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獄的第一巨案
《康雍乾間文字之獄》說：“
曾、呂之獄，本朝諸文字獄中第一巨案也。”曾就是曾靜，呂是呂留良。曾靜案之所以轟動巨大，是因為它驚動了清世宗雍正帝，並由雍正親自“下場”闢謠，真可謂前所未有。事情始末大致如下：
湖南人曾靜因考試落第，家居憤鬱，對社會心存不滿。一日，他讀到晚明儒士呂留良的文集，見裡面有華夷之辨及井田封建等語，沉溺其中，於是寫了一篇誹謗雍正和清朝的文章。曾靜認為川陝總督嶽鍾琪可能想謀反，所以打算攔駕投書，同謀舉事。
根據《清代文字獄檔》的資料顯示，嶽鍾琪後來給清世宗的奏摺說：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自己在下班回府的路上，遇到一個人（曾靜的徒弟張熙）持書想靠近他，官役連忙接書呈入。嶽鍾琪讀後“甚為驚訝”，書中盡是“
絕滅彝良，悖亂罔極”之語。於是立即下令逮捕張熙，並通過嚴刑拷打、利誘欺騙等方式，套出了曾靜及相關同謀之人。
清代恐怖的文字獄
雍正帝讀完奏摺後，大怒，批道：“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並命嶽鍾琪徹查此事。後來嶽鍾琪繼續上表，說曾靜是受了呂留良的影響才寫出如此大逆的書，並請求查抄呂留良的家，於是雍正令浙江總督李衛照辦。並拘拿其在浙同黨，案件進一步擴大。但雍正不滿足於此，因為他還不知道曾靜書中關於誹謗自己的那些謠言究竟從何而來，他懷疑是政敵所謂。所以命杭奕祿到長沙去審問曾靜，逐條追查謠言的來源。
此時的曾靜早已嚇破膽，哭著說什麼“靜生居天末，日坐井中，妄想成魔，造言誹謗，是誠罪大惡極。”但雍正不滿足於此，他不認為謠言都是曾靜自己捏造的，一定要追查來源，因此隨著案件的擴大，與曾靜相關或無關的人都捲入其中。一件憤青造謠毀謗的案子終於演變成了文字獄。
之後，雍正命押曾靜來京，搜查呂留良（留良死已久）家藏圖書，盡焚之。又剖留良棺木，戮其屍首，斬其弟子，貶其族人為奴，牽連無辜眾多。官方說曾靜之前是執迷不悟，如今方大夢初醒，俯首認罪，甘服上刑，所以雍正才沒殺他。
雍正七年四月乙丑，頒《大義覺迷錄》於天下，命舉國學政及教官人人必讀，不讀者為重罪，其書風行一時。直到雍正駕崩後，乾隆才斬殺曾靜，並封禁了《大義覺迷錄》。
乾隆禁書《大義覺迷錄》
雍正親自回應世俗對他的毀謗
《大義覺迷錄》是雍正帝為了回擊謠言以及辯駁排滿思想而參與編撰的一本書，全書內容豐富，但篇幅並不大，除去審判曾靜的供詞及相關奏疏外，主要可以分為兩部分：
第一論滿清是否為中華正統？
第二論雍正到底是不是一個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色、誅忠及好諛的暴君？
前者依據不同人的歷史觀，見仁見智，後者則直接關乎到皇帝的人品，是皇帝親自為自己所做的辯護，因此，讀起來尤其引人注目。
曾靜的書指控雍正“謀父”，其皇位存在非法性。《清朝野史大觀·清世宗襲位之異聞》記載，康熙六十一年冬，聖祖疾發，回駐暢春園，彌留之際曾手書遺詔，裡面寫“
朕皇十四子，即纘承大統。”雍正知道後，就私自入暢春園侍奉，不準其他兄弟進來，並且把遺詔的“十”字改成了“第”字。康熙當時昏迷已久，忽然醒來，看見雍正在旁邊，大怒，投枕擊之，雍正急忙下詭謝罪，不久康熙就駕崩了。對此，雍正在《大義覺迷錄》中做了自辯：康熙於暢春園駕崩之前，曾跟諸大臣及皇子說：“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說明康熙早就欽定他做繼承人了。當晚的實際情況是康熙彌留之際，“朕馳至，問皇考安，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淚勸慰，其夜戌時龍馭上賓，朕哀慟號呼，實不欲生。”整個過程為“朕之諸兄弟及宮人內侍及內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見者。”人證具在，所謂的“謀父”之事實在是空穴來風，無稽之談。
雍正否認謀康熙之位
第二是“逼母”，雍正辯護說康熙駕崩後，母后哀痛至深，曾決意從殉，是他自己再四哀懇，才挽回其初心。之後自己凡是辦理政事必先請問於母，孝順備至，這也是宮中人所共知的。母后素有痰疾，因舊恙復發，才在半年後亡故，說他逼迫母殉葬完全是造謠！
第三是“弒兄屠弟”，雍正說對於二兄，康熙曾有硃筆諭旨說：“朕若不諱，二人斷不可留。”但他繼位之後，心存不忍，並沒有對大阿哥和廢太子下殺手，而是善待他們，生病用藥，全都盡力。至於皇弟阿其那、塞思黑等，皆是因其悖逆不道，才交給宗人府囚禁起來。後來他們都是因為“伏冥誅”、沒有逃過“天譴”才死的，自己並不是鴆殺和加害他們。“古人大義滅親，周公所以誅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將來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實系冥誅。”在雍正看來，兩個弟弟就算被他殺死，那也是罪有應得，何況不是他殺的。
雍正曾與諸兄弟上演“九子奪嫡”
第四是“貪財”，雍正反駁說他繼承康熙六十餘年的太平基業，府庫充盈，自己常常開內庫弩金來救振饑民，毫無吝惜，這難道可以稱作貪財嗎？
第五是“好殺”，雍正自我評價說“朕性本最慈 ”，殺人必以法，慎之又慎，絕無好殺之理。他所殺的都是屢教不改的腐敗官員，絕不濫殺無辜。
第六是“酗酒”，雍正雲說：“朕之不飲，出自於天性，並非強致。”提督路振揚來京面聖時，曾說：“臣在京許久，每日進見，仰瞻天顏，全不似飲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傳聞皇上飲酒之說？”這是傳聞不如親見，謠言一接觸現實就會立即破滅。
第七是“好色”，雍正說：“朕常自謂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他做皇子的時候，一直就清心寡慾，“自幼性情不好色慾。”繼位以後，後宮裡的人數也很少，這是諸王大臣和近侍都知道的。謠言說雍正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寵者何人？”
第八是“誅忠臣”，雍正辯護說除殺年羮堯等三人外，並未誅戮忠良。年羮堯心懷不軌，幾欲叛逆，經過大臣參奏九十二條，才決定將他查辦，完全是依法辦事。
第九是“好諛 ”，雍正說自己在藩四十餘年，身經百戰，於人情物理早就見多了，對於阿諛的人能洞察其偽。不像那些年幼無知的君主，未經閱歷的人才喜歡被人吹捧。“是以即位以來，一切稱功頌德之文，屏棄不用。”逆賊說他“好諛”，“能舉一人一事以實之否耶？”
自古人言可畏，毀謗會中傷到每一個無辜的人，就連皇帝都要受其困擾，而雍正是唯一一個敢於出來辯駁的人，實屬另類。其言皆有理有據，而謠言大多都沒有根據，只是出於好事者的猜測，拿不出一點證據來。因此《大義覺迷錄》可以視為雍正編纂的一本闢謠經典，可讀性非常強。當然，全書卷首及卷末的“華夷之辨”也極為精彩。
清朝到底屬不屬於中國？
呂留良的遺著中保留明朝遺老排滿的思想，利用華夏夷狄之辨來說明清朝不屬於中國，滿清滅明乃是華夏淪亡，這個觀點在民國的時候也佔據著主流，並且影響至今。
呂留良（1629—1683）
作為滿清的統治者，雍正對“清朝到底屬不屬於中國”的看法很值得玩味，我們且看他是如何論證的：
首選，雍正認為政治統治要看是否造福於人 ，“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為天下君。”民心向背和天命所歸才是正統的依據。滿清入主，多得漢人之力，洪承疇等做前驅帶路，明朝百姓厭惡流賊，皆望風歸附；等到吳三桂造反時，為朝廷攻城破地、轉餉挽糧的多半是漢人，臨陣捐軀的更是數不勝數，這不是說明漢人自己接受滿清的統治了麼？清朝已取得中國之大一統的地位，正統論早已不待言。
其次，滿清之於明朝統治者，雖為敵國異族，但並不是外國殖民中國，應像周滅商一樣。對於商朝來說，周既是敵國，又是戎狄，難道周滅商也是外國殖民中國嗎？函谷關外，不屬於中國，難道秦滅六國，也是戎狄滅亡華夏麼？而且滿清得天下，不是奪之於明，乃取之於流賊。滿清雖非漢族，可是滿洲之於清室只是籍貫，並不是滿洲國殖民了中國，做了中國的宗主國，滿清並非中國的殖民者。
雍正又以道學自辯，認為存心者皆人也，當無復華夷之別；認為從來華夷之說，皆是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國家分裂，彼此不能相下，北人遂目南人為島夷，南人則指北人為索虜，徒事口舌相譏。滿清是大一統的國家，不應該在於陳舊的華夷之分。說滿清是夷狄乘虛入主中原，那麼古代的秦、楚、吳、越不都是夷狄麼？因此雍正不屑於華夏夷狄之論，說：“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諱。孟子曰：‘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也。’”
後來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裡說：“康熙、雍正還自認為慢走人，還忠厚一點。到了乾隆時代，連滿漢兩個字都不準人提起了，把史書都要改過，凡是當中關於宋元歷史的關係和明清歷史的關係，都通通刪去。”乾隆在名義上不分華夷，但實際上只准滿人皇族掌權做主，漢人只是管家而已。由此可見，乾隆的文化專制遠過於雍正，他成功的壓制了漢人的民族主義。在清末，推翻清朝統治與排滿思想結合在一起，所以孫中山才復活了明末華夏夷狄之辨。但是，清朝滅亡的目的已經達到、排滿和反清已經分離之後，華夏夷狄之辨是否還有利於國家，這值得我們反思一下。
《大義覺迷錄》裡還有許多以君父的身份來責備曾靜不忠不孝的觀點，這些都是專制君主的思維，不足道哉，不需贅訴。
雍正死後，乾隆認為《大義覺迷錄》自曝宮闈之事，很不妥當。於是遂一刀切下，全面禁止，有傳其書者，立斬。可見，從某種角度來說，較之雍正的敢於坦誠自辯，乾隆的蠻無理，要更為可惡，真為萬代人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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