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字狱的第一巨案

《康雍乾间文字之狱》说：“

事情始末大致如下：

湖南人曾静因考试落第，家居愤郁，对社会心存不满。一日，他读到晚明儒士吕留良的文集，见里面有华夷之辨及井田封建等语，沉溺其中，于是写了一篇诽谤雍正和清朝的文章。曾静认为川陕总督岳钟琪可能想谋反，所以打算拦驾投书，同谋举事。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的资料显示，岳钟琪后来给清世宗的奏折说：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自己在下班回府的路上，遇到一个人（曾静的徒弟张熙）持书想靠近他，官役连忙接书呈入。岳钟琪读后“甚为惊讶”，书中尽是“

清代恐怖的文字狱

雍正帝读完奏折后，大怒，批道：“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并命岳钟琪彻查此事。后来岳钟琪继续上表，说曾静是受了吕留良的影响才写出如此大逆的书，并请求查抄吕留良的家，于是雍正令浙江总督李卫照办。并拘拿其在浙同党，案件进一步扩大。但雍正不满足于此，因为他还不知道曾静书中关于诽谤自己的那些谣言究竟从何而来，他怀疑是政敌所谓。所以命杭奕禄到长沙去审问曾静，逐条追查谣言的来源。

此时的曾静早已吓破胆，哭着说什么“静生居天末，日坐井中，妄想成魔，造言诽谤，是诚罪大恶极。”但雍正不满足于此，他不认为谣言都是曾静自己捏造的，一定要追查来源，因此随着案件的扩大，与曾静相关或无关的人都卷入其中。一件愤青造谣毁谤的案子终于演变成了文字狱。

之后，雍正命押曾静来京，搜查吕留良（留良死已久）家藏图书，尽焚之。又剖留良棺木，戮其尸首，斩其弟子，贬其族人为奴，牵连无辜众多。官方说曾静之前是执迷不悟，如今方大梦初醒，俯首认罪，甘服上刑，所以雍正才没杀他。

雍正七年四月乙丑，颁《大义觉迷录》于天下，命举国学政及教官人人必读，不读者为重罪，其书风行一时。直到雍正驾崩后，乾隆才斩杀曾静，并封禁了《大义觉迷录》。

乾隆禁书《大义觉迷录》

雍正亲自回应世俗对他的毁谤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帝为了回击谣言以及辩驳排满思想而参与编撰的一本书，全书内容丰富，但篇幅并不大，除去审判曾静的供词及相关奏疏外，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论满清是否为中华正统？

第二论雍正到底是不是一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色、诛忠及好谀的暴君？

前者依据不同人的历史观，见仁见智，后者则直接关乎到皇帝的人品，是皇帝亲自为自己所做的辩护，因此，读起来尤其引人注目。

曾静的书指控雍正“谋父”，其皇位存在非法性。《清朝野史大观·清世宗袭位之异闻》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冬，圣祖疾发，回驻畅春园，弥留之际曾手书遗诏，里面写“

对此，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做了自辩：康熙于畅春园驾崩之前，曾跟诸大臣及皇子说：“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说明康熙早就钦定他做继承人了。当晚的实际情况是康熙弥留之际，“朕驰至，问皇考安，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整个过程为“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及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人证具在，所谓的“谋父”之事实在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

雍正否认谋康熙之位

第二是“逼母”，雍正辩护说康熙驾崩后，母后哀痛至深，曾决意从殉，是他自己再四哀恳，才挽回其初心。之后自己凡是办理政事必先请问于母，孝顺备至，这也是宫中人所共知的。母后素有痰疾，因旧恙复发，才在半年后亡故，说他逼迫母殉葬完全是造谣！

第三是“弑兄屠弟”，雍正说对于二兄，康熙曾有朱笔谕旨说：“朕若不讳，二人断不可留。”但他继位之后，心存不忍，并没有对大阿哥和废太子下杀手，而是善待他们，生病用药，全都尽力。至于皇弟阿其那、塞思黑等，皆是因其悖逆不道，才交给宗人府囚禁起来。后来他们都是因为“伏冥诛”、没有逃过“天谴”才死的，自己并不是鸩杀和加害他们。“古人大义灭亲，周公所以诛管蔡也，假使二人不死，将来未必不明正典刑。但二人之死，实系冥诛。”在雍正看来，两个弟弟就算被他杀死，那也是罪有应得，何况不是他杀的。

雍正曾与诸兄弟上演“九子夺嫡”

第四是“贪财”，雍正反驳说他继承康熙六十余年的太平基业，府库充盈，自己常常开内库弩金来救振饥民，毫无吝惜，这难道可以称作贪财吗？

第五是“好杀”，雍正自我评价说“朕性本最慈

第六是“酗酒”，雍正云说：“朕之不饮，出自于天性，并非强致。”提督路振扬来京面圣时，曾说：“臣在京许久，每日进见，仰瞻天颜，全不似饮酒者，何以臣在外任，有传闻皇上饮酒之说？”这是传闻不如亲见，谣言一接触现实就会立即破灭。

第七是“好色”，雍正说：“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他做皇子的时候，一直就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继位以后，后宫里的人数也很少，这是诸王大臣和近侍都知道的。谣言说雍正好色，“不知所好者何色？所宠者何人？”

第八是“诛忠臣”，雍正辩护说除杀年羮尧等三人外，并未诛戮忠良。年羮尧心怀不轨，几欲叛逆，经过大臣参奏九十二条，才决定将他查办，完全是依法办事。

第九是“好谀

自古人言可畏，毁谤会中伤到每一个无辜的人，就连皇帝都要受其困扰，而雍正是唯一一个敢于出来辩驳的人，实属另类。其言皆有理有据，而谣言大多都没有根据，只是出于好事者的猜测，拿不出一点证据来。因此《大义觉迷录》可以视为雍正编纂的一本辟谣经典，可读性非常强。当然，全书卷首及卷末的“华夷之辨”也极为精彩。

清朝到底属不属于中国？

吕留良的遗著中保留明朝遗老排满的思想，利用华夏夷狄之辨来说明清朝不属于中国，满清灭明乃是华夏沦亡，这个观点在民国的时候也占据着主流，并且影响至今。

吕留良（1629—1683）

作为满清的统治者，雍正对“清朝到底属不属于中国”的看法很值得玩味，我们且看他是如何论证的：

首选，雍正认为政治统治要看是否造福于人 ，“盖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民心向背和天命所归才是正统的依据。满清入主，多得汉人之力，洪承畴等做前驱带路，明朝百姓厌恶流贼，皆望风归附；等到吴三桂造反时，为朝廷攻城破地、转饷挽粮的多半是汉人，临阵捐躯的更是数不胜数，这不是说明汉人自己接受满清的统治了么？清朝已取得中国之大一统的地位，正统论早已不待言。

其次，满清之于明朝统治者，虽为敌国异族，但并不是外国殖民中国，应像周灭商一样。对于商朝来说，周既是敌国，又是戎狄，难道周灭商也是外国殖民中国吗？函谷关外，不属于中国，难道秦灭六国，也是戎狄灭亡华夏么？而且满清得天下，不是夺之于明，乃取之于流贼。满清虽非汉族，可是满洲之于清室只是籍贯，并不是满洲国殖民了中国，做了中国的宗主国，满清并非中国的殖民者。

雍正又以道学自辩，认为存心者皆人也，当无复华夷之别；认为从来华夷之说，皆是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国家分裂，彼此不能相下，北人遂目南人为岛夷，南人则指北人为索虏，徒事口舌相讥。满清是大一统的国家，不应该在于陈旧的华夷之分。说满清是夷狄乘虚入主中原，那么古代的秦、楚、吴、越不都是夷狄么？因此雍正不屑于华夏夷狄之论，说：“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孟子曰：‘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也。’”

后来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里说：“康熙、雍正还自认为慢走人，还忠厚一点。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个字都不准人提起了，把史书都要改过，凡是当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通通删去。”乾隆在名义上不分华夷，但实际上只准满人皇族掌权做主，汉人只是管家而已。由此可见，乾隆的文化专制远过于雍正，他成功的压制了汉人的民族主义。在清末，推翻清朝统治与排满思想结合在一起，所以孙中山才复活了明末华夏夷狄之辨。但是，清朝灭亡的目的已经达到、排满和反清已经分离之后，华夏夷狄之辨是否还有利于国家，这值得我们反思一下。

《大义觉迷录》里还有许多以君父的身份来责备曾静不忠不孝的观点，这些都是专制君主的思维，不足道哉，不需赘诉。

雍正死后，乾隆认为《大义觉迷录》自曝宫闱之事，很不妥当。于是遂一刀切下，全面禁止，有传其书者，立斩。可见，从某种角度来说，较之雍正的敢于坦诚自辩，乾隆的蛮无理，要更为可恶，真为万代人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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