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艺术=?
这个问题在1997年终于有了答案——生物艺术
生物艺术家不满于现有工具、材料与创作的逻辑性，通过与生物学家进行合作，创造了新的“生物体”作品。
由于，生物作品始终指向未知，不断去突破实际存在，也使得艺术品不再是静止的陈设，决定了其先锋性。
达芬奇 勒达与天鹅
但当“放荡不羁”的艺术与争议不断的生物技术组队后，常常会挑战社会和人体禁忌的极端;其面临的伦理挑战正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争议中，不禁会问，这种艺术形态究竟从何而来?
西方的生物艺术理论家比较一致地认为，生物艺术与西方美学乃至西方文化有着深厚渊源，这直接导致了生物艺术的最终产生。
杰洛姆 《皮格马利翁与伽拉忒亚》
古代西方的艺术家，皮格马利翁成为了生物艺术领域最早的“寓言”：皮格马利翁倾注所有的激情与热忱创作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伽拉忒亚》，他把“她”当作爱妻，并乞求上苍赋予“她”生命。这类早期对“生命”的形态，被看成生物艺术的先驱。
伴随着生物技术的进步，人类逐渐能掌握改变生物命运的权柄。当这些权柄落入艺术家手中，为满足对美学的追求，对于“生命”的追根溯源，对生命形态更多可能性的解密，生物+艺术的模式便开展起来。
但，或许你会疑问，这种组合是属于艺术还是科学范畴?
生物解决现实中问题、艺术给予其更多可能性。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生物艺术实验室无法进行的;而艺术的加入，让生物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生了更多的可能。试想，当霍金说黑洞不黑时，一个伟大而迷人的想象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
如今，科学家通过生物实验促进了科技进步，改善着生存环境。虽然玉米、小麦、水稻在基因改造下达到高产、高质;但也有无数的青蛙、小白鼠在其中“英勇捐躯”。
科学研究的环境毕竟相对封闭，社会看不到实验的惨烈过程。而生物艺术家则将这些本不为人知的残酷过程，以作品的形式将其推到了公众面前，让全社会一同去思考。
看着爱德华·斯泰琛异常美艳的翠雀花，审美和享受的同时我们不禁会问，那是怎样一个培育过程?有毒的化学溶液、强制筛选、抑制生长，是丑陋的幕后过程才最终“凝结”出异常美艳的“恶之花”?
而在这近20年的发展中，社会的巨大改变，也抛给了生物艺术家太多的问题;他们要解决得太多，这也让生物艺术也渐渐从以往的“自问”转向了“挑战”和“可能”。
澳大利亚艺术家斯迪拉克觉得人体的形态已经过时，想着各种办法延展身体机能。2007年开始，他花费10年时间让自己的胳膊上“长”出了一只耳朵，并在这只耳朵内植入一个蓝牙麦克风，与网络连接起来，成为别人的“行走的耳朵”。
美国巴西裔当代艺术家爱德瓦多·卡茨在法国“制造”了第一件转基因动物艺术作品——兔子“阿尔巴”。由于在制作过程中团队奖水母中提取的荧光基因并注入到了阿尔巴体内，这使阿尔巴能够发出绿色荧光。
美国生物艺术家苏珊在作品《培养皿中的瓦尼塔斯》中借用“瓦尼塔斯流派绘画中”以骷髅、腐烂等图示去表现社会物质化的形态，从生物艺术的目的出发，一个个培养皿中放置了鸡蛋与小螃蟹、荷兰豆与蟑螂。
相比于国外，国内的生物艺术仍在发展阶段。但也有不少当代作品中有生物因素。苏珊认为大众熟悉的张晓刚的“血缘系列”、张洹的《上海家谱》等，都是生物艺术，因为其包含了对家族血脉的思考及衍变。
但真正国内生物艺术的第一人，却是李山。
2007年，他与张平杰公开展示了他们的《南瓜计划》。据称，这些南瓜自国外引种，并在上海农科院某位种植专家的帮助下，通过一些外界干预手段进行艺术改造，然后选种、定型，以达到转基因效果，并最终呈现出这种超越我们常识和认知范围的南瓜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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