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張學良作為送毛岸英、毛岸青赴莫斯科的策劃主角值得質疑。
早些年，有人在文章中繪聲繪色地寫道：“張學良對董健吾說，‘最近李杜將軍要到蘇聯去一趟，說是去考察，實際上是要把撤退到蘇聯的抗日義勇軍重新組織起來，帶回國內，藉此機會，我想讓李將軍把你的三個孩子（注：指董健吾的一個孩子及岸英、岸青）帶到蘇聯，你們看這麼辦是否妥當？’對張學良的安排，董健吾表示同意。張學良又說：‘三個孩子的出國費用由我負責。’隨即將一張10萬法郎的支票給了董健吾，要他儘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國的準備。”
我認為，將張學良、李杜作為送毛岸英、毛岸青赴莫斯科的策劃主角是值得質疑的。
一是，送毛澤東兩個孩子（毛岸英、毛岸青）赴蘇經過，馮雪峰在1968年的回憶材料中寫得很清楚，義勇軍將領李杜和共產黨員楊承芳一道陪毛岸英、毛岸青到巴黎（康生在巴黎會見了李杜）是事實，但李杜去莫斯科是想同莫斯科的中共黨組織取得聯繫，目的是得到蘇聯的支援（如供給軍火）。毛岸英、毛岸青是馮雪峰交給楊承芳負責帶去的，是康生從巴黎將他們帶到蘇聯的。
二是，馮雪峰雖沒提到毛岸英、毛岸青赴蘇的費用，但從其回憶中可以看出，在上海的中共黨組織支付了他們在上海的寄託費用。由此可知，中共黨組織也是有能力支付毛岸英兄弟赴蘇費用的。
在我的個人收藏中，存有馮雪峰1968年寫的回憶材料中可以看出毛岸英、毛岸青赴蘇的大致經過 :
我於〔19〕36年4月中旬從瓦窯堡動身，中間通過東北軍，到西安是4月20日或21日，到上海是4月25日。到西安是去找一個禁菸委員會（地址和這禁菸委員會的名字我都已忘記），董健吾在那裡等我，董即同我同火車到上海。
……
〔19〕36年董健吾同徐強（老金）有聯繫是確實的，我到上海後，董就歸我直接聯繫，從此董同徐就沒有關係，我到上海前徐同董有聯繫（但他們相互間都不知道對方的住址），可能是以前承接下來的，但誰在過去領導徐強，我也不清楚，也許徐強對我說起過，我忘記了。
據董健吾對我說，〔19〕34年35年間，上海中央局某幾個重要領導人（我已不記得他們的名字，董當時說也只是代名和綽號如“胖子”之類，由於我都不認識也猜不到是誰，聽後也就忘了）都在他家裡住過，後來他們設法弄到船票到國外去了（這可能是事實，因如這在上海中央局被破壞之後，但這幾個“重要”領導人究竟是誰，我後來一直沒有聽說過，到現在也仍然不清楚）。
董健吾當時住的石庫門二開間二層樓的房子（地點當時公共租界西藏路以西泥城橋一帶），據說在過去是黨給的房租，他當時有兩個老婆，大老婆同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住在另一處，他同第二個老婆一個五六歲的兒子和丈母住在一起，全家每月開銷總在當時貨幣二百元以上。
主席兩個孩子（岸英、岸青）從〔19〕30年起就由上海黨組織寄在他那裡，據我瞭解是事實，我到上海時兩個孩子就住在他大老婆那裡。
我們到上海後的5月到7月之間，到他家的次數較多，也偶然在他家住過一天兩天，他的女兒（中學生）還給我做過幾次交通。他曾對我說過，我可以住在他那裡，說在他家裡是絕對安全的。我當初對他，一方面相當相信他，一方面也有警惕，因為他的社會關係複雜，我都不瞭解。我到上海後曾給過一筆相當數目大的錢，記得是他說起他已欠下了房租等相當大的債而後給的，同時也因為兩個孩子（指毛岸英、毛岸青——作者注）寄在他家裡，我認為應該給的。以後也給過幾次，不過記得數目都不大。
李杜的關係怎樣交到我手裡，我總追憶不起來。最大可能是由董健吾交到我這裡來的，但也可能是從沈鈞儒、章乃器或宋慶齡處轉來的。我記得我到上海後不久，大概〔19〕36年5月中旬，李杜已經同我聯上關係，我同他談話大概有二、三次，地點就在四馬路一家古董店（董健吾的關係）的樓上。李杜的義勇軍在東北，他找黨的關係，想同莫斯科的我們的黨組織取得聯繫，目的是得到蘇聯的支援（如供給軍火）。我當時派了楊承芳（我到上海後已有聯繫的一個同志原來總工會方面有關係的黨員），帶了他到巴黎去找同莫斯科聯繫的關係，因為楊承芳認識當時在莫斯科的中國同志中的人。我記得李杜同楊承芳從上海動身去巴黎是在〔19〕36年5月下旬，兩個孩子也確實是我交給楊承芳負責帶去的。
李杜和楊承芳從巴黎回上海是在7月或8月初。他們只到巴黎為止，未到莫斯科，他們到巴黎由楊承芳在巴黎找到了關係同莫斯科取得聯繫後，是康生從莫斯科到巴黎來同李杜談了話的，兩個孩子（岸英、岸青）就由康生同志帶到莫斯科去。根據當時楊承芳向我彙報，我現在還記得的一點是：當時康生認為李杜不是那麼可信任的，所以雖然不拒絕同他聯繫，但也不能肯定地答應他什麼。李杜回上海後同我見過一次面，只談到他同莫斯科的中國黨的領導同志見了面，沒有談到接洽了一些什麼事情。好像他就回東北去了，以後我同他就沒有再聯繫。
(原載《百年潮》題目 : 馮雪峰憶1936年毛岸英兄弟赴蘇經過 作者 :王金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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