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宋靖康二年，金天會五年，農曆四月，開封城下，宜秋門(鄭門)前，女真大軍搶掠城中鉅額財富之後，擄徽欽二帝、趙氏宗族、朝臣，一干人等萬餘人北出汴京，遷往王廷。
自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農曆十月開始，至宋欽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農曆四月止，為期兩年的宋金大戰宣告結束。
宋室的戰敗，不僅是大宋國運的終結，也是大宋國防事業的徹底失敗。宋廷對外作戰既沒有兼併西夏，也沒有奪取幽雲十六州，最終反被異族一舉消滅。
而這一戰敗滅亡的巨大過錯卻被後世統統推到了王安石變法之上。可以說，這就是千古奇冤。大宋終其一朝，自太祖趙匡胤之時便制定了“強幹弱枝，內外相制”的軍事政策至汴京陷落也未改變，始終限制著宋軍對外作戰的能力，且宋軍對外作戰的弊端又受積重難返的三冗問題牽連，宋軍內部多相互牽制，面對金兵來襲而貽誤戰機、損兵折將，不城破亡國也難說。
試問，宋室的敗亡，又與王安石有何關係？軍事政策可是皇室制定的，難道不該趙家負主要責任嗎？且王安石終其一生的奉獻，不僅沒有削弱宋軍，甚至加強了宋軍的戰鬥力。尤其是對西北軍的建設，精兵省將，威震西夏，延緩北宋衰亡。不僅無過，甚至有功。亡國的錯誤憑什麼就要一位功臣來背，簡直是栽贓陷害。
另外，王安石變法最終是以失敗告終，變法若成功了那是宋室的福分，不變法或者變法失敗，也無礙於北宋積重難返的三冗問題，以及根深蒂固的體制缺陷。因為這一積弊一直就存在，總不能因為別人沒幫上忙，就把自己的過錯推給人吧。趙宋走向屈辱滅亡的失敗命運，本身就無關變法的存在與否，根本原因是大宋自己的問題。
真正與王安石有關聯的是變法這件事為什麼會失敗。因為如果改革成功，不僅大宋可以轉危為安，甚至可以收復失地、一統天下，乃至影響到中華未來近世紀的變革。作為變法的主要負責人，王安石是難逃干係的。
而縱觀其變法歷程，及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不論富國還是強兵，都是對於宋朝積弊體制內的修補改良，改革的利刃並未切中大宋國運發展的根源，而這一根源又是封建社會中歷代中原王朝一直都在謀求解決的戰略問題。
即內部強大的富強活力若無法高效轉化成強大的對外戰鬥力，最終的結果不是分裂自毀就是亡於異族之手。簡而言之就是耕與戰的關係。看樣子，王安石變法就是死在了無法妥善處理耕戰關係這一問題上，結果就是無法徹底改變北宋積弱的國防事業，亡國成為了必然。
大宋立國雖然求得苟安，但是從歷史發展進程上看，中華仍舊處於分裂階段，大一統的任務仍舊存在，急需解決。自然的，大宋現行的軍事政策就有悖時代需要。
五代以來，天下分裂，九州不寧，干戈不息。先是後周世宗柴榮勵精圖治，興兵止暴，制一統天下之策，再至宋太祖趙匡胤初定中原，歷三世伐幽燕而不定，府庫空虛，敗多勝少，頹勢漸顯，遂立澶淵之盟，以至南北對峙。
仁宗之時，党項人李元昊悍然稱帝，自立夏國，僭越大宋。雙方爆發戰爭，歷時三年宋軍不敵，全然敗退，又定宋夏和議，互求苟安。加上北方契丹，此時之中國已是三足鼎立，未來統一之路更顯艱難。
而在完成統一中國的進程中，趙匡胤對其他割據政權的舊部予以政治厚待，重金招攬，對於武將能滅則滅，不滅則倍加控制。這種手段主要是源於其對於中唐以來武將專權、藩鎮割據的深刻認知，文人再強也未必能掀起多大風浪。但是武將擁有兵權，就可以割據一地，威脅中央，作為軍事政變起家的趙宋，對於軍人的變動非常敏感。一旦軍人擁兵自重，於皇室大有身死族滅之重患。
趙匡胤稱帝以後就曾問計於趙普，如何避免唐朝藩鎮割據、禍亂不息的悲劇，使國家長治久安，普對曰：“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
也就是說，將地方軍隊的精兵、稅賦、軍權收歸中央，使地方弱化無法與朝廷抗衡。這樣的做法是可以大大限制武將的作亂空間，將政權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但是於中華向大一統進發之趨勢下，安於中原，自弱國防，縱使繁榮富裕，也難以長久於世，且對外作戰，將無死命效力之心，兵無死命效力之勇，長此以往，不進行改變，縱使權力在手，也無法在天下大破大立的形勢下全然苟活。
在崇文抑武理念的指導下，宋廷北向收復失地的夢想，儼然變成了守內虛外。文官集團和勳貴階層大肆發展，致使官僚隊伍臃腫龐大，待安排的士人越來越多，原本“含權量”就不大的地方官位，隨著官缺的問題嚴重，其價值水漲船高，貪汙受賄，裙帶朋黨，四處叢生。
除此之外，受恩蔭制度優惠，官宦子弟享受更多特權，擁有財富和土地更是來之容易。還有，宋時宗教受國家政策支持，寺廟道觀全國瘋立，僧尼不事生產便可擁有廣袤農田，而且也不用上繳賦稅。加之趙宋一直嚴密控制軍力，長期抽調民間壯丁或輸入禁軍，或用於基礎設施建設，或用於廂軍擴建。
土地政策又不抑兼併，小地主、自耕農承受著來自官府的盤剝，以及大地主轉嫁稅務的壓力，民間高利貸更是尋常之事。農民破產加劇，土地荒蕪，流民成災。宋初就已經出現“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矛盾問題了，川蜀張順、王小波起義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趙家的統治危機日益凸顯。
真宗、仁宗之時，朝廷消費揮霍無度，大興土木，沉迷酒色，賞賜官員往往大手大腳。官僚為了保住官位，或競相賄賂，或役使民兵用於商賈而謀私利，總想著守護飯碗和田地食祿，不思建樹，以求穩定升遷，民間的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貧富差距拉大，國庫收入銳減。農民起義驟增，而朝廷又不得不收流民入行伍，原本財政就已緊俏，再加上龐大的兵員仰食國家和對外歲幣的鉅額支出，大宋的“積貧積弱”態勢就已經顯而易見了。
憂世之士屢屢進言，諸如范仲淹上條陳十事，論整頓吏治、明修武備、發展農業生產；司馬光上書三言、五規，論定國安邦、務實於世之道；王安石上萬言書，論改革科舉、修整法度、革除積弊；宋祁言冗官、冗兵、冗費之患，以求變革。
直至神宗執政，盛世之危機陳於案前，財政出現嚴重赤字，邊患衝突中宋軍多敗，民間起義頻繁，朝內朝外政治風向亦多以天下待變為主流輿論。此時，趙家方才醒悟其祖宗之法不是盡善盡美，而曾經立國之時一統天下的志向，在時下的危機面前，更顯的極其渺小。
原本中華就未真正統一，大宋就該居安思危，而不是一心謀求自我享樂。承平日久，百年無事，看似安穩，實際上危在旦夕。如果再不改革，時運過後，就是萬丈深淵，滅亡指日可待。
王安石力推變法，理財與強軍並行，然其變法失敗，不僅是缺乏核心主旨，而且是重點沒有放在正確之處。其改革措施亦沒有突破趙氏建國方略的侷限，如果採用全面耕戰主義，大宋必然中興。
彼時，王安石得以入朝，其所推崇的變法與神宗志在刷恥、富國強兵的理想不謀而合。其言：“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而在於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神宗也同樣認為“天下弊事之多不可不革”，唯“理財最為急務”。
反對變法的官僚集團，對於王安石的政策也並非不支持，而是對其強硬的急政手段表示不滿，尤其是司馬光。在本質上，他也是支持理財的，強調不與民爭利，主張“損上益下”。
對上要“養之有道，用之有節”，要求皇室節約錢糧，不必要的賞賜和費用則將其杜絕。對下則要“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輕徭薄賦、緩刑舍禁減輕百姓課稅負擔，進而固本正源，使“農工商賈皆樂其業而安其富, 則公家何求而不獲乎？”
所以，在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免役法之後，民間出現的官吏強硬借貸農民，貸款利息日益翻倍的，百姓為了免役而交納大量錢款，貧者更貧，富者更富的問題時，司馬光等人極力諫言反對，論其擾民榨利。但是司馬光所堅持的輕刑省賦，實際上也不能減輕百姓負擔，原本的，大宋已經是階級矛盾嚴重尖銳，民間起義頻發，縱使減輕賦稅和徭役，也無法改變大面積農民破產、官僚腐敗的現實問題。
在整個變法期間，無論宋神宗、司馬光還是王安石，此三者的改革主張均落在財政這一問題之上，其實本質並無矛盾，但是對吏治問題都避之不革，不加以重點整頓，這才是變法期間阻力重重、朝廷多方爭鬥的原因所在。
在天下尚未真正統一的情況下，大宋就該順應大破大立的潮流，實行全民動員，全民備戰，積極對外擴張的耕戰主義政策，轉移國內階級矛盾，在變化發展的對外戰爭中，對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進行損益調和。進而改變國內利益矛盾的形勢。採用“利出一孔、驅民歸戰”的思想。使一切改革措施均以服務軍事建設為目的，廢除恩蔭制度，頒行軍功爵法。對趙家“祖宗之法”進行創新發展。
皇親國戚、官宦世家、寺僧道尼、將門子弟不想上戰場，就按官階獻出相應土地於國家；
商賈不想上戰場就上繳重額錢糧；
製造業者不想上戰場就為國家打造精良武器；
抽調廂軍、收容流民用於皇家徵收的土地耕種，生產符合要求及檢驗就有賞賜和減免兵役的優惠；
待安排的官缺士人必須參與前線作戰和修築工事，完成要求及檢驗，即有賞賜。
將將兵法、保馬法、保甲法和軍器監放在首位，在兵力集結、投送、指揮、作戰、後勤等方面，改革國防體系架構。
在對外戰爭中，消化宋軍之中的老弱病殘，鍛煉出精兵良將；將大量待安排的士人、官宦子弟用於服務軍事建設的後勤工作，簡化文官體系；將大量特權階層人員尤其是皇親國戚和僧尼道士徵入軍隊生產和前線作戰。加上軍功爵法的實施，不僅農民樂於作戰且可以迅速獲得田產錢糧，其他階層也會在長期的對外作戰中發現上升渠道，而自願參加戰鬥。朝廷又可將新獲得的土地用於獎勵封賞，國內尖銳的土地矛盾得以緩解。
這樣一來，新的王安石變法就有了方向和動力，不論文臣還是武將，不為國家做出貢獻，就不能獲得升遷和賞賜，農民也樂於耕作。既能解決三冗之弊中的核心—吏治問題，又能解決冗兵冗費，收復失地，謀求一統天下。
在全民積極對外作戰的過程中，宋廷才能做到“調一天下，兼制夷狄”的任務要求，才能完成取熙河以制西夏其右，取西夏以制契丹其右。向西打通西域，向北收復幽燕，對契丹形成東西夾擊之勢。軟硬兼施，壓制北方異族的崛起，或採取懷柔招安之策。
但歷史無法假設，王安石變法確實是失敗了，推行諸多措施，卻沒有核心主旨，也就是全面耕戰。理財與強軍、開源與節流分化對立而不統一。雖然高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不足法”的大旗，可是到了也沒突破趙氏建國方略的侷限，就神宗而言，其本人就曾明確表示，祖宗之法不可變易。依王安石變法的路子，失敗是必然。
如果變法當初堅持以耕戰思想為核心指導，全面建設以軍事為中心的改革任務，採用積極的對外擴張的策略，變法不可能不成功，一旦實施，其結果最直接的就是50年後的靖康之難不僅不會發生，而且使得大宋得以中興，疆土遼闊，人民生產熱情高漲，全新的未來等待著大宋開發建設，中華的近現代歷史都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閱讀更多 千斤義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