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年轻时期的黄兴
1915年12月25日，护国战争的烽火首先在云南燃起，黄兴作为精神领袖领导的欧事研究会不仅筹备军费出人出力，不少人直接投身到护国的洪流中。如李烈钧、林虎、李根源、熊克武、陈炯明、柏文蔚等人，在大规模的武装讨袁斗争中做出积极贡献，同时也响应了孙中山联合各省发起武装起义的号召。孙、黄两派由分到合，又重新走到同一阵线。
随着护国运动声势越来越大，黄兴不顾病体未愈，于1916年4月22日从美国启程，经日本归国，路途中黄兴再次赋诗：“太平洋上一孤舟，饱载民权与自由。愧我旅中无长物，好风吹送返神州。”心境与两年前的迷茫与失望可谓天壤之别。7月6日，黄兴抵达国内，此时也是袁世凯暴死一个月，形势一片大好之时。孙中山与黄兴这对老搭档再次会面，冰释前嫌。遗憾的是，黄兴的生命也已进入倒计时。
就在1916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五周年这一天，积劳成疾的黄兴因胃出血而入院治疗，病情不但未见转好反而迅速恶化，开始大量吐血。自知时日无多的黄兴对前来看望他的孙中山留下遗言：“吾死后国家苟日臻富强，则吾虽死犹生也。”10月31日，黄兴因抢救无效，在上海逝世。孙、黄十余年革命情谊，其间虽有分歧，但在最后时刻终究还是站在一起的。两人都是理想家，也都是实践者，只是因他们合作得太有默契，故有“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
孙中山（前排中）与黄兴（前排左二）等共商反袁问题期间留影
黄兴去世后，他的追随者们很快又陷入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之境。他们大多数人也与黄兴不同，对孙中山既无深厚的战友之情，也不如黄兴那样顾全大局，其中出来公开反对孙中山者也不乏其人。典型如陈炯明，虽为粤人，但民国成立后就与孙中山渐行渐远，二次革命后一度离开孙中山，选择了以黄兴为精神领袖的欧事研究会。晚年因北伐与“联省自治”的路线之争与孙中山矛盾重重，终于在1922年6月16日炮轰总统府，公然反叛孙中山。再如张继，1924年，他对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政策大为不满，指责鲍罗廷居心不良，因此受到廖仲恺等人的严厉批评。张继因提案被否决，愤而离粤赴沪，并在给孙中山电文中大发牢骚：“自八月大会以来，共产派肆行无忌，继耻与为伍，请解继党职兼除党籍为叩。”孙中山收到电文后非常气愤，当即批示：“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革除之！”后来还是由于众人说情，孙中山才没再坚持开除张继的党籍。
孙中山于1925年3月逝世后不久，国民党很快出现了第一个另立中央的派系“西山会议派”，发起人都是一些被边缘化的老同盟会人，张继就名列其中。北伐战争后，随着蒋介石迅速崛起，黄埔系成为明日之星，即使是当年跟着孙中山的老党员也逃脱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而黄兴的追随者们，更是边缘中的边缘。如熊克武、李根源等人，论资历、论功绩均不逊色，但在整个国民党时代都无法重回权力中心，一言蔽之：位高权不重。而最早就跟随黄兴起事的章士钊，则与不少光复会元老一样，投身教育事业，转型为教育家。
1916 年10 月31 日，黄兴病逝。前来吊唁的友人合影
“派系”是民国政治中永远抹不去的符号，无论是北洋军阀时代各方公开承认的直、皖、奉、晋、川各系势力，还是国民党时代虽不再明言却无处不在的某某系某某派，始终如影随形。北伐战争之前，无论南北，派系主要因地而异，究其根源是中国人乡土观念强而国家观念弱，这一点在清末革命小团体中就体现得很明显。例如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会员286人中，广东籍多达271人，占95%。再如光复会，主要成员蔡元培、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都是浙江人。而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成员则大多由湖南人组成，宋教仁在日记中甚至将其称为“湖南团体”。
然而要将黄兴与他的追随者划成一个派系却有欠妥当，尽管黄兴本人威望极高，手中亦握有一定实权，也不乏追随者，但他终其一生既未独树一帜，也没在暗中分庭抗礼，他与孙中山之前产生分歧时，能调和则调和，不能调和则选择避让退出。黄兴的追随者与他本人是有差距的，其中一部分人尽管威望与实权都与黄兴相差甚远，却在黄兴去世后，一次又一次地参与到党内分裂事件之中。这固然是因为这些自持革命元老的人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远远比不上孙、黄这般的革命友谊。更重要的是，黄兴那“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的纯粹信仰与气度，在政坛中毕竟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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