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政權是極其複雜的政治行為。
中國社會的基層權力機構，向來以各階層混雜且互相掣肘著稱。
在建立新型政權的樣式上，共產黨人進行了可貴的嘗試，中共中央特別強調：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絕不是共產黨一個黨派執掌的政權，而是“幾個革命的階級聯合的民主專政”。
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進一步指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
據此，中共中央對構成抗日民主政權的人員分配，進行了明確規定：“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
但是，毛澤東繼而指出：“必須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佔領導地位，因此，必須使佔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只要有了這個條件，就可以保證黨的領導權，不必有更多的人數。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
抗日民主政權的產生，最重要的一個特徵是“普選”。毛澤東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闡釋道：“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選舉政策，應是凡滿十八歲的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男女、信仰、黨派、文化程度，均有選舉和被選舉權。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產生，應經過人民選舉。”
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之下的陝甘寧邊區，是抗日戰爭期間中國民主政治的榜樣，也是全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政治樣板，它完成了鄉、區、縣的各級民主選舉，成立了邊區各級議會和人民民主政權，在殘酷而艱難的戰爭環境下，進一步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充分發揮了民眾參加抗戰的責任感和積極性，並使全國人民看到了贏得勝利、建設國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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