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名媛”，因一首詩被人唾罵，晚年傳送周恩來致張學良密信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時事新報》以《馬君武感時近作》為題，刊登了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的一首打油詩：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這首詩名還有一首，兩首一起原名為《哀瀋陽二首（仿李義山北齊體）》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李義山即晚唐詩人李商隱，他的《北齊》二首是詠史之作，諷刺北齊後主高諱寵幸馮淑妃而亡國。
（劇照）
這段公案，不僅在當年熱鬧一時，引起軒然大波，至今也是餘波未盡。
不難看出，這首打油詩的矛頭直指時任東北軍統帥的張學良，斥責他在“九一八”日本關東軍入侵之時不顧民族安危只知風流快活，終至東北淪陷。詩中涉及三個女人，趙四、朱五、胡蝶，在當時被一些民眾視作禍國殃民的“紅顏禍水”，一度受到輿論指責。
此段公案涉及的三位名媛，趙四就是趙一荻，胡蝶是民國時期著名的電影明星。同這兩個名女人相比，綽號“朱五”的女人，似乎名不見經傳，事實上，她也是民國時期名女人之一，被稱為“北洋名媛”。
（胡蝶）
對於馬君武的詩，身為當事人的張學良、趙四、朱五當時均未置一詞，只有胡蝶在《申報》等報上刊登了一則闢謠啟事。胡蝶晚年口述的《胡蝶回憶錄》講：“瀋陽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那時還跟明星公司攝影隊一起逗留在天津，沒有踏入北平一步，後來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時，已是事變後約一週。”
（趙四小姐）
張學良在晚年接受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採訪時，承認不抵抗政策乃其所為，但談起馬校長的這首打油詩，依然耿耿於懷地說：馬君武那個話實在不厚道，併為朱五小姐鳴冤：“我最恨馬君武的那句詩了，就是‘趙四風流朱五狂’……她（朱五）小的時候，我就認得她……我跟她不僅沒有任何關係，我都沒跟她開過一句玩笑！”
朱五後來在香港的一家餐廳裡遇見了馬君武先生，上去問：“你知道我是誰麼？”馬答不知，朱五說：“我就是你詩裡寫的朱五。”說完便拂袖而去。馬君武頓感尷尬和不安。
這些當然都是後話。
說到朱五，不能不說到她的父親朱啟鈐。
朱啟鈐祖籍貴州紫江，1871年11月22日生於河南信陽，字桂莘、桂辛，號蠖園。
朱啟鈐是光緒年間舉人。晚清時，曾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監督、北京外城巡警總廳廳丞、東三省蒙務局督辦、津浦路北段總辦。
進入民國後，1912年（民國元年）7月起，朱啟鈐歷任北京政府陸徵祥內閣、趙秉鈞內閣交通總長。趙秉鈞內閣倒臺後的1913年7月，他曾一度代理國務總理。在熊希齡內閣內務總長，兼任京都市政督辦等職務。
1914年他主持創建中國第一個公園：北平中央公園（今北京中山公園），創建中國第一所博物館：故宮古物陳列所（後併入故宮博物院）。
1930年朱啟鈐創辦研究中國古代建築的學術機構中國營造學社，並任社長；同年他被張學良委任為北平市長（未就任）。晚年他寓居上海。1949年後，他曾任全國政協委員，1964年2月26日他病逝於北京，享年93歲。
朱啟鈐從營造學社到織繡、漆器以及北戴河建設、北京市政工程，都有過貢獻。學者王世襄曾經受朱老之託，註釋《髹漆錄》，他說
“從學術來說他是中國很多學科的奠基人”。董橋在《今朝風日好》裡也讚譽朱啟鈐大半生提倡研究中國刺繡工藝和古建築學，成就極大，地位極高。
（朱啟鈐和夫人及女兒）
朱啟鈐還有一項時人無法企及的“紀錄”， 他一共10個女兒，名字都帶一個“筠”字，其中七小姐浦筠、八小姐沚筠早夭。朱家的幾位大小姐都是當時京津社交場上的明星人物。由於他遊歷過歐美，思想開放，從不限制子女的社交活動，因此朱家小姐們活躍於交際場合，時有朱家“八鳳”之譽。
朱家“八鳳“裡，最出名的便是朱啟鈐的三女兒朱淞筠和五女兒朱湄筠。這兩位姐妹的出名，都來自民國時期報紙登載的詩。
民國某日，上海進步黨人之輿論機關《時報》便發表一首竹枝詞諷刺當時內務總長朱啟鈐的女兒，詩曰：
“欲把東亞變西歐，到處聞人說自由。一輛汽車燈市口，朱三小姐出風頭。”
據說袁世凱閱報時見到上面的詩，頗為震怒，說：“都下女風，壞到如此。”於是就讓肅政史夏壽康上了一道“整頓閨閫風紀”的摺子，訓朱啟鈐嚴束閨女。
朱三小姐風貌實傾倒一時，願為東床客者頗不乏人。使得三小姐左右為難，於是出一計策，說誰人能徒步追得上朱三小姐開的汽車，她便嫁誰。之後眾情人皆徒步如飛追逐汽車，其後一姓毛的情人所及，三小姐乃下嫁於毛姓。“一輛汽車燈市口，朱三小姐出風頭”就是說的這個事情。
至於朱五小姐朱湄筠，出名確實因馬君武的那兩首詩。
朱湄筠（1905—），當年號稱“北洋名媛”。1930年朱湄筠結婚，夫婿是張學良的秘書朱光沐，主婚即為張學良。
朱家和張學良家是世交，往來密切，彼此之間頗有淵源。
當年張少帥身邊有四位“副官”，其實形同弟兄，均為當時的“官二代”或“富二代”，這“四大少”是：曹汝霖的公子曹璞、東北保安總司令吳俊升的兒子吳泰勳、大富豪何東的兒子何世禮，還有一個就是朱五小姐的二哥朱海北。
除了與張家這一層關係，朱啟鈐和周自齊、葉恭綽、趙慶華的關係也堪稱莫逆，是交通系首領梁士詒手下的“四大天王”。
趙慶華就是趙四小姐的父親。朱家的六小姐朱洛筠與趙四為天津華西女中的同班學友。後來朱六小姐嫁給了張學良同父異母的胞弟張學銘（民國時曾任天津市長），兩個同學又成了“妯娌”。
除了朱五朱六，朱家還有兩位小姐也與張家有關聯：朱四小姐嫁給了張學良的副官飛行員吳敬安。朱九小姐則嫁給了張學良的把兄弟吳泰勳。
朱二小姐朱淇筠的夫婿，叫章以吳，是周恩來在南開中學的同學。章以吳父親為前清翰林章梫，與朱啟鈐曾同時在京師大學堂譯書館共事。1913年，章以吳與朱淇筠正式結婚，1914年朱淇筠生下一子，初名章宏道，後改名章文晉，曾任新中國外交部副部長。
朱啟鈐最小的十女兒朱浣筠，嫁給了盧致德。盧致德後考入北京協和醫學院和美國紐約大學，曾任蔣介石的保健醫官。1949年後到臺灣，為臺北榮民總醫院首任院長，與幽禁中的遠房親戚張學良、趙一荻有所往來。
“九一八事變”前後，朱五小姐住在天津，而朱光沐則奔波於瀋陽、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他們天各一方，時有書信往來，朱光沐曾引古人：“心如膏火，獨夜自煎；思等流波，終朝不息”的詩句來表達相思之苦。
朱光沐，字秀峰，浙江紹興人，北京大學法科畢業。身為張學良的貼身秘書，朱光沐後官至北平綏靖公署總務處處長，張學良遭軟禁後，他又跟著宋子文幹了好長時間。
朱光沐和朱湄筠育有一女，名為朱萱，香港大學畢業，從影后改名秦羽，是當年香港學歷最高、英文造詣最深的電影明星，曾與張愛玲、林黛合作拍攝電影《情場如戰場》。秦羽後來改行當編劇，易名為秦亦孚，以《星星月亮太陽》和《蘇小妹》兩度獲得金馬獎最佳編劇獎。
朱五小姐最後一次引人矚目，已是多年以後。
（周恩來和朱啟鈐）
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紀念西安事變25週年的宴會上，回憶了當年他在延安兩次會晤張學良將軍的往事，即席發表了感人肺腑的講話。席間，許多東北軍舊部淚水潸然。張學銘和張學思對他們闊別多年的兄長張學良的懷念之情，更是難以用語言表達。席間響起一片哭聲。面對此情此景，更讓周恩來思念仍在臺灣秘密幽禁中的張學良。
周恩來決定親筆給失去聯繫多年的張學良再寫一封信。可是，海峽兩岸雖然近在咫尺，給張學良捎信卻比登天還難。
朱湄筠成為了最好的送信人選。朱湄筠在香港定居，有關部門派人去香港，設法與朱湄筠取得聯繫。
行前，朱啟鈐先生（時任中央文史館館員）已向有關部門提供了他的親筆信和朱湄筠女士在港地址。朱湄筠獲悉周恩來有與張學良通信的動念，十分感動，當即答應一定親往臺灣轉交密信。這時，周恩來才動筆寫了一封經過深思熟慮的信件———用毛筆在雪白信箋上寫下16個飽含深意的字：
為國珍重，善自養心；前途有望，後會可期。
在這封既無收信人名號，也沒有地址的信上，周恩來鑑於當時臺灣當局對張學良嚴加監禁的情勢，他本人也沒有任何署名。但由於張學良與周恩來有過多次書函往來，所以張學良肯定熟悉周恩來那風格特殊的毛筆字。
1962年10月10日，張學良有一次公開活動，朱湄筠通過從前在天津結識的黃仁霖（張學良至友、宋美齡的大管家），把她從香港帶至臺北的一盒糖果（內有密信），轉交給當時住在董顯光（張學良的基督老師，國民黨前駐美國大使）家裡的張學良夫婦。
黃仁霖不知這盒高級糖果內的玄機，不費吹灰之力就將之安全送到董家。至此，周恩來和張學銘、張學思的信，才輾轉送到張學良的手裡。
（張學良和蔣介石）
1985年初，朱湄筠八十大壽，朱家後裔親屬從世界各地趕到香港慶賀，曾經的“北洋名媛”此後淡出了公眾的視野。
（本文圖片為網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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