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延津籍作家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分为《出延津记》与《回延津记》两册：一本讲杨百顺的“出”；一本讲牛爱国的“回”。一句顶一万句，初看，这小说标题就给人一种盲人摸象的感觉。
我原是不知道有分册的，在看完《出延津记》后，恍惚间以为故事就此结束，杨百顺成了吴摩西，吴摩西又成了幼年记忆中的“罗长礼”，火车鸣笛间只剩下自己心里一声声的“喊丧”回响；但得知下册的存在并开始翻阅时，恍惚间又以为自己翻错了书——刘震云太擅长在七拐八拐交互错杂的人际关系与血缘脉络中讲故事了，他能把故事绕一大圈再讲回来，像是织毛衣扯线团，把每一根毛线都捋直了再回来穿针。
于是在《回延津记》的前几段，我们找不到太多与前册的联系，故事讲下去，线索才露出来，这才有了一个完整的、循环的“出”与“回”的闭环。
但之所以将文题与刘震云的另一篇小说《一地鸡毛》相联系，不是因为他们都有世情小说的特点，叙事琐碎而平淡，讲的都是平凡世界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不是因为这两篇都算刘震云的得意之作，平淡絮叨中又带了极具个人特色的幽默反讽；而是在这两篇中，我们都能窥见，日常生活的褶皱中藏着无数的委屈，所谓的“精神痛苦”也不只有知识分子才有，喧嚣、争执、吵闹、寻找过后，生活也只剩下“一地鸡毛”。
我们具体到文章内容来看，不管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开头“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还是《一地鸡毛》中“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都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小缩影，是在繁忙的、琐碎的、日复一日的运作系统中截取的微小片段，但就是这样碎片化、寻常化的场景，却能牵扯出俗世生活的方方面面——老杨卖了一辈子的豆腐却无人想继承，交了一辈子的好友根本“不过心”，多年后吃个烙饼和肉菜乱炖都要向儿子“讨好地笑”；小林家的豆腐更牵扯出妻子、保姆之间积攒已久的怨气。
这些鸡零狗碎的、重重叠加的泛苦的生活琐事，在体现小说“有条理”的叙事的同时，也为我们讲述出生活的共有规律：事情往往是一环扣着一环、一件连着一件的，生活的苦更是阴霾淤积，直将人锁在牢笼里。
这种苦有时也能上升到“孤独”的层面，被拐卖的巧玲再回忆起延津，只剩一片模糊；梦起去世的养父老曹跟吴摩西，都没了面目，梦中“两个爹的头都没了”；再决心去了一趟延津与开封，没寻见人，却在火车上大哭——“梦中的爹，头又有了，心却苦得很”；难得的是得知了自己的生父姜虎，从此梦里又多了一个爹，这个爹有头，但无面目。
一个人的面容是不经想的，许多当年的话、当年的人，过了那个时间点，就再也问不到、寻不着了。这种泛苦的、涌动的滋味，是生活给我们留下的一点真实，我们在一地鸡毛里挑挑拣拣，寻到的却都是委屈。就像多年后的曹青娥，一觉醒来，窗外的月牙，映在枣树的树杈间。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所描写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阶层的组成；大多数悲喜，也是农民阶层所遭受的悲喜。
但有没有跨越这一阶层存在的人呢？答案是肯定的，比如东家老秦的女儿秦曼卿，上过学堂，也有婚姻自由的想法，尽管不算完全脱离阶层，但起码有超乎这一阶层的生活条件与意识。在遭遇退婚时清醒有分寸，表示只要不嫌自身残疾皆可来往，最后却阴差阳错嫁了贫苦人家的杨百业，在婚礼当天感慨“不是伤悲嫁错了人家，而是伤悲不该读书。”。
比如教私塾的老汪，喜欢《长门赋》中的两句“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有学问也有书生气，在最心爱的小女儿灯盏溺水死后搬去了宝鸡，再不教书，也不做祖传的手艺活，而是吹起了糖人；再比如意大利的传教士老詹，在延津修了教堂，传了四十多年教，只发展了八个信徒，最后死在了草铺上，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不是读书没用，也不是教书、传教没用，而是在那样匮乏、苍凉的大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太过复杂，但却很难寻到真正聊得来、谈的了的人，生活最终还是会归为“一地鸡毛”，这或许不是我们的选择，但却是命运的走向。
真正的、精神上的痛苦，是我们几乎难以摆脱这种走向，太多的人都是这个世界的背景板，没有聚光灯、没有舞台，我们的吃喝拉撒、喜笑哀乐，都只是一场群演的自我疗慰，或是自我狂欢。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别扭，每个人的孤独，也是每个人的“一地鸡毛”。
但这篇小说的优秀之处，一方面是在“别扭”中寻找一种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平衡，人与大环境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这本小说很难界定主角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俗事生活、大千世界中的一个缩影，每个人都平凡而孤独。
尽管两本书基本从杨百顺、牛爱国的视角去写，但他们身上的“光环”一点都不比其他人多。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故事的主角，甚至可以说，每个人都是故事的配角。刘震云以他自身独有的京贫风格——也带那么些河南味，密密匝匝絮絮叨叨绕来绕去地讲述了一长串的小故事，拾捡起了一地的鸡毛。
杨百顺与牛爱国，一个是出延津，一个是回延津，在这种“围城”般的闭环之中，他们同时也被自己思想的闭环所包围，在各自的壁垒上触碰——一“出”一“回”，都走不出心灵的困顿与孤独。
杨百顺不想跟他爹做豆腐，去学杀猪、去做挑水、去改名字......好不容易在县城安了家扎了根，还是没能留下；牛爱国本也不想出去，但阴差阳错间到了河北泊头、山东乐陵、河南滑县，一路间有意无意回了延津，找上了姜素荣家。
他们都是带着心事出门，心里有着别扭，也想找到将这些别扭完全扭正、将事情完全捋清楚的说法——但说法哪有这样好寻，杨百顺耗费了大半生力气，也只模模糊糊寻见一个“罗长礼”，牛爱国也只在恍惚间决定了去延津。就像刘震云在文中所提：
“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
这场宏大的、酷烈的世情以极其琐碎又极具条理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很难去找到这片高地下所“隐藏的真相”，因为真正的生活，是无真相可言的。
我想作者给吴摩西的起名是有寓意在的，比如《希伯来圣经》的第二本书，名为《出埃及记》，其中的主人公，就叫摩西。但这并不能真正地去改变太多，吴摩西还是故事中的人物，也还是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个体。我们所看到的还是我们所能看到的。
但我们的着眼点往往太小，我们找不到太大的框架或是打包完整的文件，我们只能看到这些鸡毛小事，我们也只能经历这些鸡毛小事。
于是在这一地鸡毛中，也只剩下了一句“不，得找。”在无奈的执拗中大有与命运死磕到底的精神，这才是世界上芸芸众生中可有可无的小人物的普遍活法吧！
而把小人物的拧巴上升到一种精神，以这种独特的视角窥视现实世界，这种拧巴几乎贯穿了刘震云小说的创作。从《单位》，《一地鸡毛》，《一句顶一万句》，到《我不是潘金莲》中主角李雪莲，20多年奔波告状打官司，就为了追寻到一个“清白”。
刘震云每部小说读完，掩卷总让我们在一声叹息中，开始思考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生活……
作者：卢听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