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日下午，在南京市湖南路鳳凰24小時書城，著名詩人谷禾新詩集《做一輛拖拉機去耶路撒冷》南京分享會，向春天和讀者問好。江蘇詩歌圈的評論家，詩人如汪政，何平，胡弦，馬鈴薯兄弟，育邦，龐餘亮，黃梵等參加了分享會。
詩集簡介
《坐一輛拖拉機去耶路撒冷》是詩人谷禾近五年（2013-2017）來所創作的詩歌力作結集。他的詩歌不管是直擊，還是重現或回憶，總是以“及物”的“結點”，在一個缺乏詩意的文化語境裡，寫出了屬於我們這個時代富有現實感的“沉痛”的詩歌，展現了一位當代詩人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向以杜甫為代表的中國偉大詩歌傳統致敬的勇氣和實踐精神。
谷禾，1967 年端午節出生於河南。著有詩集《鮮花寧靜》《大海不這麼想》和小說集《愛到盡頭》等多種，部分作品被譯介到海外。曾獲“華文青年詩人獎”、“揚子江詩學獎”、“劉章詩歌獎”、“《芳草》漢語詩歌雙年十佳”等獎項。
作為一個從特定年代走過來的詩人，谷禾看待事物的角度具有獨特的視角。他的具有溫度的文字通過巧妙的組合，無縫對接當下生活，展現了一個靈魂詩者的個性魅力。他是我們這個時代優秀的詩人代表之一。詩集《坐一輛拖拉機去耶路撒冷》在日常和信仰之間遊走穿梭，是詩人向最普通生命的致敬之作，也是對這個時代的慷慨陳詞。
名家推薦
作為生活在當下的歌者，谷禾無疑有遠超古人的空間視野，坐著一輛拖拉機的詩人，心中卻有一個遠方的耶路撒冷，那苦難、信仰之地。這畫面構成了當代詩人生存的隱喻。他們消失在路上，卻也籍此獲得了自由。
——胡弦（詩人現居南京）
谷禾是一個講述者。他總是情不自禁地從事件中伸出頭來追問、質疑或抨擊。大凡詩人，誰不喜歡優雅的抒情呢？走到敘事或邊敘事邊抒情的路上，在寫作中樂於“呈現”而非隱喻，說明詩人的耐心正承受著劇烈的挑戰。袖手旁觀的詩人多了去，不關心現實而又渴望現實表彰的詩人也不少，谷禾置身其間，多少有些類似殉道者被綁在大海邊的木柱上接受波濤的蠶食。他的寫作值得信賴，他的吶喊與黙示值得我們記憶。
——雷平陽（詩人現居昆明）
谷禾對他基於鄉村資源的個人史充滿溫情，但批判意識與和自我疏離帶來的體悟、自省，也醒目地存在著。這使他經過語言再造的，心象意義上的鄉村圖軸顯得深邃，神秘，光影交織，漫射著獨特的美學力量。
——陳先發（詩人現居合肥）
谷禾的近作堪稱堅實的大地詩篇，它們顯示出異常牢固的抓地力，部分作品在忠實對稱於現實的基礎上進行了精心地藝術轉化，從而賦予混雜的塵世以藝術的光暈，並因此形成了某種震驚效應。在處理與他人的關係方面，谷禾找到了一種剖開現實真相的有效途徑，不迴避，不迂迴，直接呈現出自我與他者之間富於張力並令人震動或深思的接觸過程。
——程一身（批評家 現居常德）
谷禾的詩與現實生活有著貼心的體溫，同時又與現實有著糾結不清的距離。他寫大地，寫人間，寫時光，寫生死，寫人物，也寫事物，時而此起彼伏，時而平坦寬闊。他的詩有明亮的抒情底色，有堅定篤實的語言，更有悲天憫人的情懷。
——李南（詩人現居石家莊）
當眾多詩人強調詩歌的國際性和普適性的時候，谷禾似乎拒絕將詩歌昇華。他懷著樸素的悲憫與良知，凝視腳下每一寸痙攣著掙扎的大地，鋒銳的目光鍥而不捨地深入病痛的腠理。他用逼真的細節對歷史進行鉤沉、指證和質問。在崇尚先鋒的語境中，保守成為更重要的品質。他以純粹的口語敘事，彰顯出人文知識分子的個人情懷。
——趙思運（詩人批評家 現居杭州）
向杜甫致敬
| 谷禾
春天的時候，翻譯家舒丹丹給我寄來了她新譯的英國詩人菲利普·拉金的詩集《高窗》，我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她說，等我讀完後，就寫一篇關於杜甫和拉金之比較的文章給她批評。因為忙於編務，我終於還是食言了，但後來我曾多次在心裡問自己：我為什麼突然想到了杜甫和拉金？關於杜甫，近年來，我讀完了最新版的十卷本《杜甫全集校注》外，還拜讀了馮至先生的《杜甫傳》，洪業的《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呂正惠先生的《詩聖杜甫》等介紹杜甫的生平和藝術成就評價的書籍。當我再一次問自己，是否當下眾多漢語詩歌寫作者們言必提及的諸如米沃什、布羅茨基、沃爾科特甚至艾略特和龐德等20世紀的西方大師級詩人們，其藝術成就和影響力已經超越了我們的先輩杜甫時，我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如呂正惠先生所言，杜甫之所以當得起中國歷史上最偉大詩人的稱謂，源於他對前人的繼承和發展以及對後世的深刻啟示和廣泛影響。在杜甫之前，唐代詩人一直提倡上承《詩經》之脈，以及兩漢之樸素、本真和開闊，而對離其最近的南北朝詩歌遺產則報以堅決唾棄之的態度。只有杜甫保持了難能可貴的清醒，並最大限度的學習和承繼了以陶潛、謝靈運、鮑照、庾信為代表的詩歌精神，並推陳出新，集大成而開一代詩風。
在杜甫之前，我們能從遺留的詩篇中看到他們諸如飲酒放歌吟風弄月的詩人形象，卻看不到他們作為父親、兒子、丈夫、農夫、官僚等等的日常存在。只有從杜甫開始，我們才看到了通達現代人生活的日常之詩，詩人的筆下不再只見天地，而始可見眾生。詩人從“酒神的祭祀（海德格爾）”降格為我們身邊的世俗之子。所以我們說，是杜甫搭起了詩歌通達現實的橋樑。我這裡所說的現實，不是山河草野之間的客觀存在，而是個體化、碎片化、細節化的倒影於詩人心靈間的現實映像，是可觸摸的，有血有肉的，有痛感的，甚至鮮血淋漓的日常生活，是比現實更廣大更深刻的詩人的心靈真實。
我們無數次談及並根植於中國人血脈中的家國情懷，在杜甫的詩中得到了最深刻最具體生動的體現。杜詩之所以被後人稱之為“詩史”，並非“三吏”“三別”的存留，亦非杜甫那時就有了以詩寫史的意識、擔當和理想，而恰恰在於他並無這樣的自覺地性，而專注於書寫一個小人物在大歷史背景下的個人遭際和歌哭。即使在晚年寫下的諸如“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的詩行裡，他的困厄，他的惶惑，人生的漂泊無定，都因其渺小，反而更真實，更觸動人心。可以說，是對大時代背景下的個人境遇與內心動盪的真實書寫，給杜甫帶來了他作為詩聖的無上光榮。
杜甫是中國古典詩歌技藝的集大成者，他對前人所給予的詩歌營養廣泛汲取，家國與天地，現實與理想，在杜詩中並沒有單獨拎出來作為個案存在，而是分化成了的無數個小我而隱現，以至後世的讀者在閱讀杜甫的時候，隨手都能找到陌生或熟悉的自己。
在閱讀《杜甫全集校注》的過程中，我會突然想，也許杜甫還是極少數不需要傳記就能被全面瞭解的詩人，因為你只要按編年體例讀完他的全集（杜甫也是為數不多的需要按編年體例讀完全集的詩人），他的一生就像一棵生長的樹，從茁壯成長到枝繁葉茂，再到落葉飄零，枯枝橫斜，最後歸於岑寂，已歷歷如在你目前了。詩人不再是祭司、隱、士、仙、道，而僅僅是和歷史一起忍受煎熬的最平常的血肉之軀——這就是杜甫最真實的形象。自然，不是所有的閱讀者都能認識到杜甫的偉大和重要，更不是所有的人從一開始就能認識到杜甫的偉大和重要。對真正的寫作者來說，杜甫是一個在前邊很遠的地方等著他的詩人，終有一天，你們會互相看見。我無法知道杜甫在世時是否有這樣的信心，不，他一定是沒有的，否則，也一定不會發出“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的慨嘆了。但在他去世後百年，韓愈、白居易、元稹、李商隱等漸趨看到了杜甫作為一個巨人的存在，在杜甫去世後三百年，更有蘇軾、黃庭堅不遺餘力的鼓吹，終於把杜甫引向神壇，並在偉大的唐詩之後，為中國古典詩歌開闢出了嶄新的以寫日常為特色的宋詩之“白銀時代”。在離世一千多年之後，杜甫走出國門，更深刻地影響了以龐德、勃萊和詹姆斯·賴特為代表的西方現代詩寫作，併成為了其重要的寫作資源。
在今天，我們是否可以重提“向杜甫致敬”？我所謂的“致敬”並非倡導形式的復古，而是希望現代詩歌也能夠繼承和發揚杜甫詩歌所涵蓋和代表的藝術追求和詩歌精神，讓我們的現代詩歌因為擁有了以杜詩為代表的古典情懷和傳統而更加強大和源遠流長。
而寫《高窗》的英國詩人菲利普·拉金，在西方也被譽為“著力於描繪現代人生活和精神的細部，在艾略特之外，開闢了一代詩風”的詩人。和杜甫一樣，菲利普·拉金並非是一個高產的詩人，在他活著的年代裡，其重要性也並沒有特別顯現出來，這讓我同時也想到了他的同胞R.S.托馬斯和近鄰謝默斯·希尼。
近乎囊括了拉近一生詩作的漢語版拉金詩集《高窗》所收入也不過160首詩，其中不少還是拉金去世後朋友收集整理的遺作，但拉金卻因為對艾略特的反叛和對日常生活書寫的固執堅守被稱為“寫平凡的大師”，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德里克·沃爾科特曾這樣評價拉金：“平凡的面孔，平凡的聲音，平凡的生活-——也就是說，不包括電影明星和獨裁者的，我們大多數人過的生活——直到拉金出現，它們在英詩中才獲得了非常精確的定義。他發明了一個繆斯：她的名字是庸常。她是屬於日常，習慣和重複的繆斯。她住在生活本身之中，她不是一個超越生活的形象，不是一個渴求中的幻影，而是一個習慣於長期獨身的男人樸實無華的伴侶。”
早期的拉金即表現出了與前輩大師艾略特的不同，年輕的拉金曾寫下這樣的詩句：“鴿群在薄薄的石板瓦上群集/身後是西邊灑來的一陣細雨/它掃過每一個縮著的腦袋，每一片收緊的羽毛，/鴿子們擁擠在最讓它們舒服的，溫暖的煙囪周圍。”（《鴿子》）他只是把我們熟悉的日常化的場景清晰地呈現出來——它們散發著了讓人舒服的、溫暖的人性而非神性的光輝，儘管它並不多見。在我看來，菲利普·拉金也一定從中看到了自己與前輩的不同，以至於在他終生的詩歌寫作裡，寫日常成為了不懈的追求和行為準則。他的書寫甚至不無瑣碎之嫌，小到了諸如“……一個名字刺耳的小站/庇護了黎明時分的工人們；轉身投向/屬於天空，稻草人，草垛，兔子和野雞的孤獨，/還有，變寬的河流緩慢的流動/層層金色的雲，那閃光的，點綴鷗鳥的泥巴……”（《這裡》）小到了“小便之後摸索著回床上……” (《悲傷的腳步》)這樣的正統詩歌所不屑。
如果說謝默斯·希尼的個人詩泉是朝向愛爾蘭歷史和個人記憶的，R.S.托馬斯的祈禱是朝向上帝的，菲利普·拉金則堅持認為自己的寫作源頭是是托馬斯·哈代而非寫《四個四重奏》和《荒原》的艾略特，他對自己寫平凡寫日常的追求和方向一直有著難能可貴的清醒。不同於上述幾位英語詩人所擁有的優裕的穩定生活，作為名將杜預的後人和前朝名臣杜審言的嫡孫，“致君堯舜上”才是杜甫終生的不懈追求，雖不為當權者所用，並歷經戰亂，顛沛流離，晚年幾乎到了每天要面對飢餓、疾病和死亡，到了“親朋無一字”的地步，只能借宿在洞庭湖上的一條孤舟上苟延殘喘，卻仍然“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對國家和朝廷念念不忘。在杜甫身上，“詩人”不是作為一種身份或職業而存在，寫詩僅僅是他靈魂的出口而已。這樣的一個詩人，他不可能或者根本無暇去刻意選擇“寫什麼”，而“怎麼寫”也一定是源於生命磨難和歷練的自然呈現。
換句話說，對杜甫來說，寫日常也許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也許是一種無奈的選擇，而唯獨不是一個自覺的選擇。我們可以說，杜甫只是一個詩人，而非理論家或者哲學家。我們也可以說，杜甫的詩就是他最傑出的理論和哲學。從這一點上講，無論謝默斯·希尼，或者R.S.托馬斯和菲利普·拉金，也許和偉大的杜甫並無可比性存在。
這樣看來，多年以來深陷於“口語”和“學院”之爭的當下漢語詩歌寫作就顯得不無幼稚和淺薄。曾幾何時，作為一個漢語詩歌寫作者，我也以為杜甫作為一種傳統一直在我們的血脈裡汩汩流淌，而事實並非如此，即便對偉大的古典傳統，也需要正本清源的去再回溯和再學習。唯如此，才能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忘乎所以，才能從最小的可能開始，去書寫呈現我們每一個人絕然不同的日常生活的偉大詩篇。
2016.7.28
永恆的青春，引領我們上升
《青春》文學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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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5-83611931，
13057586099，徐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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