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的中，“變法”有很多次，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
可以提到“變法”，除了商君的“商鞅變法”之外，其次想到的就是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了。
教科書上的王安石，是與商鞅、張居正齊名的改革家，被譽為中國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
那王安石的這次“改革”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呢？
其實到了南宋，他的是非功過就已經有了定論。
新舊黨爭
“王安石變法”在中學的教科書上就有介紹過，教科書上講，變法失敗的原因是因為觸犯了權貴的利益，阻力太大，再加上皇帝的愚蠢，導致變法失敗，北宋滅亡。
中學的教科書上是不會教經濟學的，從我們之前文章下面的評論看，很多人認為，北宋的滅亡是因為沒有堅持王安石的變法。
但實際上，正是因為王安石變法，才導致的北宋滅亡。
不是因為王安石變法停了，北宋才滅亡，而正是因為北宋亡了，王安石變法才不得不停下來。
北宋時期的問題有很多，首先就是軍隊的戰鬥力不行，可同時軍費開支很大。
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因為宋初期的“招安”政策。
把造反作亂的人、犯罪的人招進軍隊服兵役。
然後軍隊的規模越來越龐大，相對應的軍費開支也越來越多。
但烏合之眾湊起來的雜牌軍，戰鬥力也可想而知了。
面對這個局面，應不應該改革？
改肯定是要改，但是要如何改？
這時，王安石提出了大名鼎鼎的“熙寧變法”。
支持王安石變法的被稱為“新黨”，相對應的，反對變法的稱為“舊黨”。
就和如今的左、右之分一樣，“進步”不一定就是對的，“保守”也不一定就是錯的。
新舊兩黨的黨爭一直貫穿了兩宋。到了後期，新舊的黨爭的目的也不再是討論改革是否有利，而變成了區分敵我的手段。
那麼北宋的滅亡到底是不是因為王安石變法呢？
從時間上看，從1067年宋神宗繼位，到1127北宋滅亡的60年時間裡，新黨掌權50年，其餘的10年才是舊黨得勢。
那麼到底是誰葬送了北宋，也就一目瞭然了。
王安石變法
講到這有人會說，王安石變法沒問題，正是因為舊黨阻礙了變法，才導致了變法失敗。
可從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雖然王安石變法的政策中，有一部分可取之處，但從整體上看十分糟糕。
辛虧有舊黨的阻礙，不然危害會更大。
王安石變法的整體思路，就是增加管控、加大幹預，把一切都掌握在官府手中。
話說在王安石變法時，他想要促進經濟，這時有個人向他建議：
把梁山泊得水放掉，就可以得到800裡的良田。
王安石聽了很高興，覺得是個好辦法，問他：那梁山泊的水放到哪裡去呢？
劉貢父說：好解決，在旁邊挖一個800裡湖就能裝下了。
“王荊公（安石）好言利，有小人諂曰：‘決梁山泊八百里水以為田，其利大矣。’荊公喜甚，徐曰：‘策固善矣。決水何地可容？’劉貢父在坐中曰：‘自其旁別鑿一八百里泊則可容矣。’荊公笑而止。”（《邵氏聞見錄》）
你看，抽水、挖湖都能增加就業，而且還多出了800裡的良田，豈不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知道這是錯的，要是讀過我們之前的文章，馬上就能想到這就是凱恩斯主義的“破窗理論”。
雖然這個段子不知道是真是假，但這也能看出王安石變法中的缺陷：他只能看見眼前的東西，無法從正反兩方面整體考慮。
再舉個例子，王安石變法有一項叫做“常平新法”，也稱“青苗法”。
具體的做法是政府放貸給老百姓，以解決百姓的資金困難。
這樣做既解決了百姓的資金問題，又增加了官府的財政收入，同時打擊了民間違法高息借貸，豈不是一舉兩得？
可問題在於，官府放貸的錢是從哪來的呢？
不同於銀行，官府的錢是通過向民間徵稅而來，把百姓的錢收上來再借給百姓。
這和把水抽乾在挖一個湖有什麼區別？
增加官府放貸，就意味著增加放貸工作人員，這同樣也是財政支出。
而且放貸的目的，是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地方為了KPI業績，只能高息放貸，反而無法解決百姓的資金困難。
要真的想解決百姓資金問題，不如減稅，放開民間借貸，百姓的資金問題自然就會解決。
另外，王安石是如何解決軍隊“冗兵”的問題呢？
裁撤以罪犯組成烏合之眾的軍隊，這當然沒有錯。
但撤軍就會使軍隊的戰鬥力下降，本來宋的軍事實力就不強。
那王安石是如何解決的？
還是把湖抽乾再放到新湖裡的思路。
這個新湖就是“保甲法”。
熙寧三年（1070年）司農寺制定《畿縣保甲條例頒行》。
每十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戰時為兵，閒事為農。以防止農民起義，並節省軍費。
如此做法，同樣是“破窗理論”，既提升不了戰力，也節省不了開支。
另外如均輸法、均稅法、市易法等等，都是增加調控、干預市場。
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增加了百姓的負擔，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王安石變法，簡單地說就是王安石自認為比市場更聰明。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自己說的這句話，就是展示的這種心裡。
可任何的政策都是由人制定、判斷的，你還怪下面沒執行好，是因為你整體思路就錯了。
到了蔡京掌權時期，蔡京向徽宗提出“豐亨豫大”的理論，就是以消費促進經濟，並鑄造“當十錢”，搞通貨膨脹。
這些都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宋還早了凱恩斯800多年。
改革
一般認為，宋徽宗的藝術造詣很深，但完全沒有任何治國才能。
書畫全才，幹什麼都好，就是不會做皇帝。
但實際上，宋徽宗在位時，他始終把權力牢牢的掌握在手裡。
話說哪個皇帝不想做一個比肩堯舜的聖明君主呢？
但王安石變法已經積重難返，宋徽宗又沒有魄力改錯，只能迴避問題。
徐興業的《金甌缺》裡說到，對於國事日艱，宋徽宗的口頭禪先是“且待商量”，後又變成“卻又理會”，最後變成“休、休!”。
此時的徽宗迫切希望借一場軍事上的勝利掩蓋內政上的失敗，結果讓新黨的投機分子看到了機會。
舊黨一致反對開戰，極力維護澶淵之盟構建的政治格局，讓宋遼維持了100多年的和平。
當宋徽宗得知金崛起後，準備夾擊遼，得到了新黨們的支持。
於是北宋主動撕毀合約，和金簽訂海上之盟，兩面夾擊遼。
我們之前提到過，國家的競爭是全方位的競爭，國家的實力可以直接反映到軍事上。
經過新黨的折騰，使原本北宋實力不強的軍隊變得更加沒有戰鬥力了。
被遼痛擊後，北宋的虛弱完全暴露在金的眼下。
結果，金軍長驅直入，直逼首都東京開封，北宋被金所滅，徽、欽二帝被擄，史稱靖康之難（金天會五年，1127年）。
結語
宋高宗趙構認清了北宋的錯誤。
到了南宋，主流定論就是王安石變法，造成了北宋的滅亡。
在《警世通言》中，王安石被民間比作豬狗，可見民間對其的怨恨。
話說王安石罷官之後，在回江南的途中，借宿在一戶農家，第二天看見農婦正在餵豬，叫到：拗相公來吃。餵雞的時候叫，王安石來吃。豬、雞聞聲過來吃食。
將次天明，老摳起身，蓬著頭同一赤腳蠢婢，趕二豬出門外。婢攜糠秕，老嫗取水，用木杓攪手木盆之中，口中呼：“羅，羅，羅，拗相公來。”二豬聞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雞：“王安石來。”群雞俱至。
王安石還落下一個“拗相公”的綽號。
那何謂“改革”？
“改革”並不意味著增加管控，有時候放開調控、給市場更大的自由，才能稱為成功的改革。
中國曆次成果的改革經驗，都表明了這個結論。
總而言之，王安石變法無非就是國家干預市場，之所以會被抬高，被譽為“中國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這其中涉及了一個“IP”的問題。
下次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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