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元旦，在南京，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誕生了——中華民國。但此時，清政府依然存在，擁有著數萬兵力。得到帝國主義賞識的袁世凱掌捤著淸政府的內政外交大權。
怎樣使國家統一呢？
經過南北和談，孫屮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袁世凱在北京就職，一時間，舉國慶賀南北統一。孫中山也沒有意識到喪失政權意味著革命失敗，直到多年後，回顧這段經歷時，他才終於認識到：“我的辭職是一個 巨大的錯誤”。的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但卻是必然的。
第一個原因：錯誤的認識。
武昌起義勝利後，迫切需要孫中山的領導。他本想立即回國，但又認為首先應該周旋於列強之間，爭取斷絕清政府的外援。回國前，鑑於對國內形勢的瞭解，他還致電國內革命黨人，透露：如果袁世凱倒戈反清，可推他為大總統的設想。回國後的第五天（12月29日)孫中山被公推為臨時大總統，當天他又致電袁世凱：文雖暫時承之，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將大白天下。這時的孫中山和黃興也知道袁世凱是個不可輕信的人，但又都認為可以利用他推翻清政府，免除戰爭帶來的苦難。
由此可見，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根本未認識到政權的重要性，以為只要推翻了清廷，袁世凱同意共和政治，一切就萬事大吉了。至於袁世凱是否真正贊成共和民主政治，能否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幾乎未多作考慮，或堅信憲法可以管住他。這種幼稚天真的認識埋下了悲劇的禍根，便利了袁世凱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操縱自如，直到實現自己的目的。
第二個原因：財政的困難。
俗話說“一文錢難倒英雄漢”，南京臨時政府從成立時起，便面嚴重的財政危機。淸政府所課徵的苛捐雜稅已被廢除；國家最主要的財政收人關稅被帝國主義把持，拒不交給臨時政府，各地的田賦和其他稅收，又被各地軍政府截留使用。軍需緊急而款項沒有著落，以至南京附近的民軍“有譁變之虞”。各處要錢的電報不斷，每日前往索餉者不下數十起，致使陸軍總長黃興“寢食俱廢，至於吐血”。臨時政府準備命令各地商會認捐款項，以救燃眉之急，但各地商會大都操縱在立憲派手中，他們大叫“勿擾商”，阻止募捐計劃的實現。因此當時革命派維持現狀很困難，更沒有力量去鞏固革命成果，推動革命向前發展了。
第三個原因：同盟會組織渙散。
黃花崗起義推動了革命形勢的成熟，但也使同盟會元氣大傷，更為重要的是使同盟會欠去了主宰。孫中山雖然繼續在美國華僑中進行籌款，準備下一次起義，但並沒有實際領導同盟會的工作。起義失敗後，趙聲不久病死香港，黃興一度心灰寄居香港。1911年7月由於同盟會內部意見分歧，宋教仁在上海成立同盟會中部總會，制定了自己的會章，給同盟會帶來了消極的影響。1912年2月，宋教仁在南京召開改組會議，決議由秘密轉為公開，制定了新綱領。這個新綱領同秘密時期的綱領比較，有明顯倒退。當時它雖然使同盟會人數大增，但許多立憲派、舊官僚的人混入，使孫中山等少數堅持革命主張的人，在同盟會中處於孤立地位，同盟會也就日益喪失了革命性和組織性。沒有團結、堅強、正確的領導核心，嚴重影響了革命的進程，這也是失去革命成果的原因之一。
第四個原因：列強的破壞。
第五個原因：立憲派的壓力。
立憲派在革命形勢高漲之時，轉到革命方面來，掌握了大多數地方政權。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策動清朝官員倒戈，對清王朝的崩潰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他們同時又力圖維持舊秩序，防止革命深人發展。為確保自己的利益，他們一方面表現自己是維護贊成共和制度的,另一方面又始終不忘記排斥革命派。在臨時政府組建時，革命派為了藉助立憲派的社會影響和經濟力暈，特意讓出實業、交通、內務等總長的職位，盡力拉攏立憲派。但由於他們對革命派居於領導地位十分不滿，張謇、湯化龍等人根木就不去南京就職。在經濟上立憲派也處處為難革命派。湖南軍政府為解決軍需設立了籌餉局，規定按房地多寡攤派捐款，立憲派和湖南紳商立即反對，聯合抵制。臨時政府不得已準備舉借外債時，立憲派又大加指責並以辭職抗議。借款未成，臨時政府更難維持了。因此，可以說立憲派是袁世凱奪取辛亥革命果實的得力助手。
第六個原因：袁世凱的狡猾。
袁世凱是當時實力最大的軍閥頭子。他虛造擁護共和的聲勢，獲取了許多革命派的信任，但在行動上又打擊革命黨人。對這種又拉又打、軟硬兼施、討價還價的手段，孫中山無可奈何。在這個地地道道的政治投機分子和野心家的誘逼下，革命黨人一步一步的作出讓步，最終交出了政權。
以上種種原因使孫中山和臨時政府面臨巨大的壓力，從而讓位於袁世凱。後來孫中山回憶說:“曾幾何時，已為情勢所迫。不得已而與反革命專制階級謀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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