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年代，他与齐白石、徐悲鸿、何香凝、黄宾虹、刘海粟、傅抱石等一大批20世纪中国美术名家的交往，已成为美术界和全社会传颂的佳话。而他亲力亲为领导的许多美术活动和工作，更是事关中国美术发展的道路。今天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3周年的日子，让我们一起通过他为美术界做的贡献，来缅怀这位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好总理。
接见木刻艺术家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迅速、及时地把文艺工作全面转入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轨道，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自始至终都关心着抗战美术运动，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美术家的关怀上，他多次会见进步的美术家，不断给予他们教诲。
▲ 王琦 战斗的旗帜(鲁迅与青年运动) 黑白木刻 36×48cm
他指出：“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木刻比较易于结合现实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而且易于传播，影响比较大。”当时，王琦的木刻作品被刊登在南方局主编的《战时青年》杂志上，周恩来见后也赞叹“我们也有这样好的木刻家”。王琦在《永难忘怀的纪念》这篇文章中回忆：
我当时为每期杂志作封面木刻，杂志的负责同志常常把总理对那些木刻作品的意见转告我，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以一个青年艺术学徒的身份，竟能聆听到这样一个伟大的党的领导人对我的亲切教诲，怎不令人感到万分的幸福呢？总理还要他们转告我，要我多为《新华日报》提供木刻作品，我一直把总理的指示当作责无旁贷的光荣的义务。
▲ 古元 人桥 油套 20cm×35.5cm 1948年
1946年，“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在上海举行举行后不久，周恩来会见了全国木协负责人李桦、陈烟桥、野夫等人，肯定了八年木刻展的巨大成就和影响，认为这是木刻运动的新高潮，同时强调了连环木刻的重要性，并对之后的工作做了指示。
关怀新中国连环画出版
1951年，全国第一家中央直属的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周恩来题写了社名，随后地方美术出版社成立，也都沿用了这一题名。根据姜维朴回忆：“萨空了同志说，人民美术出版社是周总理题字，周总理一再教导，不要忘了前面两个字‘人民’，一定要为广大人民服务。要发展中国连环画事业：第一，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大人看，小孩看，有文化要看，没有文化也要看；第二，要尽快建成文化基地，这是关系到下一代的事情，这个任务很重。”
▲ 题词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过筹备，人民美术出版社很快就成立了连环画编辑室，出版了一系列的连环画，有反映儿童生活的《我要读书》等，古典题材的《水浒传》《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等，反映现实题材的《志愿军画传》，这些连环画出版物很受读者欢迎，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不仅孩子看，更多青年和大人看，还有一些被翻译成外文。
▲ 王绪阳、贲庆余 《我要读书》 连环画
1959-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加上“左”的思想和“浮夸风”的影响，连环画出版工作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1965年12月，文化部召开了全国年画、连环画出版工作会议。会议结束的前夕（12月25日），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接见了与会代表，周恩来等领导人绕场一周向大家挥手致意后与参会者合影。
“文革”开始后，连环画出版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正常工作几乎停滞。1970年和1971年，周恩来两次接见国务院出版口（临时性的出版领导机构）领导小组。在询问青少年图书出版情况时，他一再要求出版单位尽快恢复业务，并询问：有没有人编“小人书”？负责人要抓一下连环画工作，新书要出，过去的也要选一些好的再版，一定要解决青少年没有书看的问题！
▲ 晚年周恩来
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于1971年3月15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4月12日，周恩来接见会议领导成员和部分代表（共30余人），会见时间是凌晨1点05分到5点20分，地点在国务院会议厅（陪同周恩来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先念、吴庆彤等人）。参加会见的姜维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十分激动。总理面带慈祥的笑容说：
你们都受到冲击了吧，受冲击，不要紧嘛，犯了路线错误，认识了、改了就好，要站出来工作，你们都是党员，现在群众没有书看，孩子们没有书看，任务紧急啊！你们不干，谁干啊……
▲ 刘继卣 《鸡毛信》 连环画
这次会议期间，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人民美术出版社向会议报了重版的一批连环画选题。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先整理、再版了一批优秀的连环画，后又组织编绘了一批新作，如《黄继光》《杨根思》《一块银元》《艳阳天》《金光大道》《红旗渠》《列宁在1918年》《铁人王进喜》《无产阶级的歌》……部分作品印刷达数百万册，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鸡毛信》《岳飞传》等都供不应求，书店门前几乎天天排着长队。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停刊多年的《连环画报》也于1973年10月正式恢复出版。
创建中国画院
1956年4月28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56年6月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会议，作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决定。有关画院的命名，胡絜青回忆：
1953年，总理为齐老过生日，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宴会，约请了在京的著名老画家出席作陪，其中有画家秦仲文、陈半丁、于非闇、吴镜汀、胡佩衡，舍予和我应邀出席。在此之前，国画家们曾上书总理，诉说中央美术学院停发聘书之后他们感到没有出路。总理特意把北京国画界的代表人物聚在一起，当面听取意见。他一方面在中西两派画家之间做调解工作，呼吁大家团结起来，发挥各自的传统优势，为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兴盛发达而共同努力；另一方面又萌发了一个新想法，与其长期僵下去，不如单独成立一个国画家的专门机构，由国家来办，组织国画家搞创作，切磋技法，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只是不搞教学。这便是1957年北京画院的由来。总理还对“国画”这个词发表了看法，认为这样分类不利于团结，不如叫“中国画”。画院成立的时候，便称作“中国画院”。
▲ 1956年9月1日，周恩来总理出席“授予齐白石世界和平理事会国际和平奖金仪式”并与齐白石亲切交谈
针对中国画的继承传统问题，周恩来作了明确指示。他说：“吸收传统，也不是样样都吸收，还是要批判接受，要鉴别。”周恩来还热切地希望美术界“加强研究，不断提高，超过前人”。
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勉励广大美术工作者“努力创作”，“要首先明确为何人创作，为何人服务”，一再强调了毛泽东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周恩来还嘱咐要努力培养青年，教育青年在幸福时还要想到困难的一面，要克服困难，要勤学苦练、吃苦耐劳。周恩来在讲话的最后强调：“要百花齐放，众美争妍。各种画派都应让它放一放，只有在长期的考验中，才能决定美不美。总之，要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创造新美术而奋斗！”
在面对新中国美术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周恩来不仅是站在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倡导美术创作要服务于人民，始终坚持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同时，他还秉持了一个学者的品格，关注传统、发扬精粹，以实现“百花争鸣、百家齐放”的文化繁荣。
本文参考《人民艺术家》杂志2018年第7期“周恩来与中国艺术”选题，欢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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