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瞭解王安石嗎？
是推動熙寧變法的王荊公？
是囚首喪面談詩書的臨川先生？
還是“佛菩薩也勸他不轉”的“拗相公”？
歷史上對王安石的評價向來褒貶不一，今天，我們且看“拗相公”的性格養成史。
慶曆五年（1045年）三月，名臣韓琦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韓琦到任後，對幕下一名年輕人的做派有些看不過去。此人早晨來到官府時常常蓬頭垢面，不加梳洗，且面帶倦色，令人生疑。韓琦料想這個後生恐怕是夜夜流連於歌樓舞館的酒色之徒，便在一日閒談時對其說道：“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年輕人當時並未作答。離開府衙後，他與人說道：“韓公非知我者。”這個年輕人便是王安石。
“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匿”
王安石在慶曆二年（1042年）進士及第，被委派為籤書淮南東路節度判官公事，也就是揚州知州的幕僚。韓琦到任揚州，是在王安石任職的第三年。此時的王安石依然保持著求學時代的勤勉，經常通宵達旦苦讀。這就是王安石常常不及梳洗就匆匆忙忙趕到縣衙的原因，也難怪會引起韓琦的誤會。這樣一段小插曲記載在邵伯溫的《邵氏聞見錄》中。
數年以後，韓琦終於明白自己當年誤解了王安石，並希望能將這樣一位優秀的年輕人收入自己的陣營。而王安石的“衣垢不浣，面垢不洗”的邋遢做派居然也成了一段時期內人們仰慕的理由。只有蘇軾之父蘇洵曾對此提出異議，還特意做《辨姦論》（也有人認為是後世託名偽造）批評道：“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匿。”他認為，似王安石這般舉止太過不近人情，恐怕不是發自本心，有矯飾做作之嫌。
對於此後王安石與韓琦之間的關係，史料中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按《宋史》中的說法，王安石當政之後，兩人頻頻因為政見上的分歧而陷入針鋒相對的境地。兩人在朝中勢同水火。以致後來，王安石在與馮京討論歐陽修（歐陽修是韓琦的堅定支持者）的去留時，竟然說出“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這樣的狠話來。
而魏泰的《東軒筆錄》中卻說，儘管韓、王二人政見常常相左，但王安石“每評近代宰相”，一定會說：“韓公德量才智，心期高遠，諸公皆莫及也。”韓琦去世時，王安石為他題輓詞二首，其中有言：“心期自與眾人殊，骨相智非淺丈夫。 ”另有一句，追及到了揚州時的舊事，情感尤為真摯，“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輀（載運靈柩的車）”。這兩種說法雖然矛盾，但也未必能辨出個一真一偽來。
王安石的一生，原本就是極富矛盾，也極具變幻性的一生。大概，當昔日的率性少年漸漸被歲月磨打成垂暮的老翁，即便從前心頭有種種不平之意，也都煙消雲散了吧。
▲故宮南燻殿藏《歷代聖賢名人像冊》王安石像
從“經術”到“世務”
宋神宗在初次與王安石對談之後曾經感慨：“不熟悉你的人啊，還會以為你是個只懂經術，不懂世務的學究呢！”不知宋神宗是從何得來這一印象，從王安石之後的政見來看，這個判斷簡直是錯得離譜了。王安石恐怕比同朝的絕大多數士人更務實，更善談“世務”。不過，凡事總有因果，這樣一個誤見也並非空穴來風。少年時代的王安石，倒真有幾分只通於經術的樣子。
按南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中的說法，王安石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他出生時，父親恰任臨江軍判官。王安石出生在臨江軍治所清江縣內。《清江縣古蹟志》載，清江縣人為紀念王安石在此地的出生，特將其出生之處取名“維崧”堂，大概是取《詩經·大雅·崧高》篇中“崧高維嶽，峻極於天”的意象。
王安石的一生，的確稱得上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人物。而他的父親王益，則是北宋時代常見的那一種本分、愛民的地方官。他一生篤行儒家的孝悌仁義之道，用“恩信”治理百姓，曾“歷歲不笞一人”。在王安石童年的回憶裡，父親對家裡的孩子十分慈愛，孩子犯了錯誤也是寬宏訓誡，從不打罵。
如此看來，王安石終生難改的“拗相公”脾氣，似乎與他的父親關係不大。倒是他的母親吳氏夫人，是一位頗有些與眾不同的女性。據說，她“好學強記”，對事物的評判常有“人所不能及者”。在不安於“流俗”這一點上，王安石與母親當屬同類。
依照自述詩文中的說法，16歲之前的王安石過著風流自賞，吟花弄月的自在生活。所謂“少壯自負恃”，“與日爭光輝”。16歲時，王安石隨父親一起到達六朝古都建康（今南京）。隨著年齡漸長，此時的王安石終於開始安心治學。他給自己立下了宏偉志向，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為像周的始祖“稷”與商的始祖“契”那樣影響歷史走向的大人物（王安石在後世的知名度倒是比這兩位人物要高得多）。
這個階段的王安石專心鑽研儒家經典，漸漸成為一個通於“經術”的人。不過，即使是研讀經典，王安石也總能說出些與別人不同的見解來。他最瞧不起的，便是董仲舒等一干胡亂註解經典的漢儒。尤其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之說，更被王安石認為是無稽之談。這一觀點後來發展為王安石“三不足”主張中的“天變不足畏”之說。（順帶提一句，王安石本人並沒有承認過“三不足”的說法，這其實是反對派對其生平主張的總結。）王安石認為，讀書人應該拋開漢儒的誤導，大膽地去發現經文的“本意”。
另外，“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如果想通曉儒家經典的內涵，就不能只在儒家經典內部轉圈子，而是要摒除門戶之見，廣讀諸子百家的著作，乃至《素問》《本草》等實用之書，才能在學業上有真正的精進。對王安石的這一主張，蘇軾大為讚賞，認為他在學術上“網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陳跡，作斯新人”。王安石大膽出新的治學風格使得他很快在青年學子中出類拔萃。
慶曆二年（1042年）的科舉考試中，他更是一度被主考官選為第一名。只因答卷中的“孺子其朋”一語觸犯了皇家的忌諱，他才不幸被降為第四名，與狀元失之交臂。後來，王銍在《默記》中提到這件事，說：“荊公平生未嘗略語曾考中狀元，其氣量高大，視科第為何等事而增重耶！”以“經術”名聞天下並非王安石治學的最高追求，他的理想，是要在“世務”領域有所作為。
拒絕調京工作
慶曆七年（1047年），王安石改知鄞縣，第一次登上了施展平生所學的舞臺。鄞縣地處宋代明州（今浙江寧波），是東南富庶之地。王安石到任的第一年，鄞縣的農業還獲得了大豐收。但居安思危的王安石在對縣境進行廣泛實地走訪調查之後，還是發現了隱患：此地臨海，無洪澇之憂，卻有乾旱之虞。錢氏吳越國統治這裡時，曾專設營田卒吏，負責修建疏浚水利設施，蓄藏山谷之水。後來“營田”官被廢止，吳越國時代遺留下來的水利工程也漸漸壅塞，山川之水得不到貯蓄，便直接入海。一旦遇到少雨的年份，必有大旱。這不是天災，而是“人力不至”造成的禍患。
為此，王安石在慶曆七年（1047年）十一月，遍走縣內東西14個鄉，督勸百姓趁農閒時節疏浚川渠，頗有成效。此後的三年，在王安石的帶領下，鄞縣百姓“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從這件小事上，我們能看到王安石身上未雨綢繆的憂患意識。正是這一品質，使得他能在同僚們皆滿足於“本朝百年無事”時，保持清醒的頭腦，發現國家上下的種種積弊，舉起“變法”的旗幟。此外，王安石的實幹精神和親民作風，也在這件小事上有所體現。
王安石在鄞縣任期內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慶曆九年（1049年），也是王安石在此任上的最後一年，浙東轉運司下公文令各縣納錢，用以“購人捕鹽”，即懸賞鼓勵百姓揭發販私鹽的不法行為。王安石認為此舉是使安分守己的百姓出錢去獎賞“無賴告訐”之人，十分不妥，便上書轉運司，希望上級能“追而改之”。此舉既說明王安石關心百姓疾苦，也說明他膽識過人。
王安石在任期間，還曾大膽地突破常規，在春季青黃不接時，將縣裡的存糧借貸給貧困民戶，令其秋後償還，幫助這些人家躲過地方豪強的重利盤剝。此種做法後見於王安石新政中的“青苗法”。可以說，此時的王安石已經開始了對其執政主張的早期實踐。
▲江西撫州王安石紀念館塑像
知鄞縣任滿後，王安石被委任為舒州通判，繼續他的地方官生涯。按照宋代對於在科舉考試中成績優異者的優待政策，王安石在外任職滿一任後，就可以申請通過考試獲得史館、集賢院、秘書省等機構的“館職”，調到中央工作。這是一條仕途升遷的捷徑。
而王安石似乎對地方官職任格外偏愛，為此多次放棄申請“館職”的機會。甚至，在舒州通判任內，對於朝廷的兩次主動徵召，他也以“家貧口眾，難住京師”為由加以拒絕。這大概是因為他十分珍惜在地方上可以自由揮灑平生所學，造福一方百姓的機會。
有趣的是，王安石的多次辭讓反而讓中央政府對他格外欣賞和重視。皇祐五年（1053年），中央免試直接任命他為“集賢校理”，經其極力辭謝，又在半年後任命其為“群牧判官”。這一任命可氣壞了館閣中一個叫沈康的人。此人覬覦此職位良久，卻是“屢求”而不得。聽到資歷還不如自己的王安石居然獲得此職，沈康不禁惱羞成怒。氣急敗壞之下，他竟然找到負責此事的陳執中，請求“改易”。面對沈康的無理要求，陳執中斥責道：“王安石辭讓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豈復屑屑計資任也。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之才，未嘗以爵位相先，而乃爭奪如此，學士之顏，視王君宜厚矣。”經此一事，王安石的聲譽在朝中更盛。這雖然不是他有意為之，卻的的確確為其在日後的主政打下了基礎。
嘉祐二年（1057年），王安石在先後擺脫“群牧判官”和“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等京城中的無聊職任後，終於又一次回到了他所鍾愛的地方官任上。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常州。這是他第一次做州郡一級的長官。也就是在這裡，王安石遭遇了他施政中的第一次挫折。
“拗相公”的萌芽
與鄞縣的情形相仿，在常州任內，王安石也試圖通過營建基礎設施為百姓造長遠之福。這一回，王安石打算在常州開鑿一條運河。但這一主張並未得到浙西轉運使的認可，這就意味著王安石無法得到來自外部的人力、物力支持，只能靠徵調州內的民夫來完成。
開運河自古便是耗費巨大的工程，單靠一州的財力更是難以為繼。此時，常州下屬宜興縣的地方官曾規勸王安石“役大而亟，民有不勝”，不妨從長計議。可以“令諸縣歲第一役”，即讓每個縣輪流承擔，每年只做一小部分，“雖緩必成”。但王安石並未聽取這一意見。（他擔心的可能是工程進度過緩，便不能在自己任期內完成，而後繼者可能會半途而廢。為此，他上任後曾多次上書朝廷要求增加其在常州的任期。）結果，工程開工後不幸遭逢“大霖雨”，最終“民多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
運河工程的無果而終使王安石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安石所以悔恨無窮也。”但在字裡行間，我們還可以看到，王安石雖是悔恨遺憾，卻認為罪責並不全在自己身上，也要怪轉運司“賦功本狹”和老天爺“淫雨不止”。一意孤行，不思悔改，我們似已能從這位年輕的知州身上，看到他日那位赫赫有名的“拗相公”影子。
不過，王安石為自己的辯駁其實也頗有幾分道理：“方今萬事，所以難成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放眼北宋官場，銳意進取者少，而因循守成之輩是大多數。這些人在任只求無過，並不求有功於後世。在這樣的環境裡，負有濟世理想的王安石是寂寞無助的。這種無助感讓他一天天對同僚失去了信心，越來越不指望能在朝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張的夥伴。他由此而變得一意孤行，在他人眼中更是“拗”得無可救藥。
與“流俗”決裂
大概與運河工程的失敗有關，王安石的常州職任僅僅維持了10個月便宣告結束。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任命新提點江南東路刑獄沈康知常州，而讓王安石任提點江南東路刑獄。（與王安石交換職位的竟然是上文那個因為王安石任“群牧判官”而憤憤不平的沈康，不知是巧合，還是背後另有隱情。）“提點刑獄”的職責，是巡迴於各州縣之間，考察州縣官吏是否廉潔奉公，有無失職或枉法。
王安石這段時期的經歷，在史料中提及甚少。好在他的文集中有一封書信可資參考。這是一篇他為自己申辯的文字，我們可依稀感覺到，在寫下這封信時，王安石正受到來自各方面的非難。信的開頭，王安石說，在此任上，他對於官員犯錯處罰原則是：“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罪。”於是，有人指責他是“好伺人小過以為明”。
對此，王安石解釋說，他這樣做的原因是：“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治者多。”若糾辦大罪，則勢必要動用重刑，而嚴刑峻法又不能濫用，故而這種方法只能懲辦少數人。而王安石的用意在“正風俗”，他希望每位官吏能受到震懾與懲戒。故而，他專門找那些人人都可能會犯，但卻對官場有極不良影響的小錯來處理，以最小的代價達到教育目的。到頭來，真正受到處罰的也只有五人，“輕者罰金，重者才絀一官”。
王安石意圖藉此來彰顯儒家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的傳統。從這裡能看出，後來被人指責好“刑名”之學的王安石，原本也是想要維護自己作為儒家“君子”形象的。他既要遵循自己的本心，正風紀，秉公執法，又絕不願意讓自己被說成擅殺之人。他也曾經在意他人對自己的風評。但是，當他發現自己的百般努力並未收到成效，風評輿論依舊是日趨對自己不利之後，他改變了對風評的態度，由退讓轉為針鋒相對。
他說：“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為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自此之後，這種“流俗之言不足恤”的處事態度幾乎成了“拗相公”王安石的“標籤”。這個“標籤”，使得他在日後不幸與很多昔日好友反目，幾乎眾叛親離；但同時，也正是這個“標籤”，使他擺脫了眾口難調的士林的糾纏，能夠在變革舊制的道路上走得更遠。
葉夢得《石林詩話》中提及一件小事，也發生在王安石任江東提刑期間。一次，王安石到饒州酒務督查，在廳堂上偶見一首小詩：“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裡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王安石向左右打聽，得知此詩是一名叫作劉季孫的下層官吏所作。王安石於是破格提拔劉季孫為饒州州學教授。可見，王安石在提刑任上也不盡是治人之過，對於人才，他也能不拘一格地提拔獎勵。
“萬言書”
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王安石被委派為三司度支判官。自此，曾經自認為“金谷之事，平生所不習”的王安石不得不去跟“金谷”打交道，認真思考國家的財政問題。在此任內，王安石對自己入仕以來所目睹、親歷的種種行政弊端做了深入的思考和歸納，向仁宗皇帝獻了一篇長達萬言的《言事書》。這篇作品後來被看成王安石變法的最早期藍本。不過《言事書》的內容重在改革吏治，優化人才的培養、選任、考核制度，與王安石變法的“足兵、足用”目的還是有很大出入的。
在《言事書》開頭，王安石借要復古，使國政“合於先王之意”的名義，申明要“改易更革天下之事”的主張（“先王之政”也是後來王安石變法時常用的旗號）。隨後，他提出，想要變法，必先有得力的人才。但“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其癥結在對於人才的“陶冶”之道，即“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不足。
接下來，王安石對這幾點進行逐條的詳細論述。從論述中不難看出，王安石得出這一認識很大程度上是源於他的個人經歷。例如，他認為，朝廷在授予職位時對人才的個人意願不夠尊重，這顯然與他渴望地方官職位卻每每被“獎勵”到中央任官有關。另外，他認為官員在一個職任上的任期應該增長，這樣才能使其安心為地方的發展考慮，而他在此之前就曾因為常州任期過短而飽受苦惱。
在這篇論述裡，他第一次將矛頭大膽地指向了宋代長期奉行的“祖宗之法”，抨擊“重文輕武”的國策，還首次提出了“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主張，這後來成了王安石變法的核心理念。
上“萬言書”後不久，王安石在閒暇時寫下了後代流傳甚廣的名作《明妃曲》。作品的內容是追思漢元帝時和親塞外的宮女“王昭君”。詩中一句“漢思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還為其在南宋時找來了不少的責難。“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含情慾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 。”
詩文中的句子，總是讓人不由自主地聯想：詩裡的這位“明妃”實在與王安石有許多相似之處。一樣的桀驁，一樣的不安於流俗，一樣知音難覓，一樣註定失意的命運。大概正是因為王安石在個性上與昭君有些許相似之處，才能將昭君的千古遺恨描繪得淋漓盡致。這首作品既是悼昭君，也不經意間竟成了王安石的一生之讖。
幾年後，王安石奉詔入對神宗，踏上了他變幻莫測，充滿悲喜的執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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