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的抗战，中华大地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铁骑的蹂躏。在这片大地上的人民，无数有家有业的国民变成了颠沛流离的难民。8年的抗战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民失去家园变成了难民，现在也无法进行统计，有的学者估计有数千万，有的学者则认为8年中有近8亿的中国人变成了难民。他们中有的是在战争来临前就举家迁徙，有的是在战争进行时，自己的家园被毁而被迫流浪的；有的则是在战争结束后，由于中国军队战败，自己不甘心在日本人的奴役下生活，而愤然离开家乡的。无论是出于哪种原因，这近亿的中国人都没有逃脱背井离乡的厄运。而背井离乡往往只是难民悲惨生活的开始，8年中中国难民逃亡的路途，往往留下的都是血色的脚印。
最早在日寇的铁骑下被迫沦为难民的，要数中国东北三省的民众。“九一八事变”以后，有数十万的东北民众涌入关内。他们有些原本就是从关内到关外谋生的移民，有的则是东北官员的家眷或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入关后散布在北平等大城市，大部分都还能找到求生的活计。只有少部分人由于生活没有着落而重返东北。总的来说这次形成的难民潮，由于日本侵华战争还未全面开始，国民政府还有余力顾及，所以还未形成灾难。但是这批最早遭受日寇铁骑蹂躏的难民，也成了中国抗战最早的呐喊者。他们的遭遇成了抗战最好的宣传单，他们当中也有一部分人游走全国，为抗战呐喊。一首《松花江上》唱红了多少国人的眼睛，又激起了多少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让原本平静的关内也变得不再平静。据当时的资料记载，在北平沦陷的前两三个星期，城内一些有钱人家就已经携带细软举家迁出了北平城。平津沦陷过后，大批市民沦为难民。他们当时迁移的方向大多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这两个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他们知道，虽然日军强大，但这样的两个国之重镇，国军一定会尽力保全，逃到那里也许还能过上一段安稳日子。在1937年7月中旬到8月初之间，到底有多少平津难民逃到这两地，现在已无法统计，资料说一些几万人口的小城镇，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便成了空城。不过这些难民没有想到的是，南京、上海并没能成为他们的避风港，不久，他们的逃亡之路再一次启程。这次逃亡来得那样快，几乎没让他们喘一口气。1937年8月13日，开战以来最艰苦的，也是最大规模的城市保卫战——“淞沪会战”开始了，刚刚逃到此地的北方难民和这里原本的居民形成了更大的难民潮。开战以后，每天都有三万人左右离开上海。不过上海的人口并没有因为这个减少，相反倒有所增加。这是因为不少国人把上海的租界当成了避难的最佳选择，据说仅仅是“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了租界。在中国土地上，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却不得不去寻找外国政府的保护和救济，这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既是无可奈何，也是一种耻辱。
中国难民最黑暗的日子不是在抗战之初，而是在抗战即将结束的前一年。1944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连连失利，日军为了早日结束中国的战争，以便抽调更多的兵力去应付太平洋战场，加强了对中国大后方——西南诸省的进攻。由于此前从华南、华北等地迁来的难民多数现在就集中在西南地区，因此湘桂地区的战争爆发造成了中国抗战以来最大的难民潮。而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对于如此之多的难民，政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难民逃难路上的惨剧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这就是抗战史中有名的“湘桂大逃难”。现在已经是国内知名经济家的茅于轼，虽然已到耄耋之年，回忆起那段逃难的经历，也是感慨万千。茅于轼先生本是浙江宁波人，在当时本是小康之家，抗战爆发后全家历经两次逃难来到了桂林，不想在1944年的冬季，日军发起了针对桂林的攻势。茅于轼一家又不得不再次走上了逃难的道路。背后有日军铁骑的追赶，身边却没有中国军队的保护。茅于轼先生亲眼目睹了一些人趁火打劫，他们抢夺难民财物，甚至肆意奸污难民中的年轻女子。沿途难民还遇到了丧尽天良的土匪，他们也把难民当成了“唐僧肉”肆意抢劫和掠杀。曾经有一队来自浙江的难民逃到了贵州山区的一个山寨，起初山寨还尽力帮助难民。但是山寨中的恶霸看中了一个难民的女儿，就逼迫人家给自己做小老婆。难民不从，他就用几十人的难民生命威胁。可怜的人们不仅要遭受敌人的驱赶之痛，还要忍受自己人的凌辱。有人说在这次逃亡的难民背后，其实只有区区三千日军骑兵追赶，而且没有重武器，没有后勤补给。就是这样的三千日军，赶的几十万中国人流离失所。这几十万人中，不仅有茅于轼这样的普通民众，也有如李宗仁之妻李秀文这样的官员家属，李夫人在她的回忆录《我与李宗仁》一书当中，也讲到了这次逃难的经过。书中写到“由于饥饿，小儿女哭得声嘶力竭，有些人眼看小孩活活饿死，也顾不上掩埋。”难民惨状由此可略见一斑。
8年抗战，日本军国主义加注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是无法统计的。作为后代的我们，不应该只记住战士们奋勇杀敌，数以亿计的中国难民的血泪史同样是中国抗战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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