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黛雲：關於中國文化面向世界的幾點思考
這是我八十一歲時的第一次講座。80歲以後，覺得人自由多了，不用考慮升職和怎麼被評論，輿論等都可忽略不記，講自己願講的。我們有句古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意思是人在越接近死亡時所說的話就越真誠，是內心想講的，沒有畏懼，我對此深有體會。
今天，講下我對中國文化面向世界地思考，非常重要，應該與大家一起討論。
聲音不同才會繁榮……
文化與文化相處，根本是對話。對話是面對面，並非以前那樣要統一思想，我把你覆蓋、同化。這種“狹義”在國內挺嚴重，“立論者”很少去尊重別人的思想。
第一個問題講出來可能要捱罵，我很不贊成提倡軟實力。不該把出發點放在軟實力上，而應有別的說法，比如提倡文化的影響力。我覺得文化影響力要比說軟實力好些，軟實力由美國約瑟夫•奈（生於1937年，哈佛大學教授，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提出，指國家通過內在吸引力在國際上獲得利益的能力，可得到自身利益，而文化吸引力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軟實力是以征服別人、獲取私利為目的的，披上偽裝。極力膨脹自己的文化和軟實力，是為壓制其他文化可能產生的吸引力，認為對方是威脅，特別對中國注意。其結果是精神殖民，用他們的文化和思想來指引，對全球文化實施單邊統治。這是美國提倡發展軟實力的根本理由和考量。
我們要不要也跟在後面發展軟實力，與他競爭，需要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管怎麼說，我們該與美國出發點不同，走不同的路。中國文化面向世界的出發點和美國不一樣，不壓制其他文化，也不單方面灌輸中國文化，更不著眼於宣揚實力，說偉大。人類的最大利益是世界文化多元共生，不同文化一起共存，中國應參與到正形成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
中國文化提倡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不同因素聚在一起互相比拼，可生出新事物，而把一樣的加在一起就無法發展，等於拋棄難以為繼。這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基因。早在公元前7世紀伯陽父（史伯）同鄭桓公談論政局，就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討論和與同。最後由孔子總結出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這是我們從古到今流傳於世的根，所以不能拋掉同與和而去追逐軟實力，去苟同單邊文化那一套。
文化與文化相處，根本是對話。對話是面對面，而並非以前那樣要統一思想，我把你覆蓋、同化。這在國內挺嚴重，很少尊重別人的思想，常用自己的去覆蓋別人的，回想文化大革命提倡五個統一，統一領導、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輿論、統一行動，若如此貫徹就沒生機了，大家都一樣沒東西可發展，還有什麼出現？中國創造為什麼現在發展很慢，統一就是一個重要因素，新思想萌芽受到弱視。所以，對話要承認差異，如切如磋，總有摩擦，如琢如磨，總互相琢磨。
給大家講個故事，晏嬰見齊王，齊王誇獎他身邊的梁丘據，說梁丘據很好，我說什麼他就說什麼，我想做什麼他就按意圖去做，非常和諧。後來晏嬰說，這哪叫和，永遠跟著你去做有什麼意思？今天社會就有這種問題，高層往往聽不到底層聲音，因為都被梁丘據過濾，他們不但說還加油加醋順杆爬，越爬越高或抬轎子，把領導的思想硬抬頭，然後和真正民意產生隔閡。這樣人很壞事，上層英明、百姓一般也很聰明，可就是梁丘據式的人使得下面意志不能上達，形成互相欺瞞，你說好、他說好、大家都說好，沒有真實呈現。自古以來，對對話地理解就是面對面，而不是覆蓋，要有不同聲音，然後才有文化繁榮。
我們今天面向世界的出發點不是精神殖民，而是通過對話讓不同文化根據自己的基因和現代結合，為解決共同難題做貢獻。
對於軟實力我這樣考慮，是要加強我沒什麼反對，可這不是發出點、不是本意，也不是核心口號。
文化面向世界的核心是貢獻中國新思想
西方說中國學者有才氣，多指以前的人，上世紀30年代馮友蘭那代，以後的他們都看不上，認為中國沒出現能拿出理論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學者。
我們用什麼面向世界，到底想要什麼，要向世界奉獻什麼？到時代廣場做廣告，搞場精彩的演出或者時裝展覽，都可以，且也合乎中國利益，然而到底這是不是中國文化要面向世界的核心？我現在有些想法，與別人不完全一致。
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曾斷言——中國不會成為世界大國，沒什麼可怕，因為其沒有獨立足以影響世界的思想，經濟發展不可怕，再發達也是歐美的製造廠。
我們怎麼看這問題？今天的學術研究，很多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觀念，西方對中國的研究，很少尊重中國的當代文化。他們說好的多是指中國古代的文化，看不上當代文化。他們說中國學者有才氣、有文藝，多指以前上世紀30年代馮友蘭那代，以後的他們都看不上，認為中國沒出現能拿出理論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學者。
21世紀，由於中國學者努力，正產生些中國新思想並引起世界性振動，得到認同，當然，還不多。
比如，李澤厚是當代重要學者，他認為中國美學根本原則是陶冶性情，講究人性心理，抵制人變成物、變成追求功利的人，注重培養性情。今天的物化功利已到了難以控制，用來抵抗物化審美該是重要的文化遺產。現在的審美文化變得物質化，總是談文化產業，文化搭臺、經濟唱戲，中國文化重在教導怎麼做人和生活，而不是追求錢。
李澤厚提出情本體，引起西方學者共鳴。西方自文藝復興後主講理性，可中國講的是情理，有情有理，用情理代替純理性。中國的情理和西方的理性怎麼結合，怎麼帶來審美，是陶冶性情、重返道德重要的一個方面。
怎樣才能恢復到原來的審美文化，是我們面前的很大問題，我認為中國中青年學者在這方面地突破會引起世界重視。我很傷心，總說道德如何落後、如何叫人嫌棄，可又有誰真正做了些改變道德淪喪的事。我們需要理論崛起，李澤厚的情本位理論是個不錯的開始。
另外，中國學者提出天下體系理論。帝國理論是歐美對外政策的基礎，帶來三個世紀戰爭災難，已無路可走，此時趙汀陽教授提出天下和帝國體系。他所著《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認為應該把目光從民族國家利益至上轉向天下理論，把天下看成至大無外。這種理想從天下諸侯國到家，由大到小，從大角度思考各個城市和諧相處都是天下一部分，有可能互相理解，也就排除不可逾越的民族觀念，而這正是我們今天所渴求的。天下體系逐漸為人所知，在國外引起轟動。
中方和西方學者共同研究，既不是中向西學、也不是西向我們學，而是中西文化在互補基礎上向前發展。
文化交流需要對他人文化有同情地瞭解
林語堂有寬容通達的人生觀和獨立思考，以及其匯通東西文化的寬闊視野。他的一生，創造出至今無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實績。
我們用什麼態度來面向世界？多少年沒有正確判斷，要麼奉迎稱西方有的中國也有，要麼根本不相來往，西方與中國沒關係。做比較時很多人罵，說沒什麼可比，真正瞭解中國的只有中國人，與外國人講國人的東西沒用，反對比較，至今多人仍持這態度。
關於態度，先了解自己並充滿熱愛，如果不熱愛自己那還宣傳什麼？面向世界還幹什麼？所以，主要是對自己有種自覺，而且要對他人有種同情地瞭解，現在人就認為中國特別好，西方根本不值一提。
我給大家舉個例子。林語堂1935年用英文寫了《吾國與吾民》（英文名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非常暢銷，深受美國人喜愛，曾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Pearl Buck，1892年出生，1973年逝世，美國作家，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稱讚。賽珍珠認為《吾國與吾民》是迄今為止最真實、深刻、完備、重要的中國著作，值得參照的是它由位現代中國人所著，其根基深深紮在過去果實卻結在今天。
1938年，林語堂又出版了《生活的藝術》（英文原名《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描述中國人怎麼生活。該書一出版就引起轟動，成為美國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不是一次，持續了52個星期，很受歡迎。這本書在美國重印40多次，被翻譯成10多種不同文字，直到今天其仍具很大影響力。
七十多年過去中國經濟實力已大大超過三十年代，但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沒出現可和林語堂（指《吾國與吾民》和《生活的藝術》）相媲美的作品？中國人的沒一本可以取代他。我想可能有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他對中國文化有相當深刻地瞭解，而且熱愛，能捕捉到某些精彩畫面，以簡單易懂的形式傳達給西方讀者。林語堂不像錢鍾書那樣文化根底很淺，出生於基督教牧師家庭，後來就讀於上海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但他勤於學習、努力實踐，不僅用英文寫《中國的智慧》、《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而且直接將中文翻譯成英文，比如陶淵明的《古文小品》，蘇東坡的《東坡詩文選》、沈復的《浮生六記》、鄭板橋的《板橋家書》、劉鶚的《老殘遊記》等，翻譯得特別好。他熱愛中國文學，瞭解中國文學。
第二，因為出生於牧師家庭他經常和外國人來往，成為朋友，比較瞭解周圍的人，知道他們喜歡什麼，更理解他們的文化趣味，能夠將心比心的針對不同文化差異，而不是向西方灌輸或宣傳，更不是炫耀。林語堂把外國人當朋友，同情地瞭解。
第三，林語堂用和平心態、自由精神、傑出的文學才能從容自若地娓娓道來，特別易被接受。在選題方面，大至宇宙、小至蒼蠅都可成為他的東西，廣泛包容。
他的文體與高調、鬥爭、急躁的啟蒙文體風格形成尖銳對比。到今天為止，我們對外或對內宣傳都過激，甚至是那種紅衛兵似地激昂慷慨，別人不愛你的再說有什麼用？我覺得應該學習林語堂的心態。
最後，他的出發點有堅定的跨文化思想基礎。
他從聖約翰大學本科畢業後到清華大學，獲得半額獎學金又去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學習。吳宓和梅光迪都是他同學，林語堂深受其影響，認為理想的生活應該是中西互補。這常受到批判，比如被魯迅罵，但我覺得林語堂是對的，既要努力工作、又要盡情享受。
林語堂40歲時寫了《我的話•雜說》五則聯語，既總結過去也樹立了人生準則，表達人生態度。
道理參透是幽默，性靈解脫有文章。
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
對面只有知心友，兩旁俱無礙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隨人看桃花？
領現在可行之樂，補平生未讀之書。
大概意思是，我兩隻腳一隻在東、一個在西，對面是知心朋友、兩旁人不妨礙我的眼睛，不會不順眼，現在能快樂就要充分領略，沒有書讀要儘量補足。所以，林語堂的生活特別逍遙、平實。
他有寬容通達的人生觀和獨立思考，以及匯通東西文化的寬闊視野。林語堂的一生，正是在這基礎上創造出至今無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實績。
文化交融是互相選擇不需灌輸
文化交融是雙方地選擇。可我們過總把中國認為最好吃的，不管你吃辣還是吃鹹都塞給你。選擇應該是雙方共同的，而不是給人家安排什麼讓他們吃，這使文化走出去產生障礙。
文化是多方面的，除文學藝術還包含生活方式等。中國人與外國人在一起，價值觀體系、傳統和信仰等都不一樣，每個人都有不同視角，不可能以偏概全。
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產生影響，存在共鳴很重要。也許他們對中國文化不瞭解，也沒認真研究，可是有共鳴，產生靈感，比如通過伏爾泰、龐德等人，他們不是漢學家甚至不懂漢語，可藉助些知識觸發了靈感，進而將中國文化引入到自身主流文化。這是個十分複雜的過程，靈感共鳴不是一般漢學研究所能代替。人不可能脫離自身處境和文化框架，他們對異文化地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決定其自身處境和條件。
例如法國的伏爾泰，他窮盡一生孜孜追求的，就是將法國變成具有宗教寬容精神的國度，在他看來，中國是這樣的理想國範例。這是我們理解伏爾泰為什麼推崇中國文化的關鍵。伏爾泰關於中國的知識，多半作為他說明自己思想時引述的例證出現。在其中國知識體系中最看重的，是中國文化存在的宗教寬容態度，他一生致力的，可以說就是提倡宗教寬容，反對裁判地黑暗。
伏爾泰以為中國的傳統精神是寬容精神。在他看來，中國人對宗教的態度是最理想的宗教寬容態度，他甚至認為，這是中國之所以強大、繁榮和自信的根本原因。他切入中國文化的觀察點是西方式的，而且，目的不是研究中國文化而是要找到實例說明邏輯上確立的理想。對伏爾泰來說，中國正是他對自身文化傳統批判中為自己設立的批判參照系，一個難得良好的例證。
在伏爾泰眼中，中國是個相當理想的國度，無論是政治制度、法律、對於宗教的態度還是道德或者待人接物態度上都如此。他認為中國存在的理由就是因為中國人有最好的道德和法律。伏爾泰說世界上有過最幸福、最可敬的時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時代。西方早期宗教領袖或者活躍人物在後來被當作先知，從而壟斷神意，並以這種身份壓制其他對上帝信仰的方式，是最要不得的。
而孔子之所以應該受到尊敬，就因為他不這樣作，他的教導中，沒有先知或使徒那樣通過壟斷神意而將自身變成神的企圖，只是將自己當作人，中國人後來也的確這樣做。伏爾泰這些看法雖然不完全符合當時，但有獨到之處，反過來對認識中國文化有所助益。總之，在全球化大潮中，我們面對的是五千年連綿不斷的偉大復興，是文明型國家發展，深度、廣度和力度都前所未見。我們有能力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貢獻，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化長處而不失自我。這就是面對世界文化根本出發點。我們不需炫耀，不要灌輸，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完）
說實話，我個人非常喜歡與“文化”相關的討論文章，總能讓自己如撥雲見日、躍出井底的青蛙樣大開眼界。對於中國文化，我也曾寫過不少、討論過不少，但深度與本文不可比擬，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曾記看過篇文章，裡面提及關於中國文化的五個特點：1、主導入世，終向世界大同；2、重視人本主觀作用；3、兼收幷蓄，頗具開放性；4、注重集體；5、凝聚力強大。
一直以來，討論“文化”這個命題時我的功利心就頗重，總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好，總想同化別人。看完上面這篇文章後，我找到了自己長久以來的誤區——文化，不是用來評判或比擬的，是依賴吾儕繼承發揚的。當然，任何事物有優就一定有缺，沒什麼可以十全十美。優點當然應該宣揚；缺點亦不可避而不談。宣揚優點才能實現價值；正視錯誤、改正錯誤才能不斷前進發展。
另外，本文讓我明白一個道理，文化與經濟不應相干。無論經濟文化還是文化經濟，都會失去他應有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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