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莎TOPIC 第3期
多年以來，關於藝術家工作室“消失”的情況從未停止，而工作室作為藝術家們創作的基本需求之一，已經變得越來越奢侈。早已退居到城市邊緣的藝術家們，依舊難以逃脫頻繁搬遷的命運。為何藝術家必須有一間工作室，如果沒有呢？
對於藝術家來說，工作室一直是個心照不宣的話題。幾乎誰都有過頻繁搬家、聽聞或是親身遭遇被拆的經歷。近日，多處藝術區再次面臨“消失”的命運，曾經能夠臨時安身的藝術區，在未來即將再次不復存在。
德薩畫廊即將搬離，2018年7月20日（左）；李橋藝術區拆遷現場，2018年8月1日（右）
往往，城市中這些無人問津的不毛之地，才是藝術家做工作室最合適的選擇。對於大面積空間的基本需求，這些縫隙間的廢舊土地無疑是能夠消費的起，又能有所受用的。
當然，在城市的發展進程中，原本零散的閒置土地理應進一步實施合理規劃。但是已經退到城市邊緣的藝術家們，依舊逐漸失去著其藝術創作賴以生存的“方盒子”，對於未來的藝術創作，只剩下無處安放的無奈與擔憂。
藝術家位於宋莊的工作室，2018年8月3日
如今已經成為北京城市名片的798藝術區，最早也是得益於一群年輕藝術家的入駐。798早已不是當年那個破舊的廢工廠，而是成為只有少數人消費得起的黃金地段。為了進行藝術創作，除了798以外，北京還自然發展了許多藝術區，或者說是藝術村落。
798、草場地、將府、崔各莊、黑橋、環鐵、東壩、索家村、孫河、燕郊、羅馬湖、蟹島、東營、北皋等等藝術區層出不窮，但其中多數也已經不復存在。
1993年，圓明園福緣門村，畫家方力鈞在他的畫室內。
1993年5月，圓明園福緣門村，第一家畫廊開業。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圓明園藝術村，可謂是北京最早形成的藝術區。當時，一群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藝術家在北京西郊靠圓明園附近的村落安頓下來，雄心勃勃地進行著各自的藝術探索。其中不僅有藝術家，還有搞搖滾的，竇唯、朴樹等都在圓明園待過。
當時，這些藝術家的作品很具反叛精神，所以逐漸引起了官方的警惕。1995年，住在村落的近百名藝術家和家人被一併疏散，圓明園藝術村從此成為歷史。
從最早的圓明園來看，藝術區的消失彷彿是命中註定的。其實，“打一槍換一炮”早已是大部分藝術家的生活常態，大家心裡也都十分清楚，“搬”是早晚的事。但即使如此，他們還是需要一個能賴以生存和創作的“方盒子”。
“六年，我換了6間工作室。”
藝術家祁磊曾在費家村的工作室，2015年4月-9月
2012年10月，祁磊來到北京追求自己的藝術夢想。六年來，他搬過6次工作室，最長的一個也沒有待超過兩年。剛來北京時，祁磊在宋莊找了間60多平米的地方，一年租金一萬元左右。在那裡，他畫了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批創作。
祁磊曾在宋莊的第一個工作室，2012-2014年（左上）；京旺家園租的公寓，2014-2015年（左下）；費家村的工作室，2015年4月-9月（右）
6年來，祁磊幸運地躲過了一次次狼狽的搬遷，都恰巧先一步挪了地方。離開了宋莊第一個簡陋的工作室後，他曾在京旺家園租過公寓；2015年4月又搬到費家村，待得也並不愉快；同年10月，祁磊搬到環鐵，不久費家村就沒了；後來環鐵的租金一路飆高，讓他再次感到壓力倍增，只好先找了個小房間作為過渡，再次開始了找尋工作室的生活。
祁磊在宋莊的工作室，2018年7月-至今
就這樣，每搬一次家都像是掉了一層皮，顛沛流離之餘還嚴重影響著創作的節奏。今年7月，祁磊終於在宋莊找到了心儀的工作室。“6年了，轉眼又回到了宋莊。”祁磊看似平淡的一句話，卻並不讓人感到簡單。如今，他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夠安穩地待上幾年，全身心繼續創作。
“我已退到城市邊緣，
再沒退路了。”
藝術家王瑞琳位於李橋的工作室，2018年
王瑞琳本科畢業後的6年裡一直在黑橋租工作室，2016年，那裡通知要拆之後，他開始了四處尋覓工作室的生活。頻繁搬家完全是迫於無奈，用他的話說，“我沒辦法，因為雕塑必須需要一個場地，所以只好一直換下去。”
離開黑橋的他，幾乎把北京各處藝術區溜了大半圈，短短兩年內來回換了6個地方。即使越找越偏遠，也沒能逃過短期內被拆的命運。此外，從事雕塑僅僅保住工作室還不夠，還要保住生產環節。很多工廠也在面臨外遷，原來在黑橋時僅一牆之隔的鑄銅廠，現在都已搬出北京。
藝術家王瑞琳位於李橋的工作室，2018年
去年年末，王瑞琳在李橋安置好了工作室，兩年來的頻繁搬家總算得到休息。可如今一年未滿，藝術區還是“迎來”了通知。他從新疆採風中匆忙歸來，萬幸的是自己這間暫時留了下來。
“我現在已經退到城市最邊緣，幾乎沒有退路了。除此之外，時間、精力以及經濟上也都不太能支持我再繼續建工作室。”王瑞琳心裡清楚，這間一點點打造出來的工作室，隨時也可能劃上句號。
他的鄰居、校友夏理佳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果斷搬離了工作室，曾有許多朋友有過類似經歷，所以他深知搬家事不宜遲。接下來，夏理佳暫時不打算再弄工作室，而是選擇搬進燕郊某小區。
夏理佳在李橋的工作室，2018年
由於木雕製作週期長、工序複雜，並且會產生極強的噪音，所以在居民樓裡是不可能進行創作的。突如其來的通知讓夏理佳的木雕創作暫時擱置，他只期望之後能幸運地在美院燕郊校區找個小空間繼續創作。
兩年以來，很多雕塑藝術家經不起折磨，只好被迫選擇其它發展方向。不少人搬到了寫字樓或居民樓，改為創作國畫、油畫等藝術形式，以解決對大型工作室的需求難題。
正在拆遷中的李橋藝術區，2018年8月
那時的黑橋，像個烏托邦。
在許多藝術家的記憶中，曾經的黑橋二道八號院藝術區就像是個藝術的烏托邦。上千戶藝術家聚集在那，紛紛沉浸在各自的創作氛圍中。
拍攝地點：二道八號藝術區魚塘，使用8×20英寸膠片拍攝，2016冬©白夜照相館
雖然，當年的黑橋居住環境非常差，大部分土地也是在垃圾場上填起來的，但卻給年輕藝術家們提供了6年多追求理想的時光。相比較，如今剛畢業但需要工作室來繼續創作的年輕人，彷彿連那樣一種環境都難以找尋。
曾經的黑橋二道八號院藝術區房東老張回憶，當年從通知到真正拆除有半年多時間，所以大家並沒有十分狼狽。散夥前，老張請幾百位藝術家吃火鍋。黑橋沒了，但大家的情誼還在，直到今天他們還保持著生活上的聯繫。“都在一個院兒生活，就像一家人似的。”老張如此回憶道。
《海內存知己 黑橋2018重聚合影》，攝於2018年5月©白夜照相館
白夜照相館是2007年老張蓋房的時候，就在黑橋的最早住戶。創辦人楊威也畢業於中央美院，從創辦到拆遷，白夜經歷了全部過程，並記錄下許多珍貴的畫面。當年拍下的大合影，今天還懸掛在老張家的客廳，也存放在許多藝術家手中。
無論上世紀末或是今天，藝術區都彷彿城市發展中暫時絢麗的泡沫，它承載過藝術家的集體理想。然而，藝術家只是暫時填補了城市發展的空隙，這些地方雖是藝術的，但終究不是藝術家的。
在此，時尚芭莎藝術有幸邀請到中國當代藝術最具影響力之一的藝術家葉永青做客本期“芭莎TOPIC”。回憶過去，思考當下，他的分享想必會對你有所受益。
藝術家葉永青
葉永青，以創作者、策展人、藝術組織者和評論人的身份活躍於藝術界，曾在世界各地舉辦個展和藝術群展。他曾在昆明創辦和發起“上河會館”與“創庫”藝術區，如今工作生活於北京、重慶、昆明、大理、倫敦、清邁等地。
“顛簸流離的生活，
對藝術家來說都不會陌生。”
左起：張曉剛、王林、葉永青，1989年
90年代末，我就已經在北京了。這種顛簸流離的生活對於北京的藝術家來說都不會陌生。可以說，我是在這個過程裡最早的藝術家之一。
1991年，我在圓明園藝術村做《藝術潮流》雜誌。那是我見過中國最早一批有自己工作室的藝術家，他們把農民小院改造成能夠滿足藝術創作的空間。但沒幾年就開始出問題，藝術家就逐漸往宋莊搬了。雖然有的藝術區在今天已經成為神話，但當初完全是城市邊緣不為人知的地方。
1999年前後，很多人開始在花家地租公寓創作。那會兒，中央美院還沒搬來，也還沒有798。最早來的是幾個四川藝術家，其中就有我和張曉剛。所以，花家地成了最早位於都市裡的藝術區。之所以在花家地，是因為我們希望能居住在北京，而不是去某個接近河北的農村。我們想成為在北京這座都市裡生活的人。
由於當時的房型很小，不太方便創作，張曉剛便負責和房東交涉。他提議把客廳和其中一個房間打通，便可獲得一個將近30平米的空間，方便畫畫。房東說打牆可以，但要給他3000塊錢。所以，這就成了當時的一種模式，多出3000塊錢即可獲得一個簡易版工作室，我們紛紛這樣做。就這樣，我們過上了標準的、城市職業畫家的生活。
說到底，最重要的還是你對創作的慾望，和因地制宜的能力，這樣的努力是很關鍵的。
“無所在，無所不在”，
是我對工作室的理解。
葉永青創庫工作室，昆明
一直以來，我的工作方式都像個“業餘畫家”，對工作室的要求不高。早年，很多作品都畫在能隨身攜帶的羊皮紙上，還有麗江和其它世界各地的手工紙。這樣的材料捲起來省空間，展開又足以做很大的展覽。這種創作方式就像生存方式一樣，逐漸養成了。
2004年以後，我才在北京有了工作室。之後在昆明、大理、清邁等地也有了能創作的地方，其中大多是合作模式，比如一年中某三個月可以供我使用。我曾用過一句話——“無所在，無所不在”，這就是我對工作室的理解。
我們沒必要一定被藝術體系馴化，變成被規則約束的人。藝術家，並不意味著一定要通過像樣的工作室、畫廊、市場等藝術系統來完成思考，反而看似在體制外的藝術家所看到的生活更為真實。對藝術家來說，任何方法都是可變的。
葉永青位於望京SOHO的工作室
我在望京SOHO也有個小空間用來創作，十分有趣。每天我和很多小朋友一起“上班”，他們大多數是90後，早上滿滿的電梯裡只有我一個老頭。因為主要畫水墨和丙烯，所以唯一的要求就是離水管近就行。我經常在走廊打水，一些小朋友就探頭看我。
我的創作可以隨時開始，也可以隨時結束，這也是被我的生活方式逐漸調整出來的。對我來說，最寶貴的是時間和創作。不管走到哪，創作才是真正的軸心，所以到任何地方，能趕快開始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社會，
藝術家並不代表什麼。”
葉永青在將府的工作室，如今已拆
國外很多藝術家都有別的工作，他們沒把藝術當作養活自己的飯碗，還是源於一份熱愛。但也有人把藝術視為工作，養很多團隊、助手，把它變成公司化的東西。
後來我想通一件事，那就是在80年代，藝術家、知識分子確實是時代的先驅，代表最前沿的想法或行動力。但到了90年代後期，這種先驗性就逐漸沒有了。在我們這個社會，藝術家並不代表什麼。真正關心這個世界，讓世界發生改變的，不是藝術家這個人群。
所以，藝術家的身份我一直是很懷疑的。我甚至覺得今天的藝術家、藝術工作室、藝術生產線，其實是一個接活平臺。最早看到這種景象是在德國，我去基弗（Anselm Kiefer）的工作室談事。那時他已經必須要騎自行車在他的工廠裡工作了，那時我開始有了疑問，這還是藝術家嗎？我覺得他就是一個老闆、包工頭，或是項目經理。
後來有一年我在日本，去奈良美智的家鄉。黃昏，我倆吃完飯在小路上散步，有個老奶奶從後面叫我們。她追上來捧了一碗味增湯，讓奈良美智喝下。後來奈良跟我說，他家鄉有6000人靠他養活，這些人都在賣他的衍生產品。那時我就想，藝術家已經變了。
今天，藝術系統和資本、社會的力量好像能幫你成就更大的名氣，但說到底還是幫你解決不了還沒畫完的那幾筆，1000平方米的工作室也幫不上忙。我們當然希望條件好點，但更重要的還是那支筆能繼續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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