写一封信。可是，海峡两岸虽然近在咫尺，给张学良捎信却比登天还难。
朱湄筠成为了最好的送信人选。朱湄筠在香港定居，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设法与朱湄筠取得联系。
行前，朱启钤先生（时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已向有关部门提供了他的亲笔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朱湄筠获悉周恩来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动念，十分感动，当即答应一定亲往台湾转交密信。这时，周恩来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的信件———用毛笔在雪白信笺上写下16个饱含深意的字：
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在这封既无收信人名号，也没有地址的信上，周恩来鉴于当时台湾当局对张学良严加监禁的情势，他本人也没有任何署名。但由于张学良与周恩来有过多次书函往来，所以张学良肯定熟悉周恩来那风格特殊的毛笔字。
1962年10月10日，张学良有一次公开活动，朱湄筠通过从前在天津结识的黄仁霖（张学良至友、宋美龄的大管家），把她从香港带至台北的一盒糖果（内有密信），转交给当时住在董显光（张学良的基督老师，国民党前驻美国大使）家里的张学良夫妇。
黄仁霖不知这盒高级糖果内的玄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之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来和张学铭、张学思的信，才辗转送到张学良的手里。
（张学良和蒋介石）
1985年初，朱湄筠八十大寿，朱家后裔亲属从世界各地赶到香港庆贺，曾经的“北洋名媛”此后淡出了公众的视野。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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