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去世至今，已经有100多年了。然而后人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褒贬不一，众说纷纷。主观客观，常常是截然相反的评价，于是李鸿章的个人魅力也更加令人难以释怀了。
在当时百年未遇的时局动荡下，李鸿章常常是外国人对他是赞赏有加，而他的同僚们却常常指责他欺君卖国，中饱私囊，同样的李中堂，为什么境遇如此悬殊，简直是一个往上了夸，一个往死了贬。
德皇威廉二世称李为“东方的俾斯麦”。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认为李是一个大政治家，他虽然没有受过欧式教育，却深具中国学识，尤其是有一个极为健全明白的头脑，他在中国历史及政府之中，关系非常重要。
日本人看李鸿章也有独特的视角。陆奥宗光认为李不仅有胆识，有才华，有决断力，而且更为难得的是有伶俐，有奇智，既能洞察时机，也不回避责任。另外，日本人德富苏峰在报纸上评论:“李鸿章具有卓越的眼光，敏锐的手腕，在朝廷百官中非他人所能及。但朝廷常以猜忌眼光看待他，只是迫于列强的压迫，又不得不用他；满朝文武，对他不满的也比比皆是。”
以上可以看出外国人对李鸿章评价还是比较公正的。当然这也是因为外国人思想比较开放，看人看事比较客观，李鸿章又主管外交，和他们打交道比较多，态度又比较好。
但是李鸿章在国内却是饱受批评和怀疑。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文人骂他卖国贼，乱臣贼子，与秦桧相同并论。满朝文武骂他胆小，为洋人做事，对朝廷不忠。其实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甲午的失败也不能全怪到李鸿章一人头上。
梁启超也写过一本《李鸿章传》，他说自己是“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但是他也提出中俄密约是李鸿章自作自受。梁启超还总结说:“吾欲以两言论之，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总体看来，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可以说，李鸿章的一生成名是因为外交，诽谤也是外交。之所以如此，与时代的发展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功过是非，后人评论多之。
李鸿章死后，慈禧痛哭流涕:“大局未定，倘有不测，这如此重荷，更有何人分担。”是啊，清政府从此失去了一个总是不计较个人荣辱，慨然前去谈判屈辱条约的大臣，失去了一个能和列强说上话的人，能让清政府苟延残喘的人。
清廷给了李鸿章莫大的荣耀: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付国史馆立传。在他当过官、立过功的地方建立专祠。李鸿章死后，张之洞只给他灵前送了一个“祭帐”，中间大书一个“奠”字，其它不置-一词，表示对此人已无话可说。
这位在风云变幻的舞台上活跃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所谓“中兴元老”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人间，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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