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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樓：相思之地
西樓、西窗、西廂、西宮、西閣、西亭等一直是古人詩文中的地望，作為表達相思、哀怨的一系列悽美意象，成為古人寄託情思的建築。相思儼然是古人寫詩的主要情感之一，由此而來的觀望與對視、暢想與出神，充實了上述的自然景觀，使之峭拔而起，氤氳四散，矗立起巍然的中土相思建築學的逶迤空間。
“西樓”一詞最早見於六朝詩歌。南朝宋的詩人鮑照的《玩月城西門廨中》一詩中有“始出西南樓，纖纖如玉鉤”之語，稍後的梁朝詩人庾肩吾《奉和春夜應令》詩中有“天禽下北閣，織女入西樓”的詩句。西樓一立，隨之而來的是“西樓”的鱗次櫛比，在宋詞裡鋪排蜿蜒，甚為密集。如晏幾道的《蝶戀花》有“醉別西樓醒不記。春夢秋雲，聚散真容易”。李清照的《一剪梅》更為著名：“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描繪出這樣的情景：月圓時分人未圓，雁已歸時人未歸，獨自一人空守西樓而百結愁腸。
但問題是，怎麼個“月滿西樓”法呢？
在中國古代天文學中，把天上的星相分為五宮，即“東西南北中”。仰觀天象、俯察地理的古人自覺對家居房間的佈局分配予以對應，以南為尊，則尊長居住之屋即北屋。“日歸於西，起明於東。”因為東為陽、為大，也為貴，東邊的屋子是子孫們住的地方，比如“東宮”就成了太子的代名詞，“東床”成了乘龍快婿的別稱。西邊屬陰，為次。
蜀地遠古為澤地，就是《華陽國志》所言的“陸海”，曾經有一個詩意的稱呼，叫作“夢郭”。“開明王自夢郭移”，就是把夢郭澤地整理出來成為農耕文明最為發達的區域。就成都而言，城之西邊為郫。《資治通鑑音注》記載：“郫，即卑邑也。”據此，古時郫縣地處卑窪之地，蒲草叢生。再加上西邊所對應的人物主體是望郎人、思春少女、哀婉的侍女、感傷韶華流逝的美妾一類人，西樓也就成了女子的居所，具有明確的性別指向和一種幽微的美學氣質。
而這些地望與堪輿之學，大體興起自漢朝，是作為中土的文化主脈——黃河文化向南覆蓋的結果。而早在中原文化尚未進入封閉的、自成體系的古蜀時期，蜀地的西樓已然崛立。成都還有不少名為“西樓”的建築。
成都的西樓
陳光表先生作《成都西樓考辨》（載《成都文物》1986年1期）一文，指出成都歷史上稱作西樓的地方計有四處。其一為成都城以西的望妃樓。其二為位於成都城西門的張儀樓，“約在今多子巷以此至商業街以南之間一帶”，樓高百尺，又名百尺樓。上述兩樓大約在南宋乾道年間（1165年—1173年）已不存。其三為成都府西樓，位置在成都府治內的西園，故又稱西園西樓。“府西樓在五代蜀宮宣華苑，北臨摩訶池，與眾熙亭、竹洞、方物亭、圓通庵、琴壇、流杯池、喬柚亭、錦亭等十處構成豪華的景觀系列。其中又以府西樓為中心。”此處即汪應辰集名工巧匠鐫刻《西樓蘇帖》的西樓，其址約在現在成都實驗小學附近。其四為宋朝趙抃復知成都次年（1073年）時所建爽西樓，今已不存。
春秋時期，蜀地開明王朝正處盛世。自杜宇以降，蜀地君主多數多情，聽說武都有一位美貌如花的麗人，便招來一觀。武都遠離蜀地千里，麗人跋山涉水朝覲開明王，順理成章成為蜀王的掌上明珠。蜀王對她寵愛有加，還命臣下寫了一首《東平之歌》取悅美人。但她到成都後水土不服，加上思鄉心切，憂鬱成疾，一病不起，不久就香消玉殞了。
先秦蜀地無姓，命名為武都妃。這一記載的時間背景，約在周顯王在位年間（公元前368年—公元前321年）。
武都妃去世後，開明王置巴蜀閬苑仙境於不顧，傷悼不已，為之譜寫了《臾邪歌》《龍歸之曲》（歌詞皆亡佚。學者李金彝認為是“隴歸”，暗示武都妃來自隴屬之地），兩首歌曲都表現了開明王對寵妃的深切思戀。蜀王吟唱不已，三日不食不飲，大聲禱告上蒼，大呼“還我妃來”。他還派出5個大力士，千里迢迢去武都妃故鄉挑土，希望用王妃家鄉的泥土為其建墓，讓她的魂魄得到安息。
大力士費盡千辛萬苦將泥土挑回成都，建成七丈高的王妃墓。王妃墓高大如山，由在墓葬之地加蓋一面巨大的澄澈石鏡，兩側加立石闕，名之武擔山。《寰宇記》指出，武擔山在府城西北一百二十步，一名武都山。近世考古也證明，墓上土質與成都本地土質明顯不同。
蜀王思念王妃時便到王妃墓前徘徊，後來乾脆在王宮裡修了一座望妃樓。宋代趙抃（1008年—1084年）曾在成都為官，熟悉成都歷史與風物。他的《成都古今記》記載說：“望妃樓亦名西樓，聞明妃墓在武擔山，為此樓以望之。”這是第一次文字記錄成都“西樓”的出典，西樓一說在民間應流傳了很長時間。我估計，它落成時的名字應該就叫西樓，望妃樓應是旁觀者著眼於其功用性質而命名的。
望妃樓在秦漢時成都子城西北之隅，相當於現在成都市青羊區騾馬市以北的王家塘街一帶。此地距離武擔山直線距離不到一公里，開明王登樓屬於典型的“北望”。西樓建築華麗，採用珍珠為簾，足以顯示身居高位的帝王對於思念之人的重視。我們甚至可以說，蜀王開啟了一種隔空相望的權力相思學。
西樓的娛情與遊冶
西漢設立蜀郡後，成都的園林也呈蔚然之勢。宋代成都幾乎成為園林之都。當時有西園、合江園、東園、中園、趙園、劉園、房季可園、王氏莊、瑤林莊等，都是當時著名的官家或私家園林，其中尤以成都府西園為最，遊樂鋪排，盛極一時。
府西園是宋代成都府路轉運司在後蜀權臣故宅基礎上營建的規模最大的園林，也是成都最著名的官府園林。吳中復《西園十詠並序》指出：“成都西園樓、榭、亭、池、庵洞最勝者凡十所。”內有西樓、眾熙亭、竹洞、方物亭、翠柏亭、圓通庵、琴壇、流杯池、喬柟亭、錦亭。”（李勇先主編《成都舊志》第3冊，成都時代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尤以西樓名聲遠播，不愧為“成都臺榭之冠”，充分體現出宋代成都園林裡，上流社會與大眾一同娛樂，也凸顯出園林與繪畫、演出、酒宴緊密結合的地緣特點。宋代眉州彭山人呂陶在《重修成都西樓記》就指出：“此而不葺，殆非修舊起廢，悅民便俗之理。”
吳師孟《重修西樓記》也說：“成都樓觀之盛，登覽殆遍。獨西樓直府寢之北，謹嚴邃靜，非參僚賓客不得輒上。每春月花時，大帥置酒高會於其下，五日縱民遊觀，宴嬉西園，以為歲事。”自天禧三年（1019年）趙抃知益州開西園接納民眾遊觀以來，這裡成為成都士庶遊樂的理想去處。元代費著《歲華紀麗譜》特意指出，宋代成都的寒食節，官府“闢園張樂，酒壚、花市、茶房、食肆，過於蠶市。士女縱觀，太守會賓僚凡浹旬，此最府廷遊宴之盛。近歲自二月即開園，踰月而後罷”。甚至出現了“酒人利於酒息，或請於府展其日，府尹亦許之”的寬容情況，反映了宋代成都城市居民休閒娛樂的觀念。
更為精彩的在於，西園還有雜戲和木偶戲演出。雜戲在唐時成都已落地開花，到了宋代，成都雜戲公開演出的規模得以擴大，並開始出現由民間酒商出資、在官府園林舉辦長達數月的雜戲演出的現象。莊綽《雞肋編》捲上說，北宋“成都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使宅後圃名西園，春時縱人行樂。初開園日，酒坊兩戶各求優人之善者，較藝於府會。以骰子置於合子中撼之，視數多者得先，謂之‘撼雷’。自旦至暮，惟雜戲一色。坐於閱武場，環庭皆府官宅看棚。棚外始作高撜，庶民男左女右，立於其上如山。每諢一笑，須筵中鬨堂，眾庶皆噱者，始以青紅小旗各插於墊上為記。至晚，較旗多者為勝。若上下不同笑者，不以為數也”。從中可見成都西園戲劇演出期間官與民同樂的盛況。
成都的西園，無疑把西樓所具有的全部功能予以落地與鋪排。由此可見蜀地人特有的因地制宜的情結。
成都府西園的位置，即在鹽道街的鹽茶道衙門。雍正年間在西園故址上修建，名鹽茶道署，後焚於火。乾隆七年時重建，茶鹽道署財力雄厚，官衙建築特別考究，高屋重閣，氣象闊達。有人指出，其具體的地點就在今天的鹽道街中學。
成都城西，歷來是蜀地人文血脈的來源。成都的西樓，地望既在成都城之西，既是開明王懷念王妃之地，又是官員與民眾娛情的所在，這就把傳統意義上的“西樓”逼仄的空間予以了多向度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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