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年輕時期的黃興
1915年12月25日，護國戰爭的烽火首先在雲南燃起，黃興作為精神領袖領導的歐事研究會不僅籌備軍費出人出力，不少人直接投身到護國的洪流中。如李烈鈞、林虎、李根源、熊克武、陳炯明、柏文蔚等人，在大規模的武裝討袁鬥爭中做出積極貢獻，同時也響應了孫中山聯合各省發起武裝起義的號召。孫、黃兩派由分到合，又重新走到同一陣線。
隨著護國運動聲勢越來越大，黃興不顧病體未愈，於1916年4月22日從美國啟程，經日本歸國，路途中黃興再次賦詩：“太平洋上一孤舟，飽載民權與自由。愧我旅中無長物，好風吹送返神州。”心境與兩年前的迷茫與失望可謂天壤之別。7月6日，黃興抵達國內，此時也是袁世凱暴死一個月，形勢一片大好之時。孫中山與黃興這對老搭檔再次會面，冰釋前嫌。遺憾的是，黃興的生命也已進入倒計時。
就在1916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五週年這一天，積勞成疾的黃興因胃出血而入院治療，病情不但未見轉好反而迅速惡化，開始大量吐血。自知時日無多的黃興對前來看望他的孫中山留下遺言：“吾死後國家苟日臻富強，則吾雖死猶生也。”10月31日，黃興因搶救無效，在上海逝世。孫、黃十餘年革命情誼，其間雖有分歧，但在最後時刻終究還是站在一起的。兩人都是理想家，也都是實踐者，只是因他們合作得太有默契，故有“孫氏理想，黃氏實行”之說。
孫中山（前排中）與黃興（前排左二）等共商反袁問題期間留影
黃興去世後，他的追隨者們很快又陷入群龍無首一盤散沙之境。他們大多數人也與黃興不同，對孫中山既無深厚的戰友之情，也不如黃興那樣顧全大局，其中出來公開反對孫中山者也不乏其人。典型如陳炯明，雖為粵人，但民國成立後就與孫中山漸行漸遠，二次革命後一度離開孫中山，選擇了以黃興為精神領袖的歐事研究會。晚年因北伐與“聯省自治”的路線之爭與孫中山矛盾重重，終於在1922年6月16日炮轟總統府，公然反叛孫中山。再如張繼，1924年，他對孫中山晚年“聯俄聯共”政策大為不滿，指責鮑羅廷居心不良，因此受到廖仲愷等人的嚴厲批評。張繼因提案被否決，憤而離粵赴滬，並在給孫中山電文中大發牢騷：“自八月大會以來，共產派肆行無忌，繼恥與為伍，請解繼黨職兼除黨籍為叩。”孫中山收到電文後非常氣憤，當即批示：“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革除之！”後來還是由於眾人說情，孫中山才沒再堅持開除張繼的黨籍。
孫中山於1925年3月逝世後不久，國民黨很快出現了第一個另立中央的派系“西山會議派”，發起人都是一些被邊緣化的老同盟會人，張繼就名列其中。北伐戰爭後，隨著蔣介石迅速崛起，黃埔系成為明日之星，即使是當年跟著孫中山的老黨員也逃脫不了被邊緣化的命運，而黃興的追隨者們，更是邊緣中的邊緣。如熊克武、李根源等人，論資歷、論功績均不遜色，但在整個國民黨時代都無法重回權力中心，一言蔽之：位高權不重。而最早就跟隨黃興起事的章士釗，則與不少光復會元老一樣，投身教育事業，轉型為教育家。
1916 年10 月31 日，黃興病逝。前來弔唁的友人合影
“派系”是民國政治中永遠抹不去的符號，無論是北洋軍閥時代各方公開承認的直、皖、奉、晉、川各系勢力，還是國民黨時代雖不再明言卻無處不在的某某系某某派，始終如影隨形。北伐戰爭之前，無論南北，派系主要因地而異，究其根源是中國人鄉土觀念強而國家觀念弱，這一點在清末革命小團體中就體現得很明顯。例如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會員286人中，廣東籍多達271人，佔95%。再如光復會，主要成員蔡元培、徐錫麟、秋瑾、陶成章等都是浙江人。而黃興所領導的華興會，成員則大多由湖南人組成，宋教仁在日記中甚至將其稱為“湖南團體”。
然而要將黃興與他的追隨者劃成一個派系卻有欠妥當，儘管黃興本人威望極高，手中亦握有一定實權，也不乏追隨者，但他終其一生既未獨樹一幟，也沒在暗中分庭抗禮，他與孫中山之前產生分歧時，能調和則調和，不能調和則選擇避讓退出。黃興的追隨者與他本人是有差距的，其中一部分人儘管威望與實權都與黃興相差甚遠，卻在黃興去世後，一次又一次地參與到黨內分裂事件之中。這固然是因為這些自持革命元老的人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遠遠比不上孫、黃這般的革命友誼。更重要的是，黃興那“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居”的純粹信仰與氣度，在政壇中畢竟是鳳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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