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 司馬光
每每談及誤國害民之人，人們總會想到那些道貌岸然的奸邪之輩，例如西漢之王莽；唐之安祿山；南宋之秦檜等等不一而足。
可誰曾想到，就是一些為時人所稱道的“君子”之輩也有因“意氣”而誤國害民的時候。
就像說起唐朝歷史繞不開唐太宗李世民這個人一樣，講起宋朝歷史特別是北宋歷史的時候也躲不開兩個鼎鼎大名的人物：一個是司馬光，一個是王安石。
他們一個德高望重，一個位高權重，其舉手投足間就可對整個帝國施加影響。
當然，影響也分好壞。所以他們很懂得在生活中約束自己的行為，避免不好的影響，就其私德來說兩人幾乎無可指摘。
據《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記載：
“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
“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說司馬光老先生這個人對待名利的態度是淡泊的，但是卻極其好學而且是學有所成。
他一生為官40年在洛陽僅有薄田三頃，所得收入也大多賙濟給了窮苦之人，以至於等到他的髮妻去世之後竟無錢置辦喪事兒且其一生也不喜歡華麗的衣服與肥美的飯食，一直過著極為簡樸的生活。
而與司馬光不同的是關於王安石的人品問題，或許他的政敵們能夠給我們以最好的答案。
在我國悠久的歷史傳統下，政治對手在攻擊彼此引以為敵的對手時總會自覺不自覺的發人隱私事兒。
即熱衷於八卦別人的私人品德如何，不管事情是否屬實，哪怕只是捕風捉影的一件事兒也要儘可能的予以大肆宣傳、渲染，以藉此把對手搞死、搞臭、搞得坐立不安。
就比如漢時有所謂陳平“盜嫂受金”事兒，南宋時有所謂朱熹“家婦不夫而孕”的事兒......
從這裡可見有些人在為了扳倒、打擊政治對手時所用的手段有多麼的下作及無底線。
在後來的“熙寧變法”（就是後世人所講的“王安石變法”）中王安石得罪了大批人，其中既包括了像司馬光這樣的“君子”但也不乏一些奸邪之徒。
當然了像司馬光這樣的道德君子是不屑於用這些不入流的手段去攻擊政治對手的，但不代表所有人都不會......
王安石在後來的變法中雖然也受到過來自政敵方的攻擊與詆譭。但從未因個人的私德而被人指摘。反倒是他身邊的人，因為行為的不檢點而多次被人拿住把柄。
在南宋詹大和《王安石年譜三種》中對於王安石的居所曾做了這樣的描述：
“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牆，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牆，輒不答”
晚年的王安石的居所破破爛爛僅能做一個臨時的避雨遮風之所，又不設圍牆，完全沒有避人之態。別人勸他修整一下屋舍、圍牆之類的他還不樂意不願搭理人家。
在道德修養方面司馬光與王安石有很多相同之處，他們都不慕聲色犬馬之樂。他們的夫人都曾為他們選取過嬌美的小妾以期更好的服侍他們的生活起居。但最後都被他們嚴詞拒絕。
要知道那時士大夫娶個三妻四妾是很稀鬆平常的事兒，算不上道德有虧，反而是那時有身份的象徵。
北宋王朝
趙宋從宋太祖趙匡胤立國之初就實行“重文抑武”的國策到後來宋太宗趙光義“雍熙北伐”失敗則又加上了一個“虛外守內”的國策。
至此大宋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鄰國契丹人耶律阿保機所建立的遼國與黨項人李元昊所建立的西夏國則因此而每每有恃無恐的頻頻“撩撥”宋國。
宋朝君臣在累戰累敗的“優良戰績”和“重文抑武”、“虛外守內”的祖宗成法下次次都選擇“議和”、“送布帛、歲幣”的方式來討好遼國與西夏，當然這種優良傳統也一直被後來的宋朝皇帝所繼承並用在了對後來的金國與蒙古汗國的關係上。
連一向有著“仁君”之稱的宋仁宗趙禎也概莫能外。
宋仁宗有始無終的性格終使范仲淹等一干大臣的努力化為了泡影（這裡指范仲淹等人發起的“慶曆新政”，由於仁宗皇帝軟弱猶豫的性格而最終歸於失敗，從而使趙宋失去了一次難得重新煥發生機的機會）。
宋仁宗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宋與西夏再一次成功“議和”。雖然這次“議和”有所謂西夏向宋“稱臣”的名目。但實際上卻是作為“君”的宋國向西夏“納貢”。
而更令人搞笑的是宋的“好鄰居”遼國人也早在此兩年前的慶曆二年（公元1042年）狠狠地“敲詐”了宋朝君臣一筆。
宋朝君臣一味苟合，遂答應在每年原基礎上再給遼國各增加10萬的銀、絹。心滿意足的遼國才沒有再一次興兵來犯。
宋太祖趙匡胤有句名言：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
不過大話雖然說得震天響，“燕雲十六州”在他的有生之年到底是沒能收復回來？
不僅失地沒能收復回來，在他之後的宋朝帝王們在面對外侮時一個比一個消極應戰，難道大宋王朝就此要這樣終其一生麼？難道再沒有一個帝王一個大臣能夠有志於挽狂瀾於既倒嗎？？
不是的！！
宋神宗 趙頊
北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年輕的血氣方剛的一生極其崇拜商鞅的宋神宗趙頊即位了。
因為崇拜商鞅，宋神宗趙頊也想要尋找一位屬於自己的商鞅。
他期望著他能夠像戰國時的秦孝公那樣，幸運的找到屬於自己的商鞅，從而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使大宋王朝也能像戰國時的秦國那樣國富兵強。
也希望能像當時的秦國那樣因為“變法”的成功而把曾經鄙視秦國的“東方六國”（指戰國時代韓、趙、魏、燕、楚、齊六國）踩在腳下一樣，把如今正在欺壓大宋的遼國人、西夏人統統踩在腳下、玩弄於股掌之中。
宋神宗趙頊是幸運的，他找到了那個和商鞅一樣有著變法圖強精神 與意志的人——王安石。
但同時宋神宗趙頊也是不幸的，這個在他看來和商鞅頗為類似的中年男人王安石並不具有和商鞅一樣的卓越的變法才能與手段。
結果顯而易見，變法最後失敗了，而且最終是一地雞毛，大宋王朝不僅沒能強行續命反而是愈發搖搖欲墜了。後來的後來更是有人直指王安石是導致北宋滅亡的罪魁禍首。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宋神宗趙頊與王安石君臣兩人誰也不能未卜先知，在他們看來他們是君臣相得，是千年前秦孝公與改革名臣商鞅的又一次合體。
北宋改革名臣 王安石
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君臣兩人第一次相見。神宗皇帝召問王安石富國強兵之策，安石對答如流，神宗皇帝很是滿意。
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神宗皇帝正式任命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全權負責變法事宜。
由於那時正值宋神宗熙寧年間所以這次變法被稱為“熙寧變法”，當然了又由於是王安石主持的這次變法所以又被後世人稱為“王安石變法”。
話說，在這次變法之前王安石先生的風評還是挺不錯的，而且司馬光還和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兩人對彼此的道德、人品、學問都是持讚賞態度的。
但自從王安石主持這場變法後兩人的關係便開始漸行漸遠了，他個人的聲譽也變得一落千丈。
當然了作為“北宋變法第一強人” 的王安石當然是不會過多顧慮這些的，據《宋史·王安石列傳》記載，他甚至大喊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樣的話來。
這可惹惱了整個士大夫階層。
別的且不說，據宋人葉夢得的《避暑錄話》記載，宋太祖趙匡胤在立國之初曾密刻過一塊誓碑，這塊誓碑明確規定後嗣皇帝不得殺士大夫。
再加之宋朝自開國之初便擬定了“重文輕武”的國策，使得宋朝的文人們特別是士大夫階層在獲得優裕的生活、政治待遇之外又擁有了一張免死牌。
當然了有人對葉夢得《避暑錄話》中關於宋太祖開國之初制定“不殺士大夫”條款的記載心存疑問，但事實是終宋一代士大夫確實是被殺的極少，特別是在北宋王朝時期。
面對著如此美妙的“祖宗成法”，你王安石居然口口聲聲喊著：祖宗不足法。怎麼能不讓身為士大夫階層的同僚們生氣？？
且不說王安石在變法中是否有過過激的措施，僅此一句響亮的口號就已經讓他在士大夫階層大失人心從而為他的變法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霾！！
“王安石變法”大致分為以下幾點主要內容：
1. 均輸法
2. 免役法
3. 保甲法
4. 青苗法
5. 市易法
6. 將兵法
......
平心而論，王安石所領導的這場變法還是有著一定成績的。
據《宋史》記載：
“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歲積錢米，亦不減二十萬”
又據《文獻通考》描述：
變法後的北宋政府積蓄的錢粟達“數十百鉅萬”，作為戶部經費，“可以支二十年之用”。
再據《宋會要輯稿》記載，在變法期間，北宋全國興修水利工程17093處，受益民田達
36177888畝。可以說王安石與宋神宗趙頊最初的“國富兵強”的構想似乎已經得到了一定的實現，畢竟從短期來看大宋王朝確實變得“富裕”多了。
可王安石變法成績很突出，問題也同樣非常突出。
以“青苗法”和“保甲法”兩法為例。
按“青苗法”最初的設想是荒年由政府發放糧食於農民播種並收取一定的利息。等到豐年時政府則改為收購農民手中的糧食，以防“穀賤傷農”，由此而循環往復。
而“保甲法”最初的設想則是將相鄰住戶每10戶編為“一保”，實行一定的連帶責任，預防犯罪的發生並且有利於追討罪犯。並規定每戶有兩丁以上者需抽出一人為“保丁”，在特定的時間裡接受一定的軍事訓練，以此來組成類似於今天“民兵”似的組織來替代地方軍隊管理地方治安。而原本負責維護地方治安的軍隊則可以派往更需要的地方。
可理想是豐滿的現實卻是骨感的。王安石諸多變法內容在現實生活的執行過程中卻變了味。
下層的官吏為了圓滿的完成既定任務或超額的完成長官交代下的任務，不管農民需不需要借貸種子之類的一律進行強行攤派。
即便是農民們忍氣吞聲的接受了宋朝官吏們的強行攤派，種子之類的也不會完全足量的發放到他們手中，於是導致的結果就是農民們的“入不敷出”。
漸漸地“青苗法”在大多數地方演變成了“高利貸”。農戶們為此家破人亡者不計其數。
後來人們就索性逃亡他鄉，可這時候原本設想為民的“保甲法”又成了助紂為孽者。
由於十戶連保制度的存在，一戶跑了不要緊，他的鄰居可就遭了殃，要不為其代償所欠青苗貸款和利息，要不和其一樣亡命他鄉。
當然瞭如果鄰居們不願主動代償青苗貸款和利息又沒有逃亡他鄉，那麼官府則會主動來他家查抄東西抵債。
由此，那時的官府牢房人滿為患，府衙查抄的東西也是堆積如山。
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弊端，除了王安石在最初變法內容上的考慮不周外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於用人不當。
前面也提到過了，王安石的變法幾乎得罪了整個士大夫階層。當然也包括相當多的道德、能力都堪稱典範的一些士大夫。
這些人不僅會給王安石的變法帶來阻力，更為令王安石撓頭的是使他因此失去了大批本可為變法盡心竭力的忠實貫徹者。說白點就是王安石因為沒有“賢人”可用而被迫選擇了“小人”。
儘管“小人”們有時候看起來比“賢人、君子”們幹活更賣力些，但當唯利是圖的小人們為了利益而起爭執的時候則是非常可怕的。
當然了我說這些也並非空穴來風，看看王安石與司馬光兩方陣營中各是些什麼人就全都明白了：
王安石一黨：有當時聲名狼藉的呂惠卿；有貪戀祿位、母死不奔喪的
李定；有兩面三刀、數易其主的鄧綰；有其後數次欲置好友蘇東坡於死地而後快的章惇......司馬光一黨：有三朝元老的韓琦；有被范仲淹稱為有著“王佐之才”的富弼；有才、詞、人品俱一流的蘇東坡......
兩下對比，孰忠孰奸、孰優孰劣自然不言而喻了吧！
另外，後來王安石的中途被罷相也再次反映出了他在用人方面存在的巨大問題：
王安石的變法大概一共持續了有16年之久，可實際上王安石本人只主持了其中的大概7年時間，就被自己的小人隊友鄧綰、呂惠卿等人先後出賣從而被宋神宗踢出了變法的隊伍。
後來神宗皇帝更是乾脆自己出面主持起了變法，可王安石等人都撐不起來的變法大局，一個“養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空有一腔熱血的青年皇帝宋神宗趙頊又頂什麼用呢？
結果是連王安石也不如，最後變法只落得個黯然收場的下場......
宋神宗趙頊也於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當年抑鬱而亡，時年38歲，而變法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曾被神宗皇帝視為自己商鞅的王安石也於次年病死於鐘山。
至此，“熙寧變法”中真心實意有志於變法“富國強兵”的兩個人都走了，只剩下變法後的一地雞毛和無盡由此而起的餘波，並最終葬送了北宋王朝和整個趙宋王朝的半壁江山。
在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一直都在和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爭鬥著，但無奈王安石們有宋神宗撐腰，所以到底是沒能稱心如意。
客觀來講司馬光之所以和王安石的變法唱反調倒不是因為他對王安石個人有什麼成見，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分歧與執政理念上的分歧。
再加上但凡改革都會觸動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無論君子也好、小人也罷都不會無動於衷。於是乎，在司馬光身邊便聚集了大量的變法反對者，也就最後形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力量。
儘管宋神宗死了，曾經的變法者王安石也死了，但變法派並沒有因此而消亡。在長達十多年的變法過程中那些因變法而身居高位的掌權者大多數都還健在。唯一的不同就是變法派因神宗皇帝的死而大傷元氣罷了。
而以司馬光為首的反變法派雖然在阻撓變法期間大部分都被清理出朝局，但隨著新任掌權者高太后（因為當時宋神宗的繼任者宋哲宗年幼，故而高太后臨政）的出現。他們一一又都被委以了重任。
於是，在受了長達十幾年窩囊氣後的司馬光們開始了對王安石的變法以及其繼任者們進行瘋狂的反撲與報復。
王安石當政時被提拔上來的變法官員大部分都被罷黜，所行之變法不管結果好與壞幾乎完全都被廢除。彷彿那時的司馬光又成了另一個翻版的王安石。
王安石變法時因為固執不肯聽取不同意見而遭受司馬光一黨的嚴厲批評，如今風水輪流轉又換成了司馬光成了固執的那個人。
自從宋神宗和王安石死後那些所謂的變法派的那些人不過都是貪圖功名利祿的蠅營狗苟之輩而已。
他們因為變法而獲得權力，獲得殊榮，又因為變法而得罪了很多人，所以他們即便是在宋神宗和王安石死後也不得不繼續扛起所謂的變法大旗，自詡為變法派的擁護者和繼承者。要不他們就會失去獲得權力的源泉也會因此而死無葬身之地。
對於這些人司馬光進行一個罷黜與懲治自然是沒有什麼問題，只是變法既然已經實行了十餘年之久又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就必然有些地方存在合理處，但他不分青紅皂白的一概進行廢除似乎有些意氣用事，對此同陣營的範純仁和蘇軾都對他表達過不同意見，但他都一概不理，甚至最後蘇軾因此又被反變法派貶出了朝堂下放到了地方。
因為這次反變法派的反撲事是在宋哲宗元祐年間，故而歷史上稱這次事件為
“元祐更化”。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病逝，宋哲宗趙煦得以親政。
此後便是變法派的死灰復燃，於是又進入了另一個循環。反變法派則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報復。
就這樣隨著帝國最高決策者的變動和帝國最高決策者態度的不斷變動，變法派和反變法派互相輪流執政著、互相不斷報復著對方。
這種早已變了味的政見之爭一直持續到北宋王朝的滅亡。
儘管很多人都一直認為北宋王朝的覆滅宋徽宗趙佶是最大的罪魁禍首，實際上由司馬光和王安石的變了味的政見之爭及其失敗的、盲目的變法而引發的“黨爭”所造成的巨大的“內耗”或許也是不可忽視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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