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的抗戰，中華大地受盡了日本帝國主義鐵騎的蹂躪。在這片大地上的人民，無數有家有業的國民變成了顛沛流離的難民。8年的抗戰中到底有多少中國人民失去家園變成了難民，現在也無法進行統計，有的學者估計有數千萬，有的學者則認為8年中有近8億的中國人變成了難民。他們中有的是在戰爭來臨前就舉家遷徙，有的是在戰爭進行時，自己的家園被毀而被迫流浪的；有的則是在戰爭結束後，由於中國軍隊戰敗，自己不甘心在日本人的奴役下生活，而憤然離開家鄉的。無論是出於哪種原因，這近億的中國人都沒有逃脫背井離鄉的厄運。而背井離鄉往往只是難民悲慘生活的開始，8年中中國難民逃亡的路途，往往留下的都是血色的腳印。
最早在日寇的鐵騎下被迫淪為難民的，要數中國東北三省的民眾。“九一八事變”以後，有數十萬的東北民眾湧入關內。他們有些原本就是從關內到關外謀生的移民，有的則是東北官員的家眷或是愛國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入關後散佈在北平等大城市，大部分都還能找到求生的活計。只有少部分人由於生活沒有著落而重返東北。總的來說這次形成的難民潮，由於日本侵華戰爭還未全面開始，國民政府還有餘力顧及，所以還未形成災難。但是這批最早遭受日寇鐵騎蹂躪的難民，也成了中國抗戰最早的吶喊者。他們的遭遇成了抗戰最好的宣傳單，他們當中也有一部分人遊走全國，為抗戰吶喊。一首《松花江上》唱紅了多少國人的眼睛，又激起了多少國人抗戰到底的決心。
1937年盧溝橋的槍聲，讓原本平靜的關內也變得不再平靜。據當時的資料記載，在北平淪陷的前兩三個星期，城內一些有錢人家就已經攜帶細軟舉家遷出了北平城。平津淪陷過後，大批市民淪為難民。他們當時遷移的方向大多是國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經濟中心——上海。這兩個選擇無疑是正確的，他們知道，雖然日軍強大，但這樣的兩個國之重鎮，國軍一定會盡力保全，逃到那裡也許還能過上一段安穩日子。在1937年7月中旬到8月初之間，到底有多少平津難民逃到這兩地，現在已無法統計，資料說一些幾萬人口的小城鎮，幾乎是在一夜之間便成了空城。不過這些難民沒有想到的是，南京、上海並沒能成為他們的避風港，不久，他們的逃亡之路再一次啟程。這次逃亡來得那樣快，幾乎沒讓他們喘一口氣。1937年8月13日，開戰以來最艱苦的，也是最大規模的城市保衛戰——“淞滬會戰”開始了，剛剛逃到此地的北方難民和這裡原本的居民形成了更大的難民潮。開戰以後，每天都有三萬人左右離開上海。不過上海的人口並沒有因為這個減少，相反倒有所增加。這是因為不少國人把上海的租界當成了避難的最佳選擇，據說僅僅是“八一三”當天，就有6萬中國人躲進了租界。在中國土地上，中國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脅，卻不得不去尋找外國政府的保護和救濟，這對當時的國民政府來說既是無可奈何，也是一種恥辱。
中國難民最黑暗的日子不是在抗戰之初，而是在抗戰即將結束的前一年。1944年，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連連失利，日軍為了早日結束中國的戰爭，以便抽調更多的兵力去應付太平洋戰場，加強了對中國大後方——西南諸省的進攻。由於此前從華南、華北等地遷來的難民多數現在就集中在西南地區，因此湘桂地區的戰爭爆發造成了中國抗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而此時的國民政府也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對於如此之多的難民，政府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難民逃難路上的慘劇一次又一次地上演著，這就是抗戰史中有名的“湘桂大逃難”。現在已經是國內知名經濟家的茅於軾，雖然已到耄耋之年，回憶起那段逃難的經歷，也是感慨萬千。茅於軾先生本是浙江寧波人，在當時本是小康之家，抗戰爆發後全家歷經兩次逃難來到了桂林，不想在1944年的冬季，日軍發起了針對桂林的攻勢。茅於軾一家又不得不再次走上了逃難的道路。背後有日軍鐵騎的追趕，身邊卻沒有中國軍隊的保護。茅於軾先生親眼目睹了一些人趁火打劫，他們搶奪難民財物，甚至肆意姦汙難民中的年輕女子。沿途難民還遇到了喪盡天良的土匪，他們也把難民當成了“唐僧肉”肆意搶劫和掠殺。曾經有一隊來自浙江的難民逃到了貴州山區的一個山寨，起初山寨還盡力幫助難民。但是山寨中的惡霸看中了一個難民的女兒，就逼迫人家給自己做小老婆。難民不從，他就用幾十人的難民生命威脅。可憐的人們不僅要遭受敵人的驅趕之痛，還要忍受自己人的凌辱。有人說在這次逃亡的難民背後，其實只有區區三千日軍騎兵追趕，而且沒有重武器，沒有後勤補給。就是這樣的三千日軍，趕的幾十萬中國人流離失所。這幾十萬人中，不僅有茅於軾這樣的普通民眾，也有如李宗仁之妻李秀文這樣的官員家屬，李夫人在她的回憶錄《我與李宗仁》一書當中，也講到了這次逃難的經過。書中寫到“由於飢餓，小兒女哭得聲嘶力竭，有些人眼看小孩活活餓死，也顧不上掩埋。”難民慘狀由此可略見一斑。
8年抗戰，日本軍國主義加註在中國人民身上的痛苦是無法統計的。作為後代的我們，不應該只記住戰士們奮勇殺敵，數以億計的中國難民的血淚史同樣是中國抗戰歷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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