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的繁榮、經濟的發展、文化的昌盛社會的建設等，均集中在華北華東及華南地區，廣大的西部地區則處於一種封閉、保守、落後的狀態。這種地理分佈上的不平衡，造成了我國東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差異。
戰火蔓延，國民政府組織大規模搬遷
到1937年底，全國符合《工廠法》的工廠總數為3935家。其中，上海1235家，佔總數的31％;浙江、江蘇、福建、廣東、天津、青島、山東、威海衛9個東部沿海省市，共1763家，佔總數的45％;而擁有11個省區的西部廣大地區，則只有344家工廠，僅佔總數的8.7％，還大多是手工業工廠，用工和資金都很少。
全面抗戰爆發後，東部沿海地區的工廠，不是被炮火毀滅，就是面臨淪陷敵手的險境。為了儘可能增加將來對日寇作戰的經濟基礎和力量，國民黨政府成立專門機構——工礦調整處，在戰火紛飛之際，以大量人力、物力來組織實施東部沿海地區工礦企業的內遷。
大批企業西遷，增強西部工業實力
通過一番緊急的搶運，僅工礦調整成協助內遷的民營廠礦就多達448家，涉及7萬多噸機器材料和1萬2千餘技工。此外，當時全國還有超過200家民營廠礦和兵工署等部門下屬的大型國營廠礦自行內遷。這數百家廠礦企業中，大部分遷到了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地區。
到1940年底，大後方各地的工廠總數已達1544家，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的11個工業區域，其中除沅辰區(共有工廠69家)在中部的湖南外，其餘10個工業中心1475家工廠均在西部大後方。此數與3年前西部諸省的344家工廠相較，已經增加了4倍有餘。
戰時經濟刺激，大量資金投入
受戰時投資工業高額利潤的刺激，社會上的各種官僚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土地資本等，逐漸開始熱衷於工業生產的投資和生產。到1944年底，西南的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廣西5省，有工廠3156家、資本350億元，在國民黨控制的20個省區裡分別佔59％和72％。
至此，西南地區的工廠數，略等於戰前全國的工廠總和。而被譽為戰時中國“工業之家”的重慶，則取代上海的位置，成為全國的工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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