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
1951年9月出生，安徽懷遠人，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1989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財金系畢業，博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多次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和論文獎，學術專長為金融學、財政學、宏觀經濟。主要著述：《財政補貼經濟分析》《中國金融改革研究》《金融全球化研究》（合著）、《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等。
求學之路
曾經做過下鄉知青、企業工人，和那個時代的同齡人一樣，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的求學之路也充滿了坎坷，並在這種坎坷中感受到了改革開放轉軌時期的各種知識體系與學術思想的激烈碰撞。
李揚15歲時就作為下鄉知青到安徽準南的農村當了兩年農民。回城後又幹了5年多的建築工人。“那時候吃了很多苦，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這個經歷還是很有價值的。年輕時做過社會最底層的工作，這給我以後帶來的好處是，再遇到任何挫折都無所畏懼，比較容易看得開，也很難被任何困難所嚇倒。”李揚說。
1977年，李揚考上了安徽大學，讀政治經濟學。1984年在復旦大學轉學金融，完成了研究生的學業。從政治經濟學轉到金融學，對李揚來說還有一段小插曲。讀研之前，當時工業、農業、金融、貿易、財政等學科合起來被稱為“部門經濟學”，這麼多學科才能跟政治經濟學一個等級，於是，當李揚決定考金融專業的碩士時，很多老師都覺得李揚這個“好好的一個搞理論的小夥子，偏偏學了金融”，頗有惋惜之意。其實，李揚轉學金融，是受到了名師影響——安徽大學老師滕茂桐。滕茂桐1949年前曾任南開大學經濟系主任，他是我國經濟學泰斗陳岱孫先生的學生。滕茂桐畢業於牛津大學，並在劍橋聆聽過年輕時代的凱恩斯的課程。“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曾給燕京大學的校長司徒雷登當過翻譯，做過國民黨中央銀行的信貸科科長，被打成“右派”，遣送到安徽掃大街。文革之後，百廢待興。安徽大學發現居然還有滕茂桐這樣的名人，於是請出滕先生任經濟學系主任，李揚也得以受到這一名師的指導。上世紀80年代初，滕茂桐給李揚這一批學生開授講座，講薩伊定律、邊際革命、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的反革命等，這些都是李揚聞所未聞的知識，教科書上也很難找到，讓他得以窺視現代經濟學的殿堂一角。
在討論研究生專業的去向時，滕茂桐建議李揚：“你應該去學金融（當時還叫貨幣銀行學），現在是商品經濟，經濟建設為中心，最有前途的就是這個專業。”當時的趨勢，文科最好的專業是政治經濟學，理科最好的專業是數學，所以，在那時看來，李揚的選擇並不符合潮流，“但現在看來，滕茂桐先生的看法是對的”。
在復旦大學讀碩士期間，李揚師從陳觀烈教授學習金融學（當時稱“資本主義國家貨幣與銀行”），同時隨宋承先教授學習現代經濟學。在陳觀烈教授的建議下，李揚在上海財經學院（現上海財經大學）聽了一年的課程，系統地學習了資本主義國家財政、西方財政理論、國外貨幣金融學等課程。上世紀80年代初，正值改革開放之始，大學專業設置並沒有統一標準，授課內容也因人而異，基本上是老師熟悉什麼就教什麼。當時，復旦大學和上海財大集中了一批在上世紀30、40年代畢業於美國名校的博士，這樣的師資配置，即使在美國的一些著名大學也不多見。這一批名師的指點，為李揚的學術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除了復旦的陳觀烈教授、宋承先教授、蔣學模教授、張燻華教授、伍柏麟教授之外，上海財經大學的曹立贏教授、王傳曾教授等學貫中西的學者都使李揚受益匪淺。尤其是上海財大的劉絜敖教授，對李揚的影響很大。劉絜敖教授精通5國語言，是中國最早的金融學說史——《國外貨幣金融學說》的著作者。劉絜敖教授的求學經歷和學術成果讓李揚明白，熟悉多門外語對研究經濟的人來說是多麼的重要。劉絜敖年輕時在很多國家求學過，因此懂多國語言，這為他的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也使得他的研究視野相當寬闊。師從這些老一輩經濟學家，使李揚在治學、為人等方面均受到良好薰陶。
“回想起來，從受教育之初就接受了系統、正規的現代經濟學訓練，是我一生的幸事。”李揚說。這樣的感嘆，源自那個時代求學的普遍狀態。當時，國內大部分學金融的人接受的是所謂的“社會主義貨幣銀行學”的訓練，而這些知識很快就過時了。李揚舉例說，20世紀80年代，我國金融界曾開展過幾次全國性的大討論，而那些討論的問題，大多讓李揚感到迷惑，如“存款算不算貨幣”“中國要不要發展金融市場”“貨幣、利率有沒有階級性”等，還有很多討論涉及貨幣乘數、貨幣統計口徑、中央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等，當時李揚在上海讀書，遠觀這些討論，常常讓他感到莫名其妙。因為，對於受過現代經濟學和金融學訓練的研究生來說，這些問題多數都是不言自明的——由於時代特徵，許多教科書中長期充斥著在現代看來都是“偽知識”的內容，這些內容常常引人誤入歧途，能從一開始就基本沒有受到它們的影響，確實使李揚少走了很多彎路。
碩士畢業後，李揚回到安徽大學教了兩年書，主要教授“貨幣銀行學”和“國際金融”。1986年李揚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專業是西方財政學。當時，人民大學是我國金融、財政理論的重鎮，由黃達教授和王傳綸教授牽頭，帶著一大批優秀學者，在中國金融、財政理論研究中走在學術前沿。人民大學的傳統是財政、金融不分家，而且其學風非常接近實際，不尚空談、理論聯繫實際。這種學風也深刻地影響了師從王傳綸教授的李揚。王傳綸畢業於英國格拉斯哥大學，這是現代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的母校，王傳綸治學非常嚴謹，被公認為學問、人品皆稱楷模的學者，對李揚影響深遠。
十年求學，李揚感到十分幸運：“雖然在農村和工廠荒廢了一些學習時光，但自從走上求學之路，一直受到國內甚至世界一流的老師教導，這為我從事金融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後，李揚很快在學術上嶄露頭角，他獨立完成或參與完成的論文（專著）《改革大思路》《中國城市土地使用與管理》《國際資本流動與宏觀經濟管理》《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高儲蓄、高投資和中國經濟增長》等分別獲得1988年度、1994年度、1996年度和2006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和著作獎。就獲獎次數而言，李揚在中國經濟學界也名列前茅。這些學術成果的獲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於那些名師的指導。
失衡與再平衡研究
2009年年初，李揚在倫敦參加了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和英國首相布萊爾在唐寧街10號共同主持的全球經濟學家座談會。包括斯蒂格利茲在內的20餘位全球大牌經濟學家與會，李揚是唯一的中國學者。
座談會安排了5位經濟學家發言，李揚是其中之一。在向總理彙報並獲同意之後，李揚在會上專門闡述了對全球失衡的看法。2008年前後全球金融危機正愈演愈烈，經濟失衡問題凸顯。“全球經濟失衡”是各國當局使用最多的用語之一，尤其是美國偏愛用之來解釋此次危機的根源，並輕鬆地將危機的責任推卸給其他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由此也誕生了諸如“中國責任論”“中國威脅論”等話題。
李揚在座談會上提出，經濟失衡要點有四個：第一，失衡問題雖只在近年才引起世人關注，但作為一種全球化的伴生現象，自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便已存在。第二，觀察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的全球經濟發展脈絡便能清晰地看到：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始終居於失衡的逆差一方；在失衡的順差一方，不斷變化的角色包括德國和日本，20世紀70年代以後，先是亞洲“四小龍”，繼而亞洲“四小虎”，然後才是中國和石油輸出國，漸次進入了該行列。因此，如果說全球失衡是此次危機的根源，那麼，最重要的根源在美國。第三，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若稱全球失衡，則世界各國的國內經濟也一定是失衡的。因此，克服危機，促使經濟迴歸正常軌道的要義，在於世界各國均致力於調整其國內的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由於當前全球化是發達經濟體主導的，它們顯然應承擔最重要的主導性責任。第四，中國政府自上世紀末開始便已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實施科學發展的戰略目標，力求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部需求和國內投資的過度依賴。這是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切實步驟。
李揚的論述得到與會者的廣泛尊重，此後，全球失衡和再平衡問題便成為李揚的研究重點之一。
李揚認為，本質上，全球經濟失衡是實體經濟現象，但若無貨幣的介入，在“純”實體經濟體系中，任何失衡都無從產生。因為，“以物易物”的交換方式，本來就未留出發生貿易差額的任何空間。國際貨幣體系因素的介入，不僅使得失衡有了可能，而且使得全球失衡問題變得高度複雜。如果全球失衡中居於逆差地位的國家可以使用其本幣進行清償和支付，則失衡在相當程度上和在相當長時期內就具有可持續性。如此，對全球失衡問題的爭論，重點便不在失衡的原因和規模等，而在失衡能否持續。如果世界仍然接受逆差國使用其本國貨幣來支付逆差，則失衡便具有可持續性，反之，失衡便會引發全球經濟危機。因此，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就成為關鍵所在。
如何走向新的均衡？李揚認為，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出現兩個重要的趨勢性轉變，這可能會使得此次危機成為一個新的全球格局的開端。其一，發生在實體經濟領域。上世紀80年代末以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產出中的增量貢獻就一直高於發達經濟體。危機以後，一方面發達經濟體長期低迷，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持續高增長，更成為不可移轉的長期趨勢。在這個此盈彼縮的歷史進程中，新興經濟體將逐漸發揮引領全球發展的作用。完全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的舊的全球化模式將被改變。其二，發生在金融領域。資本主義模式的全球經濟危機總有金融危機相伴相隨，而歷來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大多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債務危機為基本特徵。因此，危機的恢復意味著全球性債務重組。而每一次重組，均使得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領域的霸主地位進一步鞏固和強化。2008年經濟危機則完全不同以往，那些擁有國際儲備貨幣發行權和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發達經濟體，它們深陷泥潭難以自拔，非新興經濟體伸出援手不能解脫，於是就有了G20之類新的國際協調機制產生。自然地，危機的恢復，一方面將提升新興經濟體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促使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向多元化進一步發展；另一方面意味著發達經濟體在國際金融規則制定中的決定權逐漸弱化。在此意義上，全球經濟的新格局開始醞釀。也正是在這樣趨勢性的轉變中，重建新的均衡以及中國的發展有了新的機遇。
金融改革真知灼見
中國金融的改革與發展是李揚研究課題的一個重要內容。李揚提出，中國金融改革主要有四個方面的重大問題最值得關注。
第一是銀行業改革進一步深入的問題。他認為，銀行的再資本化任務基本完成、主要銀行已實施現代公司制改造的前提下，金融改革的重點之一應當是為這種新制度的運行創造適當的微觀和宏觀條件。第二是建立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問題。應對農村金融組織建設和金融產品創新給予政策支持，處理好防範風險和鼓勵創新的關係，對各種非正規金融組織和非正規金融活動給予適當的寬容。第三是資本市場發展問題。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是中國金融結構調整的關鍵。第四是關於改革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和流動性問題。對因流動性過剩而導致資產價格大幅上升的問題，應進行兩個方面的改革：一是從“源”上平衡投資與儲蓄的關係，其中的關鍵是提高居民收入、減少財政儲蓄、降低企業儲蓄。為達此目的，應充分發揮財政政策作用，減稅（費）增支，運營政府財政來完善社會養老、醫療和助學保障體系。二是從“流”上著手，在外匯儲備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切斷外匯儲備的增減與貨幣供應的關係，在加快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同時，推動利率市場化和利率、匯率衍生品的發展，並適度把握和控制人民幣匯率的不合理預期。
在經濟新常態下，就實體經濟發展變化對金融業的挑戰，李揚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面：即“一個減少，三個增加”。一個減少就是經濟增長率下降，人口紅利消失，將大幅度減少我國無通貨膨脹的資金來源。因此，我國金融業的風險，將因為“水落石出”而逐漸增大。在此背景下，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的規模擴張均將受到限制。這就逼迫我們走做強的內涵式發展道路。三個增加，一是對長期信用的需求增加。中國金融業長期以來存在一個大問題，就是“借短用長”的期限錯配風險較大。這是個老問題，但長期未得解決。未來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投資，都需要更長的時間，這將導致我們業已存在的期限錯配風險增大。因此，我們必須下決心，從機構、工具、市場等方面全面增加我國的長期資本供應。二是對權益性金融資產需求增加，從事投資不僅需要長期資金，更需要股本金，更需要資本。全球經濟危機告訴我們，金融業槓桿率過高，遲早都會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保持較低的槓桿率，是保持經濟和金融長治久安的治本之道。針對這一需求，我們不僅要發展現行的資本市場，而且要發展以證券公司網絡系統為平臺，以經紀人為核心的真正場外交易，絕不能僅僅侷限於主板、二板、創業板等結構。須知，這個“市場”只能容納幾千家公司，而中國的公司總量已數以萬計。它們都需要有穩定的資本提供和補充渠道。三是對財富管理的需求增加。廣大居民收入水平上升，其多樣化的需求將層出不窮，而現有金融體系無法提供。財富管理的發展方向，要向影子銀行學習。
李揚提出，面對實體經濟出現的重大變化，我國的金融體系應及時推行新一輪的全面改革。而且這種改革亦不能像過去那樣，囿於傳統的機構、市場、工具、調控和國際合作的路子，而應從若干綜合性的角度提出問題。在他看來，調整宏觀調控政策框架、建立宏觀審慎政策體系、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以及形成市場價格基準、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長期資本的投融資體系等，需要置於改革的優先地位。
首先，宏觀經濟政策框架改革，應從重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並重。供給管理的基本要義是激發企業和市場的活力，它不等於普通的產業政策。傳統的產業政策與供給管理政策的區別在於：前者以政府為主導，通常需要擬定詳細的產業調整規劃，並高度依託各級政府部門，通過行政、經濟、法律等多重手段予以實施；後者則以企業為基礎、市場為主導，依靠企業和市場去發現並糾正結構失衡，政府的功能，只是為企業和市場發揮作用創造體制和機制的條件，維持良好的競爭環境。供給管理旨在：一方面，它旨在通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降低稅負、降低融資成本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激發企業主體的活力，讓它們承擔起變革的責任；另一方面，它致力於通過解除各種僵硬的體制機制約束，提高要素市場（勞動力、資本、土地等）效率，藉以全面提升經濟體系的競爭力。顯然，宏觀調控上轉向供給管理，其要義是全面推進新一輪改革，創造並獲取改革紅利。
再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控領域都是宏觀經濟運行，調控的對象都是貨幣資金，這就決定了兩大調控體系必須協調配合，政策效應必須“內洽”。面對日趨複雜和嚴峻的國內外形勢，應建立有效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其涉及相當廣泛的領域，最重要的是：兩大政策體系的鬆緊搭配態勢；國債政策；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長期投融資機制（尤其是政策性金融體制）的建設；國家外匯儲備的管理體制調整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機制。
最後，進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基本形成市場價格基準、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長期資本的投融資體系。經過連續不斷的改革，我國已基本形成了結構比較完備的金融組織體系、市場體系、調控體系和監管體系，並有效地發展了同國際組織和各國貨幣當局的合作。金融改革主要應致力於形成市場價格基準、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長期資本的投融資體系。基本完成利率和匯率的市場化，形成市場化的金融價格基準，為金融組織和金融市場的運作提供良好的價格信號，引導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為央行的宏觀調控提供準確的信息和有效手段。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完善金融體系結構，滿足多元化的投融資需求，更好地為實體經濟，特別是小微企業服務。應致力於建立以證券公司網絡系統為平臺、經紀人為核心的場外交易市場，從根本上解決小微企業權益性資本供給不足的問題。建立高效率的長期資金投融資體制。鑑於城鎮化和新一輪工業化將繼續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而工業化和城鎮化均高度依賴長期資本支撐，我國長期資本匱乏的狀況將更趨嚴重。因此，建立有效的長期資金的投融資體制，便成為中國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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