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對經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影響。結合疫情對經濟衝擊的特點以及疫情自身的臨時性，在應對疫情時，需要從戰略角度因勢利導，有針對性地借力發力：
第一，疫情對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及原有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帶來巨大改變，這本身有利於經濟結構改革和產業結構調整，因此服務於疫情的政策刺激需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
第二，中小企業面臨的是不能經營的生存困難問題，應該採取各類財政政策給予中小企業以一次性的補助。
第三，政府對企業的救助是臨時性措施，避免對金融機構的行政要求，充分發揮銀行等金融機構在市場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第四，加大對在此次疫情中凸顯的新興科技、醫療健康等行業的研發和產業化應用投入。
第五，堅持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支持企業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競爭。
第六，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成為“一帶一路”建設投融資中心，在新的國際產業結構、全球供應鏈調整中佔得先機。
第七，高度關注其他國家疫情發展，提前制訂疫情再傳入的應對預案。
*本文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戰“疫”系列要報成果第八篇，執筆人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副院長劉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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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攻堅戰需在戰略層面因勢利導
文 | 劉曉春
在韓國大邱，受疫情影響而臨時休業的商家工作人員在西門市場進行防疫消毒。
此次新冠疫情對經濟衝擊的特點不同以往
新冠肺炎來勢兇猛，秉著對人民生命和世界高度負責的態度，我國採取了不同於以往的措施來抗擊病毒。當前疫情形勢依然嚴峻複雜，防控正處在最吃勁的關鍵階段。
從目前情況看，這場病毒對經濟的衝擊具有史無前例的特點，需要我們對當前經濟中出現的新形勢、新趨勢予以清醒的認識。
第一個特點是供給的停頓，不是需求的萎縮。由於這次抗擊新冠肺炎採取的是大範圍封城方式，中國幾乎所有經濟發達省份都進入了應急狀態，再加上延長春節假期，經濟瞬間停頓。從表象上看，需求走弱，但實際上，由於大多數工廠、商店、服務企業停止營業，供給出現短缺。這與以往災難、戰爭、疾病引起的需求萎縮是不同的情況。
第二個特點是大量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遇到了生存困難。以往在經濟下行中，由於需求不振，企業面臨的是經營困難，包括流動性困難，但這次企業普遍面臨的是不能營業的生存危機。
第三個特點是大量勞動力是流動人口，給復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由於這場疫情與春節假期同步開始，無論是企業還是機關，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有一定規模的異地員工。春節假期，停止企業經營，停止人員聚集和流動，不會產生明顯的影響。
大量工作人員和工作場所在空間上發生錯位，一旦需要復工，就會出現勞動力供給延遲的問題。第四個特點是由於現代產業鏈大範圍的空間佈局，封城封路在切斷病毒傳染途徑的同時，也在相當程度上切斷了產業鏈。這次疫情與歷史相比呈現出不同特點。歷史上災難一般都是局部的，因疫情而採取的隔離措施，隔離區域也是局部的。由於產業鏈簡單，大多數生產經營不需要遠距離的關聯。因此，無論是災難區域、疫情隔離區域內，還是隔離區域之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可以實現自給自足。這次的不同在於，產業鏈一旦切斷，無論區內區外，經濟都將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停頓。
第五個特點是對國際經濟同樣造成不可估量的影響。中國經濟因疫情而造成的損失，不是數量層面拉低世界經濟GDP增速幾個百分點，也不是單純的需求收縮。
初期，中國人出國旅遊、商務人數縮減，影響了各國的旅遊、餐飲等需求。然後是因為中國減少進口而造成國際收支層面的需求收縮。如果中國經濟活動“暫停”的情況再持續一段時間，中國生產的原材料、零部件、最終產品不能出口，有可能迫使其他國家的生產、經營也進入停頓狀態，雖然這些國家的需求並沒有減少。
應對疫情需從戰略層面
因勢利導、借力發力
就目前而言，各國在應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中，都有自身政治經濟戰略的考量。其中，有些舉措確實為了防止疫情本身；也有希望利用這次疫情達到其他目的，比如以此遏制中國的發展，或藉此機會在產業鏈上與中國脫鉤，或在某些產業領域趁機分一杯羹等。
因為以上特點，加之疫情本身的臨時性，我們在應對疫情時，在經濟上更需要從戰略角度，因勢利導，有針對性的借力發力，不能就疫情論疫情。
第一，無論是在抗疫中還是疫後建設，都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不動搖，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不放鬆。避免為了應對疫情造成的經濟下行回到粗放式發展的老路，應該鞏固“三去一降一補”和“三大攻堅戰”的成果。
應該看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因為疫情出現了非常巨大的改變，
這本身是促進經濟結構改革的巨大因素。同時，由於大範圍隔離措施，對原有的產業鏈、供應鏈影響非常大，再加上勞動力和勞動場所錯位，疫後恢復生產經營也難以恢復到原來的產業結構。可以說，疫後經濟恢復的過程，也是產業結構大調整的過程。當前部分地區和企業的搶人行動，實際上是拉開了產業結構調整競爭的序幕。這樣的調整，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要做的。為促進經濟儘快恢復、穩定就業，一定的刺激措施是必須的，但刺激的方式和方向需要符合改革開放的要求。第二，在抗疫過程中和逐步復產初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面臨的是不能經營的生存困難問題，不是經營困難問題。這種情況下，各種刺激政策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會留下許多後遺症。
無論是目前還是今後，對於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經營困難，如果簡單地從解決“融資難、融資貴”出發尋找對策，既不能解決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當前的生存問題，也不能根本解決今後的經營困難。
當前，作為臨時性的對策，應該尋求各類財政政策給予中小企業以一次性的補助，以幫助它們解決生存困難，從而穩住企業、穩住就業，這也是穩住復產的基礎。第三，加速市場機制改革與建設，充分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抗疫是一場人民戰爭，在恢復經濟中，依然需要尊重市場規律。要堅決防止地方政府的行政之手，以抗疫為名，干擾市場。疫後產業結構大調整的過程，也是市場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資源的配置是否有效，還是要發揮市場的作用。
此外，即使是這次疫情中存活的企業，包括通過救助存活，一定會有一批在這個調整過程中消失。必須明確的是，在復產中對這些企業進行救助，是一項臨時性的措施，目的是保證經濟活動儘快恢復正常，穩定就業，但政府沒有必要、也沒有責任保證這些企業在今後的競爭中永遠存活。目前，人民銀行、銀保監會、外管局和各家商業銀行，已經就抗疫出臺了許多政策。因此，地方政府不應該再對金融機構提出行政性的要求，避免再次出現大量殭屍企業佔用大量寶貴金融資源的情況。
銀行等金融機構，本身也是需要復產的企業，它們有強烈的願望放貸款、做業務，以彌補疫情期間的損失。銀行等金融機構是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主要載體，應該讓它們在有效監管下，按照市場原則，在產業結構調整中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
第四，加大對新興科技行業、醫療健康行業研發和產業化應用的投入。這次疫情，對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是一次實實在在的檢驗，無論是技術優勢、目前應用的侷限和缺陷，今後的改進和開發方向等都在此次疫情中顯現出來。比如智慧城市，原來許多地方都是按想象在開發應用，通過這次的檢驗，建設的目標更趨明確。再比如家庭辦公、遠程辦公、線上教育等，哪些行業、哪些課程更適合也被篩選出來。醫療健康行業的優勝劣汰情況更明顯。
經過這次抗疫，這些技術和行業將從想象的狂熱發展階段進入理性實用大發展的階段，就像2000年前後的互聯網技術，政府有必要重新審視支持這些技術和行業發展的引導政策和管理規則。
尤其是，政府、企業都應該藉此機會加快這些技術領域的研發和開發投入，確保我國在這些技術研發和應用領域走在世界前列，並支持這類企業走向世界。諸類企業需著重關注運營過程中的規範性，即在提供技術產品、技術服務的過程中，確保客戶信息的安全，確保不竊取、濫用客戶的信息。
第五，堅持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支持企業走出去，積極參與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競爭。在繼續抗疫的同時，也應該積極應對其他國家的戰略考量，確保在新的產業結構調整中佔據有利地位。實際上，每一次災難後，都是各國重新博弈國際政治經濟地位的機會。因此，國家要有針對性地制訂財稅、金融政策，引導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特別注重對核心技術、關鍵生產環節的競爭與佈局，進一步完善我國在世界供應鏈中的產業結構。支持企業走出去的同時，也應該尊重法律和市場，讓企業真正面向市場參與競爭，不能把支持變成低效的扶持。
第六，加快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成為“一帶一路”建設投融資中心。 一方面，在疫後可以儘快縮短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發展的觀望期；另一方面，形成區別於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鮮明特色；再一方面，通過金融服務有力地推動全球化進程，幫助我國企業在新的國際產業結構調整、供應鏈調整中佔得先機。
第七，高度關注其他國家疫情發展。這次疫情有可能會在更多國家蔓延。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我國應該在繼續抗疫的同時，制訂疫情再傳入的應對預案。一方面，要制訂抗擊疫情再傳入的預案，另一方面，要研究有關國家因為疫情發展對世界經濟、尤其是我國經濟可能產生的影響，並研究相應的應對之策。目前，我國在復產復工初期，因為前期供應鏈的斷裂，除了會出現搶人潮，還會出現一波搶物資潮。當前就應該安排一些有能力的企業，進口我國復產復工必須的物資（大宗商品、原材料、零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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