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早在童蒙时代，就史书不离左右。到南开中学后，开始涉猎西方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等的经典著作。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以历史作为革命武器，领导文化界积极开展斗争。历史学家侯外庐曾回忆说：抗战时期在重庆，周恩来“把我们一群渴望为抗战出力，有志于研究而困难重重的学术工作者组织起来……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学风正派、方向明确、大家同舟共济、人人脚踏实地的研究环境。”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1959年4月29日，他发表《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的讲话，强调“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历史遗产贡献出来”。1971年4月20日，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指出：要多出历史书，“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
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笔下，周恩来浑身散发着中国古典文化气息，“他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人上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周恩来的读史状态同样令人颇多感慨。1973年3月26日，他在送给毛泽东的一个报告中说：“凌晨读《史记•汲黯、郑庄列传》及太史公曰云云，深有所感，愧未能及。”要知道，两周前他刚刚写了治病请假报告。作为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在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一句“愧未能及”，足以见出周恩来以历史先贤为标尺磨炼和提升品格修养的不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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