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數字化是不可逆的趨勢。當下，金融科技充分運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手段，與傳統金融相較服務效率和風控能力大幅提升。但在金融科技迅速發展的背後，金融科技所帶來的風險問題也頻頻暴露。
如何監管飛速發展的金融科技?在日前召開的第三屆全球金融科技峰會上，來自監管和行業的相關人士共同探討了這一問題。
新特徵需多層次治理體系
會上，中國工商銀行原行長楊凱生首先就近期網貸行業出現“爆雷潮”的原因做出分析。他認為，網貸行業風險集中爆發的根本原因是大量平臺尚未完成整改，錯配、剛兌現象普遍，很多機構超過作為合規性要求之一的借款限額仍向企業貸款。客觀因素是部分借款人逾期不還款，致使一些充當信用中介的平臺本身出現資金問題。在這些連續的恐慌情緒渲染下，出借人謹慎出借，甚至提前轉賣債權。同時，我國的投資者教育並不完善，很多投資者主觀意識是盲目的，對金融的本質缺乏認識。
有人認為當下過於嚴苛的監管指標和較短的整改期限導致很多平臺選擇惡性退出的方式退場，但楊凱生認為這種看法有失偏頗。“不應歸咎於強監管。相反，我國P2P和金融科技行業整體的持續發展謀出路，必須堅持監管的參與，制定更完善的行業規範，嚴懲惡性違約。”楊凱生說。
實際上，金融科技在發展之初，我國相對寬鬆的監管環境曾為金融的數字化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平臺。不過，談及未來對金融科技的監管，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會長李東榮表示，現階段金融科技的發展呈現一些新特徵，主要表現在供給主體的多樣性、多重風險的交叉性和跨界融合的複雜性，應對金融科技所面臨的這一系列機遇和挑戰，合理監管，搭建多層次金融科技治理體系勢在必行。
監管要做到全覆蓋
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以及監管機構對金融科技的理解和認識加深，相關的監管措施以及協調機制也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李東榮認為，對金融科技行業的監管既要體現傳統金融監管的延續性，又要充分體現信息化時代的適應性。應該貫徹落實所有的金融業務都要納入監管的基本要求，同時加強金融監管部門以及中央和地方監管的統籌協調，在中央和地方以及部門之間形成有效的互補，產生合力。
“中國的信用體系尚未建成，單純指望點對點的信息中介很難實現這一構想，把行業監管的責任放給某一級政府是不負責任的。”和李東榮持相似觀點的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也強調，“做金融行業不能是農貿市場，來了就來，走了就走。對金融科技行業的監管要全覆蓋。”
由此看來，我國及早搭建起穩定、完整的監管體系對於金融科技行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世界上其他國家，例如新加坡、美國、英國等等，他們的金融科技行業在過去十年的發展速度不及中國，但是相對更穩定，歸功於這些國家原本已建立起的金融監管體系相對更健全。”陸金所聯席董事長兼CEO計葵生認為，我國在加強內部監管體系建設的同時，還應積極探索和尋求國際合作。
“美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在監管新科技和監管沙箱等新手段、新模式的探索方面有很多經驗，我們可以借鑑他們利用數字技術改進金融科技監管的流程和思路。”計葵生說道。
世界經合組織金融和企業事務局副局長Mathilde Mesnard在峰會上也介紹了她對於推動金融科技行業國際合作的理解。她認為，各國應就行業發展建立起政府間的聯繫，建立國際標準，實現國際間合作，以方便行業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對話和協作。從而實現監管方和政策制定者的與時俱進，更好地瞭解行業技術發展的最新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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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整理自中國經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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