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延津籍作家劉震雲的長篇小說《一句頂一萬句》、分為《出延津記》與《回延津記》兩冊：一本講楊百順的“出”；一本講牛愛國的“回”。一句頂一萬句，初看，這小說標題就給人一種盲人摸象的感覺。
我原是不知道有分冊的，在看完《出延津記》後，恍惚間以為故事就此結束，楊百順成了吳摩西，吳摩西又成了幼年記憶中的“羅長禮”，火車鳴笛間只剩下自己心裡一聲聲的“喊喪”迴響；但得知下冊的存在並開始翻閱時，恍惚間又以為自己翻錯了書——劉震雲太擅長在七拐八拐交互錯雜的人際關係與血緣脈絡中講故事了，他能把故事繞一大圈再講回來，像是織毛衣扯線團，把每一根毛線都捋直了再回來穿針。
於是在《回延津記》的前幾段，我們找不到太多與前冊的聯繫，故事講下去，線索才露出來，這才有了一個完整的、循環的“出”與“回”的閉環。
但之所以將文題與劉震雲的另一篇小說《一地雞毛》相聯繫，不是因為他們都有世情小說的特點，敘事瑣碎而平淡，講的都是平凡世界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不是因為這兩篇都算劉震雲的得意之作，平淡絮叨中又帶了極具個人特色的幽默反諷；而是在這兩篇中，我們都能窺見，日常生活的褶皺中藏著無數的委屈，所謂的“精神痛苦”也不只有知識分子才有，喧囂、爭執、吵鬧、尋找過後，生活也只剩下“一地雞毛”。
我們具體到文章內容來看，不管是《一句頂一萬句》的開頭“楊百順他爹是個賣豆腐的。別人叫他賣豆腐的老楊”，還是《一地雞毛》中“小林家一斤豆腐變餿了”，都是日常生活的一個小縮影，是在繁忙的、瑣碎的、日復一日的運作系統中截取的微小片段，但就是這樣碎片化、尋常化的場景，卻能牽扯出俗世生活的方方面面——老楊賣了一輩子的豆腐卻無人想繼承，交了一輩子的好友根本“不過心”，多年後吃個烙餅和肉菜亂燉都要向兒子“討好地笑”；小林家的豆腐更牽扯出妻子、保姆之間積攢已久的怨氣。
這些雞零狗碎的、重重疊加的泛苦的生活瑣事，在體現小說“有條理”的敘事的同時，也為我們講述出生活的共有規律：事情往往是一環扣著一環、一件連著一件的，生活的苦更是陰霾淤積，直將人鎖在牢籠裡。
這種苦有時也能上升到“孤獨”的層面，被拐賣的巧玲再回憶起延津，只剩一片模糊；夢起去世的養父老曹跟吳摩西，都沒了面目，夢中“兩個爹的頭都沒了”；再決心去了一趟延津與開封，沒尋見人，卻在火車上大哭——“夢中的爹，頭又有了，心卻苦得很”；難得的是得知了自己的生父姜虎，從此夢裡又多了一個爹，這個爹有頭，但無面目。
一個人的面容是不經想的，許多當年的話、當年的人，過了那個時間點，就再也問不到、尋不著了。這種泛苦的、湧動的滋味，是生活給我們留下的一點真實，我們在一地雞毛裡挑挑揀揀，尋到的卻都是委屈。就像多年後的曹青娥，一覺醒來，窗外的月牙，映在棗樹的樹杈間。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小說所描寫的大多數人，都是農民階層的組成；大多數悲喜，也是農民階層所遭受的悲喜。
但有沒有跨越這一階層存在的人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東家老秦的女兒秦曼卿，上過學堂，也有婚姻自由的想法，儘管不算完全脫離階層，但起碼有超乎這一階層的生活條件與意識。在遭遇退婚時清醒有分寸，表示只要不嫌自身殘疾皆可來往，最後卻陰差陽錯嫁了貧苦人家的楊百業，在婚禮當天感慨“不是傷悲嫁錯了人家，而是傷悲不該讀書。”。
比如教私塾的老汪，喜歡《長門賦》中的兩句“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有學問也有書生氣，在最心愛的小女兒燈盞溺水死後搬去了寶雞，再不教書，也不做祖傳的手藝活，而是吹起了糖人；再比如意大利的傳教士老詹，在延津修了教堂，傳了四十多年教，只發展了八個信徒，最後死在了草鋪上，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
不是讀書沒用，也不是教書、傳教沒用，而是在那樣匱乏、蒼涼的大環境下，人與人之間的羈絆太過複雜，但卻很難尋到真正聊得來、談的了的人，生活最終還是會歸為“一地雞毛”，這或許不是我們的選擇，但卻是命運的走向。
真正的、精神上的痛苦，是我們幾乎難以擺脫這種走向，太多的人都是這個世界的背景板，沒有聚光燈、沒有舞臺，我們的吃喝拉撒、喜笑哀樂，都只是一場群演的自我療慰，或是自我狂歡。這是我們每個人的彆扭，每個人的孤獨，也是每個人的“一地雞毛”。
但這篇小說的優秀之處，一方面是在“彆扭”中尋找一種平衡——人與人之間的平衡，人與大環境之間的平衡；另一方面，這本小說很難界定主角的存在，每個人都是俗事生活、大千世界中的一個縮影，每個人都平凡而孤獨。
儘管兩本書基本從楊百順、牛愛國的視角去寫，但他們身上的“光環”一點都不比其他人多。我們可以說，每個人都是故事的主角，甚至可以說，每個人都是故事的配角。劉震雲以他自身獨有的京貧風格——也帶那麼些河南味，密密匝匝絮絮叨叨繞來繞去地講述了一長串的小故事，拾撿起了一地的雞毛。
楊百順與牛愛國，一個是出延津，一個是回延津，在這種“圍城”般的閉環之中，他們同時也被自己思想的閉環所包圍，在各自的壁壘上觸碰——一“出”一“回”，都走不出心靈的困頓與孤獨。
楊百順不想跟他爹做豆腐，去學殺豬、去做挑水、去改名字......好不容易在縣城安了家紮了根，還是沒能留下；牛愛國本也不想出去，但陰差陽錯間到了河北泊頭、山東樂陵、河南滑縣，一路間有意無意回了延津，找上了姜素榮家。
他們都是帶著心事出門，心裡有著彆扭，也想找到將這些彆扭完全扭正、將事情完全捋清楚的說法——但說法哪有這樣好尋，楊百順耗費了大半生力氣，也只模模糊糊尋見一個“羅長禮”，牛愛國也只在恍惚間決定了去延津。就像劉震雲在文中所提：
“一個人的孤獨不是孤獨，一個人找另一個人，一句話找另一句話，才是真正的孤獨。”
這場宏大的、酷烈的世情以極其瑣碎又極具條理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我們很難去找到這片高地下所“隱藏的真相”，因為真正的生活，是無真相可言的。
我想作者給吳摩西的起名是有寓意在的，比如《希伯來聖經》的第二本書，名為《出埃及記》，其中的主人公，就叫摩西。但這並不能真正地去改變太多，吳摩西還是故事中的人物，也還是我們每一個平凡的個體。我們所看到的還是我們所能看到的。
但我們的著眼點往往太小，我們找不到太大的框架或是打包完整的文件，我們只能看到這些雞毛小事，我們也只能經歷這些雞毛小事。
於是在這一地雞毛中，也只剩下了一句“不，得找。”在無奈的執拗中大有與命運死磕到底的精神，這才是世界上芸芸眾生中可有可無的小人物的普遍活法吧！
而把小人物的擰巴上升到一種精神，以這種獨特的視角窺視現實世界，這種擰巴幾乎貫穿了劉震雲小說的創作。從《單位》，《一地雞毛》，《一句頂一萬句》，到《我不是潘金蓮》中主角李雪蓮，20多年奔波告狀打官司，就為了追尋到一個“清白”。
劉震雲每部小說讀完，掩卷總讓我們在一聲嘆息中，開始思考現實世界中的現實生活……
作者：盧聽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