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慶曆革新派是北宋歷史上難得的一群“政治明珠”，他們以“君子之風，和而不同”成就士大夫歷史上的一段佳話。但隨著歷史新劇《清平樂》中關於“爭水洛城一事”的“慶曆士人”的矛盾的播出，同樣也暴露出歷史上“慶曆士風”的一些不良因素。“和而不同”的政治主張，最後帶來的便是太過“剛直”，不懂妥協變通的“為人處事”，最後反而還會演變成“極端”的衍生事件。在慶曆三年到慶曆四年的“水洛城”爭論事件中，“重文抑武”，“皇權受制於諫官”等一系列弊端逐漸顯現，最後以“慶曆新派”內部的瓦解而自然結束，其相應的政治代價則是“慶曆新政”的正式失敗。
築城之爭：“慶曆內部”的陣營對抗（一）
慶曆三年起，宋夏戰爭進入緩和期，李元昊因為國內經濟的“窘況”不得不與宋修復關係。而在此前的幾次戰爭中，北宋范仲淹、韓琦就曾因為“戰和”不同的觀點導致“好水川一戰”失敗，這其實就已經暴露出了范仲淹及韓琦“君子之交”下，一種“主張”上的矛盾，這種矛盾無關私交，歸根結底，他們只是忠誠於自己的“政治信仰”。
水洛城，這座存在於宋夏邊境的城市，位於當時北宋“德順軍”的南部。水洛城在慶曆“宋夏”戰爭中沒有參與其中，但最後卻成為了北宋朝廷“爭論”的主角。慶曆二年，范仲淹就早早提出：“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這和後來范仲淹的“主和轉守”的思想是有著一脈的相關性的，但與范仲淹不同的是其好友韓琦的“主戰轉攻”思想，韓琦認為修築水洛城實則沒有意義，因為水洛城並不在“西夏”軍隊主攻的方位，因此上書宋仁宗反駁范仲淹的觀點。這時因為宰相還是呂夷簡，他與范仲淹之間本就有矛盾，好友的不支持，上司的不友好，范仲淹便只能暫且擱淺此事。
直到慶曆三年，宋夏戰爭暫時結束，呂夷簡病重，范仲淹任參知政事，成為主持“慶曆新政”的宰相，修築水洛城一事又再次被他提起。同年十月，位於陝西的北宋大臣鄭戩上書宋仁宗：“德順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以水洛城來獻”。恰好是范仲淹主政，又碰到“帶城以降”的好事，修築水洛城一事就正式被宋仁宗應允。可這時的宋夏關係還是處在及其微妙的程度上，西夏是在後來的慶曆四年才向北宋“稱臣”。於是此時韓琦與文彥博、尹洙等人認為若是這時修築“水洛城”會引起西夏的敏感，其次韓琦更是認為水洛城的位置並不太重要，不必花費人力物力去修築。面對兩邊不同觀點的宋仁宗，便開始犯了“錯誤”，本身是“支持”修繕水洛城，後來又因為韓琦等人的上書下令“停止修築水洛城”，如此反覆的決策矛盾，最後導致了狄青與武將劉滬之間的軍事摩擦，一件“文官”的論事最後演變成了牽扯極多人的“黨派之爭”。
主修派：范仲淹、鄭戩、劉滬、董士廉等
反對派：韓琦、尹洙、文彥博、狄青等
水洛城一事暴露出的政治弊端
一、宋仁宗搖擺不定，政治立場模糊
水洛城一事從“理論矛盾”最後演變成“軍事摩擦”，根源還是在於最終決策者宋仁宗的“反覆”上。因為范仲淹以及韓琦等人在宋仁宗心中都是“國柱”之臣，其次他本人又沒有太過堅定的主觀意識，於是在同意范仲淹修城之後，又變卦答應韓琦等人的“停止修城”。看似隨意簡單的決定，卻造成了水洛城“狄青與劉滬”的衝突，這體現出了最終決策者太過依賴“臺諫”的軟弱弊端，而宋仁宗“妥協式”的應付，也反映了文官對皇帝的“壓迫性”，這是畸形的朝堂形態。
二、慶曆黨派本身仍然存在矛盾
范仲淹與韓琦等人本就是“慶曆新政”的發動者及忠實支持者，但在水洛城一事中，卻又各持己見，最後演變出一場矛盾。雖說“和而不同”的本質是良好的，但大規模的“和而不同”，反而體現出了慶曆新派內部工作的弊端：未提前達成一致的態度。僅是以水洛城一事來說，這種漏洞並無傷大雅，可慶曆新派此類“未溝通就各抒己見”的主觀矛盾，對於新政的推廣卻是有著致命缺陷的。
三、“理性”大於妥協，已經成為“非理性”
“慶曆士風”以不妥協為殊榮。這種不妥協幫助宋仁宗度過了“劉後奪政”的危機，但隨之而來的是不可避免的“非理性”討論。凡是政事，都不能只一味地討論，水洛城一事表現出來的是“觀點的對抗”。但本質實際上是韓琦作為下官反駁上司范仲淹的“主張”，這對於行政而言實則是壞事。慶曆新派自認為的“理性”以及“公理”，就已經因為太過較真從而變成“非理性”的諫言事件，也因此在水洛城一事中，以下犯上的情況屢屢出現，如劉滬抗尹洙之命，後來董士廉攻擊韓琦等事件。
本意不是黨爭的“黨爭”（二）
慶曆四年，韓琦等人上書罷免鄭戩在陝西四路都部署的身份，並且喊停修築水洛城一事。但由於在水洛城監工的劉滬及董士廉抗命繼續修築水洛城，最後狄青出馬鎮壓水洛城“抗命者”，發生流血事件，最後劉滬及董士廉入獄。
在主要的兩位官員入獄後，又因為水洛城的“蕃部遂驚擾，爭收積聚，殺吏民為亂”，朝廷不得不繼續修築水洛城，安撫當地的蕃民。但水洛城一事所引伸出的後果卻並沒有這麼簡單，劉滬本是尹洙的部下，因為抗命，尹洙主張誅殺劉滬，維護尊嚴和朝廷命令的神聖性。可劉滬本身並沒有出於私慾去修築水洛城，其次他還是一個戰功赫赫的武將，范仲淹和歐陽修等人認為“人人解體，誰肯竭力任邊事”，一旦誅殺劉滬，會造成邊境將士心寒，從而疏遠朝廷。歐陽修與餘靖還先後認為“寧移尹洙，不可移劉滬”，“寧移青等，不可移滬，以失新附之心” 。調走狄青及尹洙，從而化解矛盾。水洛城事件從邊境之事，發展到朝廷內部官員的內耗及爭鬥，都反映出了慶曆新派的巨大紕漏。尹洙在反對鄭戩的時候，採用了“人身攻擊”的手段，而後來董士廉也以自己的方式報復了尹洙。
慶曆五年，韓琦和尹洙因為被董士廉“翻舊帳”，導致韓琦最後被罷免樞密副使，而尹洙更是因為“欺陷官錢”而被罷官，在慶曆六年時鬱鬱而終。這場事件的原本的主角，劉滬以及董士廉則因為朝廷為了避免歐陽修所說的“右文抑武”的弊端，被釋放出來，繼續監督修築水洛城。可這件事情到了最後，已不再是單純的“爭城”一事，其錯綜複雜的背後，都反映出了慶曆派的不成熟，不團結，最後以這樣一種類似於“黨爭”失敗的結果，致使韓琦和尹洙被罷官，其中韓琦被罷官，更是間接導致了慶曆新政的破產。
歐陽修主張所體現“右文抑武”的危機
歐陽修在水洛城一事中曾清晰提出：“大凡武臣嘗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終亦不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助，清沮武人”。他的觀點很明確地表明瞭仁宗朝廷的兩個弊端：
一、重文抑武之下，朝廷輕視武官，重視文官的主張，武官長期處在壓抑的心理劣勢。
二、朝廷內部的“文官”容易形成朋黨，以此來打壓邊境武官，造成政治力量不對等。
由此可見，右文抑武這個國策，在經過宋仁宗廣開言路之後，並非發展成一個“良好”的局面，反而因為對武官過份的打壓，導致“文武不平衡”的現象誕生。爭水洛城一事本就是歐陽修所提出弊端的最好體現。修水洛城，濫觴於文官，最後苦果也是文官來自食，而武官劉滬和狄青則成為了這個事件中的“被指揮者”以及“被牽連者”，他們不僅沒有合理的發言權，更是受制於朝廷文官的主張，生死難測。若不是後來歐陽修等人的理智保住了他們，水洛城一事必然會造成邊境將士的寒心。
歐陽修的觀點也足以表明“右文抑武”的弊端其實早已經明確存在，雖然宋仁宗並沒有因此改變國策，可北宋的積弱在這一件事情上是有跡可循的。
慶曆士風的病態一面（三）
水洛城一事的後果是沉重的，范仲淹在慶曆五年因為此事而被保守派上書宋仁宗，認為范仲淹等人為“朋黨”、“專權”，導致范仲淹被罷官，最後慶曆新政也因為范仲淹和富弼的倒臺，從而全面失敗。
慶曆士風，是宋仁宗“仁政”，重視“臺諫”之良習所引導的一種文官政治。但隨著時間的增長，宋仁宗的無端放任，慶曆人士自身的風氣沒有受到一定的抑制，最後發展成為了“意氣之爭”的病態現象。慶曆新派的主要問題在於“爭鬥”的一個程度問題上沒有把握好，純粹為了反對而反對，很多時候已經失去了爭論的意義，這也是後來范仲淹、韓琦等人落人口實，被貶官的根本因素。慶曆新派雖然以“君子之交”為根本，沒有演化出“利益朋黨”之類的不良弊端，但又因為太過“主觀”的主張對抗，從而變成了“文人尊嚴”的一種爭鬥，本質是以“尊嚴”作為利益。
最後“慶曆新政”的失敗，這種內部不團結的“主張”矛盾可以說是分裂慶曆新派的一個巨大根源，慶曆新派與其是說倒在了保守派的阻撓下，更貼切地，其應該是倒在了自己人的攻擊和爭論之下。
結語：
水洛城一事是“慶曆人士”在漫長的爭論歲月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這件事件背後，暴露了慶曆派的不成熟和不團結，同樣也被點出了“文武官員不平等”的政治力量問題。由此可見，慶曆新政的失敗是有一定的事件關聯性的，北宋重文抑武的舉措也並非取得有效的勝利，而這些弊端，最後都成為北宋文武失衡的一個病態的映襯。
參考文獻：《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水洛城事件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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