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歷史,黑暗與光明,專制與開拓,偏狹與雄壯,相依相存,是最讓人迷惘、最令人感覺時空混亂的歷史。
由梅毅所著的《清:矛盾重重的王朝》(天地出版社)以演義筆法說正史,“一方面沉醉於紙醉金迷的生活,一方面留戀於歷史的幽暗光線”,學術性和通俗性兼備,鮮活詼諧,獨闢蹊徑。縱觀近三百年的清王朝,清朝上層統治者,長驅入關,四向開疆,革弊鼎新,精心運籌;屠殺百姓,施行苛政,吏治腐敗,故步自封。特別是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他們構造的“多民族共同體”宏大疆域格局,獨闢蹊徑的“漢化”設計,雄才大略的“大一統”功績,無比清晰的政治統治術……在千萬平方公里的境域內,成功建立獨特的政治新秩序。他們帶給世界的,不僅僅是鮮血和嘆息,也有史詩般輝煌的榮耀和新思維!
十多年來,坊間諸多電視劇、電影對清朝皇帝的“戲說”和導遊刻意為之的溫情脈脈的溢美,加之幾位學者、作家對於清朝統治者不負責任地過度美化,距離我們今天最近的清帝國曆史,反而變成了最讓人迷惘、最令人感覺時空混亂的歷史;而恰恰由於入關之後的南北屠戮、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獄以及鴉片戰爭以來的喪權辱國,使得清末以來發軔的那種極具情緒化的“反清”思潮,依舊在“夷夏大防”的傳統悖論下不斷髮酵。
清朝的歷史,黑暗與光明,專制與開拓,偏狹與雄壯,相依相存。
梳理和分析過後,可以發現,所謂的康雍乾三朝“盛世”,其實是清朝三個皇帝對於國內民眾極具機心的高壓統治,絕對不似某幾個教授、作家在電視熒幕上滿含熱淚宣講的那般“深仁厚澤”;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恰恰是這幾個皇帝與前代漢人王朝統治者民族地位迥異的特質,他們才能夠創造性地構造出那種“多民族共同體”的宏大疆域格局。而且,他們獨闢蹊徑的“漢化”設計,他們為了政權“合法性”而努力開創的早期全球化視野,他們雄才大略地整合多民族於一體的“大一統”功績,以及他們處心積慮為擴大帝國版圖時所採取的無比清晰的政治統治術,至今讓我們後人浩嘆不已。
探究清史,我們可以發現,清朝上層統治者,在有關處理前朝遺產以及對漢民族的文化身份認知方面,有著他們卓爾不群的獨到之處——相比“五胡”時代和元代的統治者,清朝統治人群透穿了“漢族血統論”的封閉隔膜,從王朝倫理的高度,吸納和傳承了中華傳統文化,進而強化了他們自身統治的合法性,推廣了一種罩合宇內、恣肆恢宏的“中國”認同感和自豪感,並且逐漸使得清王朝的治理技術日趨合理化。在他們的悉心經營下,清朝才能在千萬平方公里的境域內,成功建立起獨特的政治新秩序。
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宣佈,廢除歷代沿用了兩千年的“萬里長城”!這一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標誌性事件,象徵著中華民族意識的嶄新覺醒,成為帝國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和新觀念,也是對儒家思想徹底地推陳出新。從那時開始,中華國家“天下一家”的夢想才真正得以實現。
康熙帝所撤除的“長城”關防,破天荒地從民族心理上拆除了甚於土石的華夷界限,一舉打破了自我封閉的華夏意識。回首望去,這位清朝皇帝所撤除的,不僅僅是限隔北方遊牧民族與內地漢民族的建築屏障,更是橫亙了幾千年的華夏民族內部分離的藩籬。此舉空前擴大了中國政治地理的概念範疇,使得長久以來分割內外“華夷”的堅固物質實體,最終成為象徵華夏民族巨龍騰飛的一個巨大的、嶄新的心理座標!
書寫歷史,特別是清史,肯定要遵循班固所向往的理念:“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為此,只有尊重紮實可靠的敘事倫理和歷史倫理,只有保持“對權力說真話”的勇氣,只有耐心傾聽歷史良心的聲音,才能夠揭示生活的真相,才能夠發現歷史中隱藏的那些灼人的秘密,繼而寫出人性複雜而深刻的本質。
如果要寫出一部與眾不同的清史,需要把清朝時代的人當作那個時代獨特的個人來寫。對於任何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既不能曲意迴護,也不能有目的性地刻意貶損。為此,筆者不單單要為作為勝利者的帝王將相樹碑立傳,也要把一切具有人類良知的小人物納入描寫範圍。
當然,在清朝歷史寫作中,筆者所追求的“客觀性”,並非物理意義上的還原性呈現。歷史不是攝像機,不能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客觀回放。筆者所要展現的歷史,乃包含著自覺而高遠的目的性,也就是竭盡全力要展現那些蘊藏在歷史深處的、高度成熟的理性意識和歷史意識!
只有滿懷著對一個時代的人、生活、精神的一種特定的寬厚、平恕的態度,才能對歷史進行冷靜的描述;只有深藏著一種哲學意義上的自高而下的溫柔憐憫,才可以讓我們內心充滿了正義感的無畏精神,才能夠讓我們的寫作洋溢著自由和偉大的性質,才可以使得我們的書寫意志儼如淬火鋼刃般鋒利無比,才能畫卷般地展示波瀾壯闊歷史中的美與醜、善與惡、明與暗、潔與汙……
所有這一切,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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