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兩千餘年來君主專制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都是“重農抑商”。《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漢承秦制，繼續執行“農本商末”的政策。《史記·平淮書》記載：“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在漢朝，商人不能穿絲綢不能乘車，甚至商人的子孫也不能做官，商人的地位可謂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裡。漢朝以後的君主專制王朝雖然對商人的政策各有不同，但基本都遵循了“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那為什麼“重農抑商”的政策會有如此的生命力？有一種大多數人都認同的看法，那就是這個源頭在於商鞅。因為商鞅變法太成功了，其變法創造的紅利太大了，其變法的內容一直是後世王朝學習和模仿的對象。而商鞅變法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重農抑商”。
學過中學歷史的人都知道商鞅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人不僅可免除本人的勞役和賦稅，還可以獲得爵位。與此同時，商鞅限制商人經營的範圍，對商人重徵商稅，甚至規定經商破產的人要被收為官奴。所以在秦國當農民是很幸福的，而做商人是很危險的。但秦國就是憑藉著商鞅的“重農抑商”治國思想迅速崛起並建立了第一個大一統的王朝。因而從以上角度看問題，我們可以說“重農抑商”的政策在中國會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確實與商鞅脫不了干係。
如果有時光機能回到商鞅那個時代，我相信商鞅是堅決不會背“重農抑商”的這口鍋。因為“重農抑商”政策的發明者並非商鞅，發揚光大者也不是商鞅，商鞅只是恰好選擇了一個“重農”的民族，把“抑商”做到了極致而已。
二
為了搞懂“重農抑商”政策的形成，我們必須先了解一個很有意思的王朝，商朝。商朝的祖先契因為幫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帝封國於商邑（今河南商丘），故建國後以“商”為國名。為什麼說商朝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王朝？因為商朝人很會做生意。商朝人之所以善於會做生意，就必須提到他們建立商朝之前的一位領袖，王亥。王亥是契的六世孫，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商人，有“華商始祖”之譽。王亥在位時，大力發展發展畜牧業，很快就讓商部落衣食無憂並農牧產品過剩。然後王亥開始帶領商部落人民大力發展商貿活動，把過剩的農牧產品輸送到其他部落進行販賣和交易，商人做貿易的足跡遍佈天下。《管子·輕重戊》說：“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很快，王亥就成為了那個時代的首富，商部落也成為了那個時代最富有的部落。“商人”也逐步成為了從事貿易之人的代號。
商朝的商業是很發達的，姜太公就曾在朝歌以宰牛為業，又曾在孟津賣飯。商朝滅亡之後，西周諸侯國中衛國和宋國繼承了商朝的衣缽。宋國是商紂王的長兄微子啟所建，周武王本著“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的原則，保留了商民族王室的宗廟祭祀。商朝最初的封邑商丘也在宋國境內。衛國更是建立殷商故土之上，本來衛國的領土當時分封給了商紂王的兒子武庚，但是武庚過後作亂被滅，這塊領土就被分封給了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建立了衛國。商朝的滅亡前的首都朝歌就在衛國的疆域之內，衛國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殷商的遺民。因此周公教誨康叔治衛要“
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即利用商人以前的政治思想來貫徹周法。衛康叔用這種思想把衛國治理得很成功，殷商遺民從此沒有再反。所以，宋衛二國是商朝衣缽的傳承者，也是商朝“經商”文化的繼承者。因此宋衛兩國出大商人，呂不韋是衛國人，子貢是衛國人，計然是宋國人。說到計然，這個人很牛。我們知道範蠡很有智謀也會經商，但是我們更要知道計然是范蠡的師傅。《史記·貨殖列傳》記載：“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計然可謂是中國最早的經濟學家。繁榮的商業經濟必定鑄就繁華富有的大城市，宋國的商丘、陶丘以及彭城，都是極為繁榮的商業都會。比如陶丘就是秦國丞相魏冉夢寐以求想拿到手的封地，又比如項羽定都只選彭城。繁榮的商業經濟除了形成富有的城市以外，還能滋養和培育文明。墨子、莊子和惠子三位聖人皆出自於宋國，此外孔子的祖籍也在宋國。這基本上涵蓋了處於中國傳統文化核心地位的儒家、墨家、道家和名家四大思想門派。因此，商人這個職業稱謂是由商朝和商朝人民所創造，經商富國的治國道路也是由商朝和人民所開創。
三
商朝的文明很偉大，但是終究滅於西周。關於《封神榜》和武王伐紂的故事，中國人都不陌生。說到西周，他是完全不同於商朝的一個民族。商人重“商”，周人重“農”。周人的祖先叫后稷，這個“稷”字本來就是五穀之一，可見周人的祖先是以農業耕種而得名。《史記·周本紀》記載：“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 ”從這段史料我們可以得知，周朝的祖先從小就喜歡在田地裡面種“樹麻、菽，麻、菽美”，並以此為樂。而商朝的小孩可能更喜歡在街頭巷尾做些小生意為樂。農耕，不僅給周朝的祖先帶來了樂趣，還讓他得到了君王的認可和社會地位，更是令他通過農耕帶領部落走向了興盛。《史記·周本紀》記載：“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後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因此，周人以農業為本，以農業為根，以農業為首。“周”這個字的原始形態就是上面是田，下面是口。所以，商業，很不好意思，你只能往後靠了。
除了周人本來具有“重農”的基因以外，政治層面也必須要求他們“抑商”。因為西周能夠戰勝商朝本來就存在僥倖，從當時的文明和軍事來看，西周均落後於商朝。童書業先生在《春秋左傳》一書中寫到：“殷已入青銅器全盛時代，周則文王以上之青銅彝器迄未有明確發現，周在彼時支野蠻落後，從可知矣。”而且，童書業先生還在《春秋左傳研究》一書中寫到：“則商紂時殷人蓋甚重，國力強與周人遠甚，故周人屢稱殷為‘大國’，自稱‘小邦’，牧野之戰時猶戰戰兢兢也。”因此，周朝建立後就必須想辦法儘快削弱殷商遺民的力量。除了進行諸侯封建以外，周朝還通過禮法把人分為三六九等。很不好意思，士農工商，商人只能是最低的階層。周朝通過種種“抑商”的政策，讓商人隨時處於自己的監控之下，讓商人無法通過正常渠道獲得政治資源和社會地位，以此不斷削弱殷商遺民的力量。
所以在先秦時期，整個華夏大地都瀰漫著重農抑商的氣氛，而不是秦國獨家擁有。除此以外，擁有“商文化”基因的宋國人民也經常被其他諸侯國的人民所看不起。舉個例子，先秦諸子講故事就喜歡埋汰宋國人。例如《韓非子·無蠹》的“守株待兔”，《韓非子·說難》的“智子疑鄰”，《列子·楊朱》的“野人獻曝”，《列子·說符》的“趾高氣昂”和“盜取天地”，《莊子·逍遙遊》的“宋人賠本”，故事裡面都是拿宋國人當主角說事。說明整個先秦時期，對殷商遺民的抨擊和打壓從未停止過。
四
西周的君主是“重農抑商”政策的發明者，而像李悝、吳起等第一批變法的人才是“重農抑商”政策的發揚光大者。而商鞅，既不是“重農抑商”的發明者，更不是發揚光大者，他只是一個“重農抑商”政策恰到好處的成功者而已。何謂恰到好處？一則是有李悝和吳起等優秀的改革家為商鞅當墊腳石。二則是商鞅選擇了秦國。秦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表面上看是文化和生產力落後於東方諸侯國的遊牧民族，但是實際上定居關中後的秦人早已經開始融入當地老周人的基因，以農業耕種為本的周人傳統反而是秦人繼承得最好。《史記·貨殖列傳》記載：“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這段記載說得很明白，周人和其祖先早就在關中之中之地留下了以農耕為本的基因，而秦人完全繼承了這種基因，因此司馬遷的評價是“猶有先王之遺風”。
如果說宋衛繼承的是“商文明”，那麼秦國繼承的就是“周文明”。如果說商鞅把“重農抑商”的政策推向了極致，那麼周朝替代商朝就早已經宣示中國從原始的商業文明走向了成熟的農業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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