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帥張學良、電影皇后胡蝶與國民黨元老馬君武本來是毫不相干的三個人，但一場文墨官司卻把他（她）們三人的名字聯繫到一起。關於張、胡、馬之間的這場文墨官司，流傳很廣，版本也很多，以訛傳訛的地方也在所難免。為此，筆者查閱了當年的上海《時事新報》、《申報》、《生活週刊》等報刊，以第一手資料，對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做一比較完整準確的勾畫。
三人文墨官司的由來
在少帥張學良整整100年的漫長人生中，其感情生活起伏變化很大，青少年時代作為軍閥的公子哥兒，在感情上是浪漫不羈的。張學良晚年曾坦誠對人說：“我年輕時什麼都來，最喜歡女人和賭博。”並且賦詩：“平生無憾事，唯一愛女人。”
早年私生活的不檢點自然會成為政敵和輿論非議的靶子。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因為執行蔣介石對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而丟掉東北三省，致使他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他的不檢點的私生活同樣成為非議的話題之一。進步報人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發表《東北的漆黑一團》一文指出：“少帥的確沒有名義上的姨太太的。然而後宮佳麗卻足有數十人，這數十位實際姨太太，優伶也有，娼妓也有，次要人的太太小姐也有。總而言之，他的穢德，在東省是彰聞的。他的大煙癮也是蓋世無雙，一槍在手，美人在懷，神魂顛倒，樂不思蜀，無怪乎日兵一到，只能把遼、吉揖讓恭送。”
一位署名“越民”的讀者給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發來一篇《不愛江山愛美人》的小文章，文章說：“確息，一月以前，日人攻沈之久，某青年長官尚在中和看梅蘭芳，至十時許，梅伶遲遲不出臺，而瀋陽之急電無已，長官為之頓足再四，悻悻出院。次夕再往，觀眾大譁，於是逮捕十餘人（平津各報無敢登者），近日上海明星公司明星蝴蝶女士來平，長官好整以暇，於打完高爾夫球之暇，頗與女士有所酬酢，故大受女士之垂青雲。”國民黨元老、北平民國大學校長馬君武在上海《時事新報》等報紙上也發表感時近作《哀瀋陽》詩二首：
（一）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那管東師入瀋陽。
（二）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嬌舞幾回。
馬君武詩中的趙四即張學良的紅粉知己趙一荻；朱五即朱湄筠，原北洋政府內務總長、代總理朱啟鈐的第5個女兒；蝴蝶則是隱指上海著名電影明星、電影皇后胡蝶。
據馬君武自稱，此詩是仿李義山《北齊》體而作，原詩是這樣的：
一笑相看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
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
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圍。
詩中所說的小憐是北齊皇后婢女，貌美，喜著戎衣，為後主高緯（公元565—576年在位）所寵愛，被封為淑妃，與之坐則同席，騎則並馬，兩人常出外打獵消遣。有一次，遇到北周軍入侵，丞相隱匿軍情不報，致使晉陽失陷。高緯欲率軍南下，小憐於此時恃寵撒嬌，堅持再獵一圍，致誤反攻時機。後來，高緯反攻晉陽，城內北周軍已漸感不支，城垣崩潰，在這個關鍵時刻，高緯卻忽然下令停止攻擊。他的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要讓小憐看看他大軍破城的景象，而小憐此時正在梳妝，良久未竟。北周軍遂利用這段時間搶修城防。等小憐妝成後，雙方繼續會戰。高緯帶小憐並馬在高地上觀戰。北齊軍右翼稍後移，小憐誤以為敗退，遂在馬上驚呼：“我軍敗了！”他倆急忙撤離戰場，以致北齊軍軍心動搖，一敗而不可收拾，導致北齊政權很快滅亡。
從上述情況可知，馬君武的《哀瀋陽》是借古諷今，說張學良不重江山重美人，在九一八事變之夜猶與胡蝶翩翩起舞，結果把東北三省給斷送了。馬君武的詩作發表後，各報廣泛為轉載，並傳誦一時。從此，張學良被國人罵為“風流將軍”、“不抵抗將軍”；胡蝶則被視為“紅顏禍水”，承受很大的精神壓力。
胡蝶出面闢謠
對於馬君武的詩，身為當事人的張學良、趙四、朱五均未置一詞，只有電影皇后胡蝶在《申報》等報刊上刊登一則闢謠啟事，鄭重聲明：
蝶於上月為攝演影劇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適逢國難，明星同人乃開會集議公決抵制日貨，並規定罰規，禁止男女演員私自出外遊戲及酬酢，所有私人宴會一概予以謝絕。留平五十餘日，未嘗一涉舞場。不料公事回申，忽聞海上有數報登載蝶與張副司令由相與跳舞而過從甚密，且獲巨值之饋贈云云。蝶初以為此種捕風捉影之謠，不久必然水落石出，無須亟亟分辨乃日。昨有日本新聞將蝶之小影與張副司令之名字並列報端，更造作饋贈十萬元等等之蜚語，其用意無非欲借男女曖昧之事，不惜犧牲蝶個人之名譽，以遂其汙衊陷害之毒計。查此次日人利用宣傳陰謀，凡有可以侮辱我中華官吏與國民者，無所不用其極，亦不僅只此一事。惟事實不容顛倒，良心尚未盡喪，蝶亦國民一分子也，雖尚未能以頸血濺仇人，豈能於國難當前之時，與負守土之責者相與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國恨”，是真狗彘不食者矣。嗚呼！暴日欲遂其併吞中國之野心，造謠生事，設想之奇，造事之巧，目的蓋欲毀張副司令之名譽，冀阻止其回遼反攻。願我國人，悉燭其奸而遂其借刀殺人之計也。
胡蝶闢謠啟事登出後，明星電影公司導演張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鄭小秋、龔稼農、夏佩珍等全體演職員，也在《申報》上發表啟事為胡蝶作證，啟事說：
胡女士闢謠之言，盡屬實情實事。同人此次赴平攝取《啼笑因緣》、《舊時京華》、《自由花》等外景部分，為時幾近兩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獨胡女士未嘗違犯公司罰規而外出，更未嘗得見張副司令一面。今赴平之男女演職員同住東四牌樓三條衚衕十四號後大院內，每值攝片同出同歸，演員中更未嘗有一人獨自出遊者。初到及歸前數日，或出購買物件亦必三五成群，往返與偕，故各人行動無不盡知。同人非全無心肝者，豈能容女演員作此不名譽之行動？尚祈各界勿信謠傳，同人願以人格為之保證焉！歸自北平之張石川、洪深、董天涯等全體職員及鄭小秋、龔稼農、夏佩珍等全體演員同啟。
事實是，明星影片公司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40餘人在導演張石川率領下，於1931年9月中旬離開上海北上，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才到達天津。胡蝶在回憶錄中說道：“我們到達天津時，見到大批撤下來的軍隊，知是瀋陽失守了。”所以，胡蝶到北平，當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所謂九一八事變之夜胡蝶與張學良翩翩起舞一事純屬子虛烏有，純屬攻擊者的想象。胡蝶在北平50餘日，始終未與張學良謀一面，後來張學良因事到上海，有人想介紹他與胡蝶相見，張學良婉言謝絕了。他就：“如果這樣，謠言豈不得到證實？”遂一笑置之。張學良與胡蝶可說是“素昧平生”。胡蝶在晚年寫的回憶錄中特別指出，馬君武的詩是一段“莫須有的公案”，這是可信的。1964年，胡蝶從美國到臺灣，有人再次問她願不願意見張學良。胡蝶說：“過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了，現在相識，豈不又給人以題目嗎？”另外，還有人說，朱湄筠在抗戰期間曾在香港一家飯店中看到馬君武，就走過去對他說：“馬先生，你認識我嗎？我就是你詩中所寫的朱五小姐。”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
馬君武借詩洩私憤
馬君武的兩首詩誠然不免牽強附會，並沿襲了古代“紅顏禍水”的偏見，但卻反映了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和愛國人士憂國憂民的心情，對於蔣介石、張學良推行“不抵抗政策”喪失祖國大片河山表達了強烈不滿和痛心，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共鳴，很快流傳開來，成為膾炙人口的詩句。馬君武后來對人自誇說，他的《哀瀋陽》詩足以和明朝末年吳梅村祭酒譴責降清大將吳三桂的詩《圓圓曲》媲美，永垂史冊。
但是，根據張學良當年的秘書惠德安的回憶，馬君武寫這兩首詩，還有他和張學良個人之間的恩怨因素，並非完全出自愛國的公心。惠德安說：
馬君武，廣西人，早年留學德國，取得個工學博士學位，在北平創立一所民國大學，這所私立大學，基金很少，由大學的董事會籌措經費維持它。馬君武聽傳說張學良曾給天津張伯苓辦的南開大學，捐助不少辦學金。馬幾次求見張，請他拿出一筆款助學，由於東北情況緊張，又加張的身體不好，沒能邀見他，他很不滿意。事情湊巧，“九一八”事變後的這些天，北平學生去順承王府請願共赴國難。張接見了學生並講了話，馬君武認為既能接見學生，為什麼不能會見他。他特往順承王府承啟處，要求無論如何也得見張，不見，他就不走，要在承啟處坐以達旦。張學良只好會見他。據當時財政部冀晉察綏特派員荊有巖同志說，張見馬以後，張曾詢問荊能否設法給“民大”弄點錢？荊說他那特派員公署，每月支付班禪北平辦事處、蒙藏委員會駐平機構、外交部辦事處以及其他一些額外開支，數目就很可觀。現在東北出了問題，以後的軍餉能否發出去，都成疑問。馬校長在這時候，要那麼多錢，豈不是給我們出難題？張聽了以後，久久未作表示。幾個月後，馬君武從上海寄給張一封信，作最後的要求。張回信的大意是，現今的軍事費用，已窮於籌措，風起雲湧的東北義勇軍，且無力接濟，對於“民大”，實已愛莫能助。
惠德安以當事人的身份說的這個事情也很難否定，不能排除馬君武藉機發洩對張學良的怨氣的可能。如果是這樣，馬君武的《哀瀋陽》詩就包含有公私兼顧的含義。
不管出於什麼樣的動機，馬君武的詩確實給張學良造成很壞的影響，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張學良對此倍感痛苦，但他從未作公開或書面的辯解。他最氣的是人家說他與朱五小姐有染，是天大的冤枉，後來連玩笑都不敢與部下的太太開了。
五年以後張學良與楊虎城聯合發動扭轉乾坤的西安事變，張學良為此失去人身自由，也徹底告別了放蕩不羈的生活。在數十年的牢獄生活中，張學良卻贏得了堅貞的愛情，與趙一荻的愛情成為一段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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