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的一座豐碑
“王安石變法”是北宋神宗年間發生的一場極具代表性的、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其改革方面涉及經濟、軍事、文化等多個方面。其改革的理由和動力是充分的，改革的方向和思路也是清晰的，宋神宗對王安石的支持也是足夠的，王安石本身的能力也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原本應該是水到渠成的“王安石變法”最後卻還是以失敗而告終。
人們對失敗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總是充滿著好奇和思考，這無疑是文化覺醒狀態下的一種先進的史學觀。所以歷代以來眾多學者和歷史愛好者都對王安石變法這一歷史事件充滿了濃厚的興趣。討論的焦點集中在“王安石為什麼要變法？”、“王安石變法的主要思想和內容”、“王安石變法為什麼會失敗？”、“王安石變法帶來了哪些影響和思考”等眾多方面，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就“失敗的原因”來看，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王安石其實一直沒有失敗
當然，歷史本來就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我們不能說截取某一個特定的維度去思考“王安石變法”是錯誤的。但是歷史發展是有整體趨勢和客觀規律的，也就是說，事物能否融入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獲得成功和認可，並不完全取決於事物的本身。科學的、先進的制度和思想也有可能會被時代淘汰或者絞殺，落後的文化和意識也有可能苟延殘喘、得以延續。所以，“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更多還是那個時代的原因。
縱觀歷史上幾次著名的變法，無不外乎如此，秦朝的商鞅變法，已是碩果累累了，最後也難逃反噬被滅，後來推行萬曆新政的張居正被譽為救時宰相，也逃不過人亡政息的宿命。而“王安石變法”又如何能置身於歷史趨勢和封建本質的規律之外呢？
01、王安石發動改革的政治驅動力
王安石變法是應時之需
常言道：“沒有需求就沒有買賣”，如果沒有北宋王朝背後的政治需求，王安石變法也不可能憑空出世的，那麼當時的北宋王朝國家的政治局面和社會形態又是怎樣的呢？
北宋到宋神宗年間，立國上百年，承平日久，各種弊端逐漸顯現。最主要的問題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稅制和財政的問題：北宋繼承了唐朝中期以來的兩稅制，夏秋兩次向土地所有者徵稅，夏稅納錢，秋稅繳糧。但是官紳豪強和軍人是有稅收優惠的。於是，這就產生了一個“避稅”漏洞。自有土地者為了減少稅收或者因為經濟窘迫，紛紛把土地抵押變賣給那些官紳，失去的土地的農民心安理得地成為佃戶或者去投軍，根本就不用擔心納稅的問題。最後形成的局面就是“土地大規模被兼併”，土地歸了免稅者或稅收優惠者，稅就收不上來了或稅收大幅降低。可見，土地兼併一方面拉大了北宋當時的貧富差距，
另一方面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財政收入。2、官制和兵制的問題：眾所周知，北宋是歷史上著名的“重文抑武”的朝代，為了籠絡人才人心和倡導政治文化，從太祖趙匡胤開始就非常重視科舉，掌權者大量吸收知識分子進入到體制內，這原本也是無可非議的，但是壞就壞在這個力度過大了，從而使得北宋官僚隊伍迅速膨脹，進而也給財政開支帶來巨大的壓力。同時，北宋吸取了唐末藩鎮割據的教訓，廢除了府兵制，採用職業化的募兵制。中央保留精銳的禁軍，一半鎮守京城，一半在各地駐防，地方則是廂軍為主，另外還有少量的鄉兵和藩軍。由於北宋對遼和西夏作戰的需要，禁軍這支以步軍為主的常備軍隊必須保持比較龐大的數量，才能對抗高機動性騎兵為主的遊牧民族，以及維持整個社會秩序。在宋英宗和宋神宗年間，軍隊大約維持在百萬規模。這對於不到一億人口的北宋王朝來說，募兵制也是一個沉重的財政負擔。
北宋神宗時已經在財政上捉襟見肘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其實所有歷史王朝在和平時期的主要社會矛盾都是經濟利益上的矛盾。所以北宋當時的主要癥結還是在於“財政”問題上。隨著王朝建立的時間向前推行，財政上越來越捉襟見肘了，其突現出來的“冗員、冗兵、冗費”的三冗問題，讓北宋當權者十分頭疼。
北宋尷尬的政治局面迫使北宋皇帝們必須要作出了相應的對策，否則等待他們的就是全面潰敗。所以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北宋已經有了一個叫范仲淹的人主持過“慶曆新政”，“慶曆新政”其實就“節流”的角度來解決“三冗”問題。希望通過減少財政支出，整頓官制、兵制，減少官員和軍隊數量，精兵簡政，達到減少財政開支的目的。當然，這場明顯侵犯了官僚集團既得利益的新政，很快就黯然收場了。范仲淹本人被貶，徒留那句千古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在空中飄蕩……
范仲淹已經失敗過一次了
慶曆新政的失敗，使掌權者的目光從節流又回到開源上來，而且形勢是刻不容緩了，因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北宋中央政府財政已出現赤字了。宋神宗即位以後，急於改變現狀，便問王安石：“當今治國之道，當以何為先？”王安石回答：“以擇術為始”。意思就是，解決當今的嚴重問題，應該從改革行政手段開始。宋神宗又問：“不知卿之所施設，以何為先？”王安石回答：“變風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意思是通過立法度，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以達到改善財政收支的問題，是當今最緊迫的事情。於是，熙寧二年，王安石開始主持推行變法。
歷史上每一次變法其實都揹負著一個偉大的歷史使命，都包含著一個崇高的政治理想，這也正是這些改革者的魅力、勇氣、才能、情懷的體現。“王安石變法”也不例外，它背後的驅動力就是一種破舊立新、除弊興利的使命和理想。
02、王安石變法的設計與實施
王安石是一個天才設計師
1、變法的主要領域
從前文中，我們不難看出，“王安石變法”的直接驅動力是北宋朝廷的財政問題。所以，經濟改革必然是在變法中佔據主導地位的。但是經濟問題從來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等都是它的衍生面。所以，王安石變法的領域就不可能只集中在所謂的
“經濟領域”，而是期待用“多點開花、中心結果”的思路，用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等全面改革的方式，來實現經濟平衡和增長的目的。2、 變法前的社會結構
要探究變法所應當規避或變法實施之後所會遇到的強大阻力的來源，首先應當分析的是它的社會結構。
其實，北宋的社會結構也就是封建社會的常態結構，宋朝沿用了自北魏就開創的職田制度，對官吏授予土地，這一種制度，本質上將官僚階級和地主階級合二為一了。
此外，宋朝廷對於官戶，不僅賜予土地，而且減免賦稅。這就使得官僚地主階級在政策的保護下“合理避稅”，隨著“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國家的稅源就越來少。
北宋當時的社會結構主要就是“官僚、地主階級合二為一”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貧富差距日益明顯，王安石變法的阻力來源集中在官僚地主階級身上。
王安石以一人之力戰天下
3、 變法措施及其利弊
“王安石變法”所涉及的措施主要有：（1）：均輸法（2）：青苗法（3）：募役法（4）：保甲法（5）：方田均稅（6）：市易法（7）：免行錢（8）：農田水利（9）：裁軍法（10）：將兵法（11）：保馬法（12）：軍器監法（13）： 取士之法兼改革科舉；
“王安石變法”涉及的方方面面實在太多，限於篇幅，本文也不可能在此一一分析他的成敗得失，就選幾個主要的、影響比較大的措施進行利弊分析吧。但同時需要聲明一點的是，凡事都有兩面性，沒有分析的措施並不代表就沒有問題。
1）均輸法與市易法
這兩者本質上都是政府調節市場，起到平抑物價的作用。均輸法是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市易法是政府平價收購滯銷商品，短缺時賣出。實際上就是政府介入商品調控，抑制物價，防止壟斷經濟的形成和擴散。這在我們現在並不能理解，看起來也並無不妥。但是，在北宋時期，人們的經濟思路遠沒有這麼開闊，不會站在民生的角度來思考問題。那些官員和地主只會在乎他們的眼前利益和既得利益，國家作為一個“中間商”的行為，實際上只能被他們視為與之爭利的行為。而且有些官員為了撈政績和利益，還會故意以此來打壓、栽贓那些中小商戶，從而引起民怨。
王安石更像一個經濟學家
2）青苗法
青苗法就是我們現在為了扶持“三農”而推出的貸款政策，主要也就是針對“土地兼併”的問題而去的。過去農民把土地轉讓給地主，主要就是沒有本錢，沒法種地，所以不得不向地主借貸或轉賣，最後被地主的
“高利貸”逼迫而丟失了土地。所以，王安石以各地常平倉為貸款本金，按戶等決定可貸款數量，利息二分，還貸時與兩稅一同上交。這個政策的設計也是很好，基本上切中了農民的痛點，也踩中瞭解決國家財政收入問題的要點，並且在縣城實行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全國實行的過程中，卻再次出現因人廢事的情況。因為青苗法直接影響國家的收入，所以與地方官員的政績是掛鉤的，所以很多地方官員把青苗法的自願原則變成了強行攤派，並肆意提高貸款利息，甚至有時候利息還超過了私人借貸的利息。
於是，青苗法的性質完全變了，原本不需要貸款的農民也被逼著貸款，貸了款的農民根本還不起利息。最後形成的惡性循環就是土地又回到被地主階級兼併的節奏上來，而農民只得逃離避難。
青苗放貸的實質是：與地主階級爭利。但宋代的社會結構是：
官即是地主，地主多是官，所以青苗法被官員破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很多政策都在實施過程變形了
3）保甲法
保甲法主要是針對冗兵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法，它規定：各農戶組保，戶等最高、最富裕者任保長，農閒時期集合軍訓，夜間維持秩序。 按照這個設想，廂軍被裁是必然的結果，從而可以減少國家的財政負擔。但是，這中間存在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榨取農民的剩餘價值”，保丁沒有工資，只是集訓時報銷當日口糧。這本已觸犯了農民的利益原則，而且極大的處罰風險——“私逃亡，杖六十，計逃日補填。酉點不到，不赴教閱，許小杖科決，不得過七十”，可以說，保甲法是利國卻苦民的政策，難以得到支持，事實上當時很多農民選擇落草為寇來逃避保甲法。
4）農田水利法
變法期間，政府興建了大量農田水利，熙寧二年到九年，全國新建田畝363000餘頃，僅開封府每年增收穀物便達數百萬石，客觀上大大促進了北宋農業的發展，但是因為農田水利的修建計入官員政績考核，而興修農田水利由百姓出資，某些官員無度修建，便給人民帶來了害處。總的來說，還是利大於弊的。
王安石也不知道明月在哪裡？
5）方田均稅法
這是王安石針對當時豪強地主佔有大量土地，卻憑藉勢力逃稅漏稅的問題的解決方法。它規定：每年丈量土地，並將土地分為五等，徵稅時按照等級，土地較肥沃的多徵稅，土地較貧瘠的就少徵稅。方田法查出了大量隱匿的土地，建立起完善的土地信息，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土地兼併的程度和農民負擔，但是，由於推行太過繁難，實施效果難以得到保證，且侵害了地主的利益，該法於元豐八年被正式廢除。
6）募役法
募役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可以用錢去抵消勞役。這一政策原本極大方便了百姓，“比於僱役苦樂十倍矣”。然而，該法規定“命官、紳士佔田無限，皆得服役”，就侵害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了。
王安石好心幹不成好事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在於削弱地主階級利益、提高平民生活水平，如青苗、募役、方田均稅、免行錢、農田水利等；也在於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改善宋朝廷的制度缺陷，如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保甲法、裁軍法、裁軍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 取士之法兼改革科舉。
目的不可謂不好，但最後都因故失敗。元豐八年三月，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失去了自己強有力的後盾，宋哲宗以年幼之軀即位，一向反對新法的宣仁太后臨朝，五月，司馬光上臺執政，逐步廢除新法，並將改革派盡數革出中央，至元祐四年，新法被完全廢除。後來雖仍有廢立，只是一味地為了增加政府收入，卻失去了為百姓謀福利、為政治注活水的目的了。
03、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與分析
“與世為敵”的王安石還是失敗了
王安石的變法終究還是失敗了，甚至可以說是不出意料地失敗了。同時，他也給世人留下無限的惋惜和想象的空間。
從表面上來，王安石設計的各種制度，都是能夠針砭時弊，切中要害的，但在實施過程中要麼就是實施變形，要麼就是官員抵制，要麼就是效果惡化，最終導致變法以失敗而告終。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和制度設計不可謂不好，甚至很多制度對於我們今天的社會仍然有很大的借鑑意義，但卻註定無法在當時的北宋取得成功。這不僅僅是因為實施不力、效果失真、阻力過大、支持不夠這些表面現象，而是有更深層次的歷史政治原因的。
王安石變法是需要勇氣的
一、“王安石變法”的實質，是一場應對舉國危機的政治衝動，並非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
這麼說可能大家很難理解，換一句話說，王安石變法是有“時效性”的。打個比方來說，我們一個人得了感冒，被迫要去吃感冒藥，這樣可以治療感冒。王安石變法就是當時北宋的一粒感冒藥，感冒治好了，甚至好得差不多了，感冒藥就沒用了，甚至身體還會產生抗體來抵抗它。
因為感冒藥不是身體機能的內在需要。當北宋朝廷服用王安石這粒感冒藥時，感覺弊大於利，便會果斷的放棄，所以當宋神宗去世後，王安石因為失去了最大的支持者，改革就被瞬間放棄了。
北宋當時主要還是守成，而不是拓展
二、宋代的體制沒有適合新法的土壤，沒有預先設立的、成熟的商業機構，也沒有成熟的法律來保障各方利益
一個新的事物和制度就像一個新生的生命一樣，除了需要有人很好地呵護他、保護他，其生長的環境對其的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王安石變法的出發點和制度設想都很好，但是卻沒有新政的基礎，也沒有精心的準備。
青苗法就因為推行過猛，監管不力而失敗；均輸法與市易法就因為物流條件、機構體制不成熟而流於形式；保甲法就因為無法保障農民利益而流產；募役法就是因為牽涉太廣而被牴觸；免行錢法就因為一刀切而遭到宦官等反對而被叫停……
也就是說，
王安石變法有點急於求成的，不管大病小病，先上手術檯。最後只能被抵制而失敗。
王安石變法強國但不富民
三、王安石變法的根本目的，是強國而非富民，是一場社會財產的重新分配，導致變法嚴重缺乏社會基礎。
在王安石新的利益分配方案中，民商、地主和農民都是被設計成了輸家，而國家成了最後那個“吃獨食”的人。這顯然不符合利益分配的基本原則的。因而王安石的變法是在“眾叛親離”、“孤軍奮鬥”的情況下開展的，沒有社會基礎可言的。
當農民這個“大多數群體”都不能團結起來時，王安石變法的寸步難行是可想而知的。
每一個王朝都有它的衛道士
四、王安石變法違背了“循序漸進”的歷史規律，也忽視了封建社會“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政治本質
人類文明不可能一下子從一個低級社會躍升到高級社會的，這是基本的常識。王安石變法其實帶有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當時的北宋完全沒有具備資本主義萌芽的條件，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直到幾百年後的明朝才出現，由此可見，王安石這種超前的改革是“過猶不及”的。
何為“封建”？“封”是封官、封地、封利，封是皇權與官僚地主階級共治天下的體現。“建”才是“君主集權”的體現。所以封建社會，無法避免的問題就是“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官本思想是統治者的利益保障，教條主義是統治者的統治工具，王安石忽視了這兩個本質問題，直接對官僚地主階級動刀子，自然不會順利。
事實證明，“王安石變法”的很多新政就毀於“官僚主義”產生的阻力和“教條主義”產生的破壞力。
王安石已經足夠偉大了
綜上所述，“王安石變法”是一種偉大而又先進的政治設想，但是他在當時的北宋卻是不合時宜的。 前期，在宋神宗皇權的強力支持下，在王安石團隊的精心維護下，新政能夠得到相對安全的生存，但是隨著神宗去世、政治需求也沒有那麼強烈了，地主階級的反撲就會爆發出來。而作為新的朝廷，在無力保證自身利益的安全性的條件下，王安石隨時都可以成為一顆政治妥協的棄子。
04、王安石變法的歷史思考
王安石是一個真正有風骨的人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我們可以把這三句話理解為支撐王安石這個“拗相公”最根深蒂固、最無可動搖的信念，甚至可以斷言，沒有這三句話的支撐，王安石甚至不可能義無反顧地變法。但可笑又可悲的是，也正是這三句話，最後使得王安石的變法“無立錐之地”、“為世人所不容”。
然而，這並不能影響王安石在歷史中、在人們心目中偉大的形象。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王安石是一個天才。他在變法中所提出的思想和設計是超越那個時代幾百年的，甚至對我們如今來說依然也很好的借鑑作用。
骨幹的現實，不影響王安石豐滿理想的魅力
與此同時，王安石這三句話，將一個文人的情懷、膽識、胸懷、氣勢表現得淋漓盡致，就連他的政敵司馬光也不得不承認：“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
我們時常說不以成敗論英雄，對於商鞅、范仲淹、王安石、張居正這樣的時代英雄，我們確實不能以成敗論之！他們的失敗不是因為他們自身的暗淡無光，恰恰是因為光芒萬丈，太過耀眼，而被視為“時代的異類”。他們都是時代的先驅、是時代的勇士。
當我們再回首“王安石變法”這段歷史時，除了對於成敗的感嘆之外，我們更應該從其身上“變革家”的氣質裡去尋求精神的力量。就如同時期的張載所說的那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才是一個有為者應該有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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