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藝術=?
這個問題在1997年終於有了答案——生物藝術
生物藝術家不滿於現有工具、材料與創作的邏輯性，通過與生物學家進行合作，創造了新的“生物體”作品。
由於，生物作品始終指向未知，不斷去突破實際存在，也使得藝術品不再是靜止的陳設，決定了其先鋒性。
達芬奇 勒達與天鵝
但當“放蕩不羈”的藝術與爭議不斷的生物技術組隊後，常常會挑戰社會和人體禁忌的極端;其面臨的倫理挑戰正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這種爭議中，不禁會問，這種藝術形態究竟從何而來?
西方的生物藝術理論家比較一致地認為，生物藝術與西方美學乃至西方文化有著深厚淵源，這直接導致了生物藝術的最終產生。
傑洛姆 《皮格馬利翁與伽拉忒亞》
古代西方的藝術家，皮格馬利翁成為了生物藝術領域最早的“寓言”：皮格馬利翁傾注所有的激情與熱忱創作了一個近乎完美的女人——《伽拉忒亞》，他把“她”當作愛妻，並乞求上蒼賦予“她”生命。這類早期對“生命”的形態，被看成生物藝術的先驅。
伴隨著生物技術的進步，人類逐漸能掌握改變生物命運的權柄。當這些權柄落入藝術家手中，為滿足對美學的追求，對於“生命”的追根溯源，對生命形態更多可能性的解密，生物+藝術的模式便開展起來。
但，或許你會疑問，這種組合是屬於藝術還是科學範疇?
生物解決現實中問題、藝術給予其更多可能性。沒有科學技術的支撐，生物藝術實驗室無法進行的;而藝術的加入，讓生物在實驗的過程中發生了更多的可能。試想，當霍金說黑洞不黑時，一個偉大而迷人的想象到底是科學，還是藝術?
如今，科學家通過生物實驗促進了科技進步，改善著生存環境。雖然玉米、小麥、水稻在基因改造下達到高產、高質;但也有無數的青蛙、小白鼠在其中“英勇捐軀”。
科學研究的環境畢竟相對封閉，社會看不到實驗的慘烈過程。而生物藝術家則將這些本不為人知的殘酷過程，以作品的形式將其推到了公眾面前，讓全社會一同去思考。
看著愛德華·斯泰琛異常美豔的翠雀花，審美和享受的同時我們不禁會問，那是怎樣一個培育過程?有毒的化學溶液、強制篩選、抑制生長，是醜陋的幕後過程才最終“凝結”出異常美豔的“惡之花”?
而在這近20年的發展中，社會的巨大改變，也拋給了生物藝術家太多的問題;他們要解決得太多，這也讓生物藝術也漸漸從以往的“自問”轉向了“挑戰”和“可能”。
澳大利亞藝術家斯迪拉克覺得人體的形態已經過時，想著各種辦法延展身體機能。2007年開始，他花費10年時間讓自己的胳膊上“長”出了一隻耳朵，並在這隻耳朵內植入一個藍牙麥克風，與網絡連接起來，成為別人的“行走的耳朵”。
美國巴西裔當代藝術家愛德瓦多·卡茨在法國“製造”了第一件轉基因動物藝術作品——兔子“阿爾巴”。由於在製作過程中團隊獎水母中提取的熒光基因並注入到了阿爾巴體內，這使阿爾巴能夠發出綠色熒光。
美國生物藝術家蘇珊在作品《培養皿中的瓦尼塔斯》中借用“瓦尼塔斯流派繪畫中”以骷髏、腐爛等圖示去表現社會物質化的形態，從生物藝術的目的出發，一個個培養皿中放置了雞蛋與小螃蟹、荷蘭豆與蟑螂。
相比於國外，國內的生物藝術仍在發展階段。但也有不少當代作品中有生物因素。蘇珊認為大眾熟悉的張曉剛的“血緣系列”、張洹的《上海家譜》等，都是生物藝術，因為其包含了對家族血脈的思考及衍變。
但真正國內生物藝術的第一人，卻是李山。
2007年，他與張平傑公開展示了他們的《南瓜計劃》。據稱，這些南瓜自國外引種，並在上海農科院某位種植專家的幫助下，通過一些外界干預手段進行藝術改造，然後選種、定型，以達到轉基因效果，並最終呈現出這種超越我們常識和認知範圍的南瓜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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