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說明，努爾哈赤不能算皇帝，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立後金，個人稱呼是“覆育列國英明汗”，他的廟號“太祖”，諡號“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都是在他死後，清朝建立才追尊的。
皇太極則是在崇禎九年（1636年）改元稱帝，建立了清朝，真正的大清第一位皇帝。
評價這四個人的成就，帶有極大的個人色彩，因為他們生活在政經環境完全不同的時代，就好像完全不同的參照物，對比本身就沒有統一標準，就好像“汽車跑得快還是汽油燒的快”這種無厘頭的問題。
那就談一點個人看法吧，簡單來說：我認為努爾哈赤是“奠基者”，皇太極是“開創者”，雍正是“改革者”，乾隆是“繼承者”。
對比他們環境的參照狀態，皇太極是這其中難度最大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來縱向的對比一下。
努爾哈赤時期，個人成長環境雖然惡劣，但整個女真部落藉著強悍的軍事能力，獲得了明政府一定程度上的肯定和任用，或者說最起碼還沒有被強大的明朝中央政府視為直接敵人，努爾哈赤得以有一定的寬鬆條件統一女真，甚至在這個過程裡一度還藉助了明政府的力量。
尤其是和海西女真火拼的時期，雖然明政府打著坐山觀虎鬥，笑看兩派爭奪的主意，但表面還是接受了努爾哈赤建州女真的稱臣，名義上是支持建州女真派系。
1618年努爾哈赤發佈討明檄文，也就是著名的“七大恨”，由於後來明清更代，一般的歷史愛好者會覺得努爾哈赤是“篡”明的開始，其實非也，努爾哈赤的行動只能叫“反明”，因為他的目的在於建立個不受明朝政府管控的後金政權，而不是取而代之，甚至努爾哈赤連和大明朝平起平坐的想法都沒有。
詔書裡的結語“欺凌實甚，情所難堪，因此七恨之故，是以徵之。”，說白了就是忍無可忍無需再忍，我要和你打一架，告訴你我是不好欺負的，但沒想殺人。
如果努爾哈赤想要“取而代之”，這篇檄文改寫的不是明朝政府對後金的“不公平待遇”，而應該寫“明朝這個腐朽政府如何如何滅天道失人心”。
皇太極則完全不同，薩爾滸之戰皇太極已經是金軍主要將領，目睹了明軍的不堪一擊，完全顛覆了大明軍無法戰勝的印象，相信此時的皇太極，已經有了更高遠的想法。
想要取而代之的皇太極，有著和努爾哈赤完全不同的政治表現。
文化上皇太極推動漢文化學習——以武功戡亂，以文教佐太平。
生產上實施農業生產改革，在滿人居住地區推動耕種和分田。
軍事上招撫明軍將領，實施軍隊國家化，擴張兵力，崇禎七年大閱兵滿洲八旗加上蒙、漢旗軍，按照其編制總兵力已經在二十萬，這還沒有計算整個後金部落的各汗國軍隊。
目的的不同，決定了面對的困難程度。
皇太極創業之艱難，是遠超父輩努爾哈赤的。
反對皇太極的，除了從此成為你死我活敵人的明政府，還有後金部落內部的傳統舊貴族們，因此除了政治文化、生產軍事方面的改革努力，他還需要在思想上解除滿人傳統意識上的很多桎梏，畢竟數百年時間裡後金部落保持著臣服於中央政府的狀態，對自己的“夷狄”身份有著固有的認識，如今要說服他們——我們也可以做中原統治者，其實非常困難。
包括皇太極自己，最初都沒有這個心理準備，在他繼位之初還保持著和父親努爾哈赤一樣“分庭抗禮”的想法，明確表示：“因欲劃山海關以西漢人制之，遼河以東我制之，滿、漢各自為國，故軍未入而返，原無爭主中原之心也。”
但是到松錦戰役（明崇禎十三年，1640）的時候，皇太極的政治口號已經變成了“明之土地人民天已於我”，雖然皇太極到死也沒有進入山海關，但最後的幾次和明軍的戰役都是以打入山海關為目標的。
這一切，皇太極是一邊破除舊後金部落“八王共政“對自己的威脅和約束，一邊進行全方面改革和思想改造，而影響皇太極政治態度變化的反倒是一群漢人臣子，例如寧完我、王文奎、馬光遠、范文程等等。
在《天聰朝臣工奏議》的記錄裡，主張入關反明的三十多個大臣，全部是漢族，而滿族貴族群體裡，幾乎都是反對者。
能獲得漢人士大夫階層部分人群支持，要付出的努力遠超今天我們的想象。
皇太極開創清朝基業的艱難，實在是後代子孫難以理解的，在康熙時代可能還稍微有點印象，畢竟多爾袞和父親順治是全面戰爭時代過來的，口傳面授，起碼還知道：”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是也……”
到了雍正和乾隆父子，則對數十年前的戰爭印象只存在於文字記載裡了，無法感同身受，雖然雍正十四年的勤政可圈可點，但不過是對康熙晚年懶政腐敗的挽回而已，和皇太極時代那種波瀾壯闊的大戰爭經歷，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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