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是如何培養清軍騎射的？
一．努爾哈赤對騎射的態度
努爾哈赤的一生中，基本是在馬上度過，故可稱為“馬上皇帝”。萬曆十一年(1583年)五月，年僅二十五歲以十三副遺甲起兵的努爾哈赤，不僅本人擅長騎射，而且非常重視收羅擅長騎射的人才。
《清太祖實錄》卷2載：“哈達國萬汗之子貝勒扈爾幹以女來歸，遣其子戴善送至。上納其女，設宴成禮。初上出迎時，至洞城之野，有乘馬佩弓矢過者。
上問左右曰：誰也？左右曰：此董鄂部人善射。部中無出其右，所稱善射鈕翁金是也。上召鈕翁金至，指百步外柳，命之射。鈕翁金髮五矢，中其三，上下相錯。上發五矢，皆中。眾視之，五矢所集，僅五寸許。眾共嘆為神技雲。”
這則努爾哈赤在迎娶哈達國貝勒扈爾幹之女的途中與董鄂部頭號射手鈕翁金較射的史料，或許是對努爾哈赤彎弓神射的溢美之詞，但他果真能夠五箭連中、眾矢環聚、“百步射柳”的確是技藝超群。
努爾哈赤對“騎射”的崇尚，不僅表現在他本人騎射精湛、率先垂範、收羅擅長騎射的人才，還體現在他不斷督促族人勤習騎射，併力促改良弓箭和馬匹等方面。早在天命六年（1621年），努爾哈赤就曾對躭於逸樂、注重服飾，卻不經心出獵行兵之事、不修治甲冑弓矢的“愚闇之夫”提出了警戒。
《清太祖實錄》卷8載：
“上諭侍臣曰：愚闇之夫，躭於逸樂，不致力修德，凡言之有益無益，皆不能辨，憚於聽受；即聞善言，亦不默識深思，惟圖晏安自便，此豈人類也耶。愚者群聚，縱為嬉遊，躭於宴飲，習於謔浪。至賢哲當前，則引故而卻避之；若委以正務，則諉謝而不任焉。此亦非人類也。出獵行兵之事，漠不經心；而甲冑弓矢，不加修治。所修治者，宴會時服飾而已。此等之人，與無足比數之婦人等耳。所謂愚闇性成，人所擯棄，當為切戒。”
也就是努爾哈赤表示，你們這些人啊，不要不務正業，要好好專心的修煉“本專業”——騎射。這一高論在中國曆代開國君主裡面恐怕是絕無僅有。
筆者認為，由於努爾哈赤從開始起兵以來一直是以來武力征服，基本上沒什麼太強的政治手腕，所以說他非常重視騎射，認為這是滿洲建國的發家之本。
二，努爾哈赤如何發展滿洲騎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騎射精湛需要上好的弓箭，努爾哈赤曾多次就改良弓 箭的事宜訓示諸貝勒。
天命八年（1623 年）七月二十五日，努爾哈赤致八角殿，訓示諸貝勒曰：“爾等之弓摺（折）身立之不好，弓梢長且硬，差矣。弓軟而長射之，則身不勞也。
人之體，皆相同，疲憊之時，不可以此弓射之。”天命十年（1625 年）正月二十六日，努爾哈赤又到八角殿，命八旗巴雅喇、蒙古人射箭。射畢，訓曰：“如今之少年，射箭皆用硬弓，其變化甚大。古之弓小，無如此者。弓大而硬，身力不足，瞄而不即刻放之，則不能命中。若弓小而軟，身力有餘之，則可且瞄且射也。
“國之大事在戎，兵之馳騁在馬”。努爾哈赤在注重改良弓箭的同時，還十分關注 “馬政”。
努爾哈赤在費阿拉城期間日日操練兵馬，他不僅親自觀看士兵騎射，而且經常察看戰馬的膘情，馬肥壯者賞酒，馬羸瘦者鞭責。出兵之時，羸弱之馬亦需要撤換，天命十年（1626 年）十一月，援助科爾沁臺吉奧巴解察哈爾林丹汗之圍，既是如此。
《清太祖實錄》卷 9 載： “科爾沁臺吉奧巴遣使五人至、告急。言察哈爾林丹汗、舉兵來侵。兵已逼。因請援。上聞之。召集各路軍士……至開原城北、鎮北關，視軍。因先經射獵，馬羸甚。乃別選精騎五千……察哈爾林丹汗、圍科爾沁奧巴城。
已數日，攻之不克。聞我國援兵至農安塔，林丹汗倉皇夜遁，遺駝馬無算，科爾沁圍解。”
萬曆二十年（1595 年），朝鮮通事河世國到費阿拉，曾目睹了努爾哈赤操練兵馬的情形：老乙可赤（即努爾哈赤）下萬餘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餘名，常在城中，而常時習陣千餘名，備持戰馬著甲，城外十里許練兵。
而老乙可赤戰馬則七百餘匹，小乙可赤（努爾哈赤的弟弟舒爾哈齊）戰馬四百餘匹。
朝鮮人李民寏亦在《建州聞見錄》中針對滿洲人如何養馬，為我們提供了所能見到的最早的文本： “臣觀奴賊之橫行衝突，莫可與敵者，不過負戎馬之足也。……胡中之養馬，罕有菽粟之喂。每以馳騁為事，俯身轉膝，惟意所適，暫有卸鞍之暇，則脫靮而放之。欄內不蔽風雨寒暑，放牧於野，必一人驅十馬。馬飼調習，不過如此。而上下山坂飢渴不困者，實由於順適畜性也。”
面對滿洲人擅長牧馬的這一長技，李民寏反觀朝鮮的馬政不僅發現了兩者的差距，而且找到了本國戰爭失敗的緣由：“我國之養馬異於是，寒冽則厚被之，雨雪則必避之，日夜羈縻，長在櫪下，馳騁不過三、四百步。菽粟之秣，昏晝無闕，是以暫有飢渴，不堪馳步，少迂險仄，無不顛蹶。且不作騸，風逸齧，不順鞭策，尤不合戰陣也。”
於是，李民寏進呈光海君的“備禦六條”中的第二條便是“申明馬政”，呼籲改革本國馬政：“《禮》曰：問國之富數馬以對。《詩》稱衛文侯、魯僖公之美，皆言騋牝駒牝之盛。申明馬政恐非細事也。團束甲騎，以備不虞。千萬幸甚。”
明朝與朝鮮雖言語殊，但服制相類、風氣相近，上引後金與朝鮮戰馬的對比情況，實際上也反映了後金同明朝戰鬥力的反差。明朝軍隊習於平原作戰，長於施放火器，臨陣時，擺列方陣，行動遲緩。兩軍交鋒之後，明軍未及再裝彈藥時，努爾哈赤的騎兵已衝陷方陣，倏來倏往，恣意橫行。
筆者認為：總之，清太祖努爾哈赤深知弓矢與戰馬相結合的重要性，並努力訓練出善長弓馬的騎兵隊伍。太祖時的哲陳之役、薩爾滸之役，太宗時的松山、杏山之役等滿洲將士“鹹用少擊眾，一以當千，固由神武之姿出於天授，賢臣猛將，協力同心，亦我貙虎熊羆之士，有勇知方，騎射之精，自其夙習，而爭先敵愾，氣倍奮焉故也”。
“騎射”在滿洲崛起的無數次征戰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故清太宗皇太極回憶道：“我國士卒初有幾何，因嫻於騎射，以野戰則克，攻城則取，天下人稱我兵曰立則不動搖，進則不回顧，威名震懾，莫與爭鋒”。
三．努爾哈赤建立八旗牛錄製度
為何配合滿洲騎射軍事體系，努爾哈赤特意建立了與之對應的軍事制度——八旗制度。
八旗制是努爾哈赤對牛錄改造的基礎上形成的，主要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創建黃、白、紅、藍四旗。早在萬曆二十一年(1593 年)古勒山戰役時，努爾哈赤的部隊已出現按旗編制的情況：“太祖兵到，立陣於古埒山險要之處，與赫濟格城相對，令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頭預備”，據此可知，努爾哈赤早已將建州士兵編成各旗，並已早有軍旗。
《李朝宣祖實錄》卷七十一載：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 年)的朝鮮史料中亦記載建州的軍旗：旗用青、黃、赤、白、黑，各付二幅，長可二尺許。
滿洲人自己記述努爾哈赤開始以黃旗、白旗、紅旗、藍旗四色旗統兵的年代是 1601 年，《清太祖實錄》卷 1 載： “上以諸國徠服人眾，復編三百人為一牛錄。每牛錄設額真一，先是我國凡出兵校獵，不計人之多寡，各隨族黨屯寨而行。獵，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設長一，領之，各分隊伍，毋敢紊亂者，其長稱為牛錄額真，至是遂以名官。”
實際上，這是努爾哈赤對建州軍隊進行的一次整編。他“復編三百人為—個錄”，每牛錄設額真一員，並以黃、白、紅、藍四色為旗的標誌。這次重要改革，為爾後八旗制度的確立打下了基礎。
第二階段是將原有的四旗，擴為八旗。萬曆四十三年(1615 年)，由於降俘日眾、幅員益廣、步騎增多，努爾哈赤規定每三百人設一牛錄額真，五牛錄設一甲喇額真，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固山是滿洲人口與軍事編制中最大的單位。
每個固山有特定的顏色的旗幟，所以漢語將固山譯為旗。努爾哈赤將原來的黃、白、藍、紅四色旗幟周圍鑲邊，黃、白、藍三色旗幟鑲紅邊，紅色旗幟鑲白邊，成為八種不同顏色的旗幟。不鑲邊的旗幟成為正旗，鑲邊的旗幟成為鑲旗。合起來稱為八旗。
《清太祖實錄》卷五載： “上既削平諸國，每三百人設一牛錄額真，五個牛錄設一甲喇額真，五甲整喇設一固山額真，每固山額真左右設梅勒額真。初設有四旗，旗以純色為別、曰黃、曰紅、曰藍、曰白，至是添設四旗，參用其色鑲之，共為八旗。”
由此，八旗制度正式確立並伴隨大清朝將近三百年，成為滿洲統治者塑造本民族文化特徵的有力工具。
筆者認為：從有關清朝開國史的文獻來看，滿洲統治者有意識地將八旗制與擅長騎射、征戰等民族文化特徵的塑造捆綁在一起。
由此，“以弓矢定天下”能征善戰的滿洲人的形象躍然紙上，併為後人留下了：“得朝鮮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滿洲部落人一”的深刻印記。
總結：清朝開國時期，弓馬騎射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為此，努爾哈赤對於騎射的非常重視。為了能夠配套滿洲的騎射體系，他崇尚“騎射”的同時，還改造牛錄，創建了對於維繫滿洲文化傳統具有重要意義的“八旗”制度，已經有意識地為塑造滿洲自身文化奠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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