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接受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小組訪談時坦誠的說：“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裡。我簡單地說，可以說我就是共產黨……我跟共產黨有來往，早就有來往……換句話說，我是同情共產黨，我認為共產黨對中國有益處，而且認為共產黨是愛國的……我同情他們，不但同情他們，我擁護他們，這是真正我的內心……”
張學良在“九一八”五週年紀念大會上
張學良要求入黨的文獻最早見於劉鼎1936年6月30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這封電報由於發電和譯電的技術原因，譯文上存在著許多明顯的錯誤。可讀懂的內容中第四條寫道：“日要求入我黨耳，求專人訓練。”這裡的“日”是當時張學良的代號。這句電文的的意思是：張學良主動要求加入共產黨，要求派專人加以訓練。
青年劉鼎
關於這位封電報的真實性，楊奎松先生在其著作《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中明確寫道：“關於張學良要求加入共產黨的情況，在1986年前蘇聯出版的《共產國際與中國》的文件彙編裡，就已經被披露出來了。裡面公佈了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其中就提到這件事，電報明確提出共產國際不能同意中共中央根據張學良要求準備發展其入黨的提議。該文件在1988年《中共黨史研究》第二期上發表，因此也為中國許多學者所知。”
張學良要求入黨，主要是出於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信服與信任，也有爭取共產國際及蘇聯同情與支持，實現西北大聯合的現實目的。
早在張學良下野赴歐洲考察期間，曾打算訪問蘇聯，但蘇聯方面因其父子在1928年查抄蘇聯大使館、殺害李大釗等一批共產黨員以及1929年東北當局單方面挑起中東路戰爭而心存芥蒂，沒有批准他的訪蘇要求。
張學良攜于鳳至及子女赴歐洲考察
張學良要求入黨的願望同樣因為上述原因受到共產國際的反對而受阻，但他在當時的特殊歷史時期是以秘密黨員的身份履行著黨員的職責。他在共產黨紅軍最艱難困苦的時刻曾給予大量援助。據東北軍軍需賬目顯示，從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膚施（今延安）秘密舉行會談直至張學良送蔣回南京被扣押，張學良資助紅軍款項高達76萬元。張學良與周恩來會談當日，送給周恩來一本紀念《申報》創刊60週年中國地圖冊。會談後，他向紅軍贈送私款2萬銀元，後贈送法幣20萬元並撥給紅軍步槍2500支，子彈6萬發。1936年張學良受董健吾委託派李杜將毛澤東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送往蘇聯。並慷慨支助行程費10萬元。儘管心知肚明的張學良並未詢問董健吾所護送的兩個孩子具體是誰家的，但董健吾的身份他很清楚，特別是聽董說“孩子在上海卻有諸多不便”，多少也能明白孩子一定與共產黨有關。
周恩來夫婦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1936年隆冬時節，時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的鄧小平感染了傷寒，持續高燒不退。由於國民黨的持續圍剿與封鎖，根據地軍需尤其是藥品奇缺，鄧小平不能得到及時的醫治，病情愈發嚴重，命懸一線。萬般無奈之下週恩來想到了張學良，指示身在西安的葉劍英去找張學良解決紅軍的藥品和冬裝。張學良知道後以把棉衣和藥品、食品等軍需送往蘭州為名，將行程時間路線告知葉劍英，讓紅軍在途中秘密截留。滿載軍需的一隊卡車浩浩蕩蕩的被劫至延安，這批物資中有一批煉乳，率隊的聶榮臻當即決定將煉乳全部送給鄧小平。如今看似平常的煉乳，送到鄧小平的口中真是雪中送炭，加上藥物的配合、及時治療。鄧小平轉危為安。鄧小平的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詳細地提到了這件事。1994年7月20日，原國家主席楊尚昆在參觀大帥府後說：“張學良將軍在當時複雜的環境下，給紅軍以巨大的支持，他是抗戰的最大功臣，也是我黨的最好朋友。”
張學良領導發動的西安事變是獻給共產黨紅軍最好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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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劉長春 趙傑：《張學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
[2]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3]張氏帥府博物館：《走進大帥府走近張學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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