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蘇州私家藏書大劫難

最能代表一個民族精神成果的東西,就是一個民族長期積累的文化典籍。1937年,日軍侵佔蘇州,在給蘇州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蘇州許多著名的藏書樓在戰火中被毀,那些經過數代經營和積藏的珍本典籍,面臨生死浩劫,藏書損失不可估量。即便僥倖保存下來的文獻,為維持生計,也大多被藏家及後人拿到市場上變賣換錢。現將日本侵華時期蘇州私家藏書之大劫難擇要介紹如下,使更多人知道這場侵略戰爭給蘇州私家藏書所帶來的劫難罄竹難書。

抗戰時期,蘇州私家藏書大劫難

鐵琴銅劍樓:晚清中國四大藏書樓之一

歷史上的常熟是名副其實的藏書之鄉。始建於清朝乾隆末年的鐵琴銅劍樓是一幢典型的江南大戶民居,走近藏書樓,跨入清靜的院落,百年前書香氣息撲面而來,經過百年積累,鐵琴銅劍樓已經聚書十萬多卷,其中宋元善本達二百多種,抄校精本更是難計其數。

1937年11月13日,鐵琴銅劍樓的前二進房屋被炸燬,瞿啟甲心急如焚,一夜之間鬚髮全白。本來日本人就一直對鐵琴銅劍樓古籍珍本懷有捆載之心,瞿氏古籍危在旦夕。作為瞿氏傳人,為了避免日本侵略者的掠奪,他預作防範,妥善安置,就是拼死也要把家藏祖傳之寶保護好。後在上海收藏界友人及愛國志士的幫助下,瞿啟甲將藏書再次轉移至安全隱蔽之地,才確保了這批國寶級古籍的安然無恙。瞿啟甲於1939年12月在“孤島”內懷著國仇家恨逝世,臨終前遺訓:“書若分散,不能守,則歸公。”1950年1月7日,瞿氏兄弟將其家藏宋、元、明善本書52種1776冊,捐贈給北京圖書館。瞿旭初將上海“鐵琴銅劍藏書樓”藏書捐獻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3月7日又向北京圖書館捐贈宋、元、明善本書籍20種,被稱為國之重寶。鄭振鐸曾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致瞿濟蒼、旭初、鳳起三兄弟信中說:“鐵琴銅劍樓藏書,保存五世,歷年逾百,實為海內私家藏書最完善的寶庫。先生們化私為公,將尊藏宋元明刊本及鈔校本……捐獻中央人民政府,受領之餘,感佩莫名。此項愛護文物、信任政府之熱忱,當為世界所共見而共仰。”

過雲樓:萬卷藏書皆善本

蘇州鐵瓶巷過雲樓是顧文彬祖孫珍藏書畫、古籍之所。關於過雲樓的書畫收藏,在收藏圈無人不曉,而其家藏善本古籍,卻鮮為人知。謝國楨在《蘇州元和顧鶴逸藏書小記》一文中寫道:“鶴亭先生的文章,僅提到顧鶴逸長於書畫,而沒有提到顧氏的藏書,則其對於所藏的書籍善自韜晦,珍密可知。”但也就是這樣的一條家規,使顧氏藏書大部分得以流傳至今。

1937年,日軍轟炸蘇城,顧公雄、沈同樾夫婦已居住在朱家園。8月16日,日本飛機的第一顆炸彈恰落在顧家窗下,所幸窗臺兩側書畫箱未傷毫髮,連接大廳的書房全毀了。秘藏書畫的住所遭炸後,顧公雄一家避居蠡墅鎮親戚處,但蠡墅鎮離蘇州還是太近,常有日本飛機盤旋。中秋後顧家僱了船,帶著書畫遷往光福,在光福住了幾個月,顧公雄始終擔心身邊這批書畫的安危。1938年初,剛過春節,在家人的幫助下前往上海,將這些珍貴字畫的一部分,寄放在愛文義路,這是瞿啟甲父子的滬上寓所。為保全過雲樓的收藏,顧公雄在上海度過了漫長的七年,這種如履薄冰的生活,並沒有泯滅他的信念和“過雲樓”定下的祖訓。抗戰勝利後,過雲樓藏品重返蘇州。1951年顧公雄臨終前讓家人將自己所分得的書畫捐給國家。這批書畫共有393件,分別於1951年和1959年捐給上海博物館,撐起上博半壁江山。

滂喜齋:金石錄十卷人家

南石子街潘宅故居院門是一條長長的備弄,有二十多米長,走到院子盡頭,就看到一個頗大的院落,“滂喜齋”和“攀古樓”兩樓遙相呼應,成為潘祖蔭收藏的一大奇觀。在這裡,潘祖蔭刻書近百,所藏圖書聞名南北。

1937年,日軍飛機不時抵臨蘇州轟炸,潘氏後人潘達於隨家人避難於光福。快到中秋節時,找機會回城裡過中秋。不料八月十六、十七兩天,日本飛機又飛到蘇州上空大轟炸。情急之中的潘達於挖地窖把大盂鼎、大克鼎埋放好,書畫和古籍則放進了“三間頭”。三間頭指的是潘宅夾弄裡的三間隔房,很不容易發現。當時的藏書有十幾個大櫥,不好搬動,潘達於請來姐夫潘博山,把書畫按宋元明清朝代分類,放到書箱裡,裝了三十來箱,以及卷軸、銅器等等,小門關嚴,外面用舊傢俱堆沒,這樣一來,不知底細的人就是走過,也看不出裡面還有隔房。日本人攻陷蘇州後,據說日軍司令松井曾親自查問過潘家的收藏,但最終也沒有搶到手。

1951年7月,潘氏滂喜齋藏書中的精華部分從長樂路的合眾圖書館轉移到南京西路原跑馬總會的鐘樓下,成了正在孕育中的上海圖書館首批國寶級的藏品,其數量之多、質量之精,讓世人矚目,其中許多是傳世孤本,如先由宋代趙明誠撰寫大部分,其餘部分由其妻李清照完成的《金石錄》,是中國最早的金石目錄和研究專著之一,文物和史料價值極高。

藝海樓:圖書之富甲於東南

顧沅的藝海樓在蘇州鳳凰街口,現有“顧沅闢疆小築遺址碑”銘牌,銘文曰:“清道光十二年(1840)顧沅建有思無雅齋、蘇文忠公祠、金粟草堂、春暉亭諸勝,尤以藝海樓藏書十萬卷。惜庚申兵火後荒蕪,蘇文忠公祠劃入定慧寺。1956年後僅存銀杏二棵。”《吳縣誌》稱顧沅所藏“圖書之富,甲於東南”。楊鍾羲則稱:“顧湘舟藝海樓藏書不及四庫六百餘種,而四庫未收者二千餘種,亦吳下嗜古之巨掌也。”

同中國歷史上眾多藏書家聚散無常的命運一樣,顧沅的藏書在他身後亦不能倖免,咸豐十年太平天國軍攻破蘇州,顧氏藝海樓藏書包括這部還未雕版鏤刻的《吳郡文編》在內不知所終,家人為之念念不忘。然而在1918年,有人在上海見到此書,喜告顧沅之曾孫顧浩成,遂以五百金購歸,藏於顧家世居闢疆園藝海小築。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打響,蘇州危急,顧翼東把《吳郡文編》視作國寶,決不能讓日本人掠去,於是做了八個鐵匣,把書放置在匣中護送到無錫盪口鎮。1938年顧翼東又親赴盪口鎮由水道將《吳郡文編》押運回上海,藏於表弟顧廷龍為館長的合眾圖書館,後又曾三易其地,最後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1958年,當時在蘇州博物館工作的範煙橋先生,正四處打聽《吳郡文編》的下落,顧翼東得知後於1960年慨然將書移送蘇州博物館保存。2009年,《吳郡文編》稿本入選《全國珍貴古籍名錄》,編號06479。

吳梅奢摩他室:中國藏曲第一人

走進蒲林巷35-1號,是曲學大師吳梅的故居。吳梅(1884—1939)是近代著名的學者,在詩、詞、曲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

吳梅不僅是享譽中外的曲學大師,而且也是中國首屈一指的戲曲文獻收藏家。金元版本,明朝佳版,決不漏脫,自古至今,務求盡數保藏。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中說:“吳梅藏曲之富,一時無兩;蓋南北遨遊,手自蒐羅垂二十年,益以朋好所貽,弟子所錄,架積日多,蓋六百種。”1926年前後,吳梅從自己收藏的雜劇、傳奇、散曲中選出二百六十四種,結集名曰《奢摩他室曲叢》,入選作品皆詳加校勘,並附有題跋。上海“一·二八”戰事發生,商務印書館藏書樓被日本飛機炸燬,三四兩集的底板被焚,底稿也燒壞了二十七八種,出版工作便被迫終止了。吳梅先生聽到這個噩耗後,不禁黯然失色,並仰天長嘆道:“敵欲奴我民族,乃先滅我文化。八國聯軍焚北京之圓明園如此,今日寇轟炸我上海涵芬樓亦如此。有志復興我國民族者,終必復興我文化,此責艱鉅,吾儕負之,不容辭也!”事實證明了吳梅的感嘆,這是日本侵略者對中國文化的毀滅。

修聞福齋:手抱楹書不上船

民國時,蘇州葑門內大太平巷修聞福齋中住著一位三十來歲名儒,他就是清末隨父僑居蘇州,安徽貴池收藏家劉世珩的獨養兒子劉之泗。周退密《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劉魯公條曰:“過眼雲煙古已然,劉家遺少辮垂肩。可憐寇逼巢傾際,手抱楹書不上船。”

劉之泗(1900—1937)抗戰時全家遷往蘇州城內避難,繼承其父大量藏書,改藏書樓為修聞福齋。1937年日軍逼蘇州,全家往無錫鄉間避難,但劉之泗堅不為動,誓與自己藏書共存亡。日軍進城後,太平巷內一片狼藉,被搶去古籍文物無數。由於受到異常驚嚇而成疾,劉之泗不久便逝去,貴池劉氏三世積累一朝散盡。

20世紀50年代初,在蘇州人民路穿心街口附近,有一家專門製作釣魚竿出賣的夫妻老婆店,版本學家江澄波先生的家亦在附近。有一次魚竿店老闆和他說:“人家有一部大書在我店寄賣,你是內行,進來看看。”雖然從小見慣各類古籍善本無數,但江先生看過之後仍然大為吃驚,一部宋版書竟然在路邊小攤上出現,實在不可思議,江先生看到的就是宋版書《東萊呂太史文集》,書上藏書印記累累,流傳有序,書後還有“潛叟”及“劉之泗”二人的題跋,非常難得,應是劉氏散出之物吧,於是立刻議價購回。當時蘇州市文管會剛剛建立,正在徵集藏品,江澄波先生將該書以平價提供給文管會,使之永歸國有,成為蘇州博物館鎮館之寶。(來源|《讀者報》 作者|孫迎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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