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关于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几点思考
这是我八十一岁时的第一次讲座。80岁以后，觉得人自由多了，不用考虑升职和怎么被评论，舆论等都可忽略不记，讲自己愿讲的。我们有句古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意思是人在越接近死亡时所说的话就越真诚，是内心想讲的，没有畏惧，我对此深有体会。
今天，讲下我对中国文化面向世界地思考，非常重要，应该与大家一起讨论。
声音不同才会繁荣……
文化与文化相处，根本是对话。对话是面对面，并非以前那样要统一思想，我把你覆盖、同化。这种“狭义”在国内挺严重，“立论者”很少去尊重别人的思想。
第一个问题讲出来可能要挨骂，我很不赞成提倡软实力。不该把出发点放在软实力上，而应有别的说法，比如提倡文化的影响力。我觉得文化影响力要比说软实力好些，软实力由美国约瑟夫•奈（生于1937年，哈佛大学教授，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提出，指国家通过内在吸引力在国际上获得利益的能力，可得到自身利益，而文化吸引力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是以征服别人、获取私利为目的的，披上伪装。极力膨胀自己的文化和软实力，是为压制其他文化可能产生的吸引力，认为对方是威胁，特别对中国注意。其结果是精神殖民，用他们的文化和思想来指引，对全球文化实施单边统治。这是美国提倡发展软实力的根本理由和考量。
我们要不要也跟在后面发展软实力，与他竞争，需要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不管怎么说，我们该与美国出发点不同，走不同的路。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出发点和美国不一样，不压制其他文化，也不单方面灌输中国文化，更不着眼于宣扬实力，说伟大。人类的最大利益是世界文化多元共生，不同文化一起共存，中国应参与到正形成的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
中国文化提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因素聚在一起互相比拼，可生出新事物，而把一样的加在一起就无法发展，等于抛弃难以为继。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基因。早在公元前7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政局，就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讨论和与同。最后由孔子总结出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我们从古到今流传于世的根，所以不能抛掉同与和而去追逐软实力，去苟同单边文化那一套。
文化与文化相处，根本是对话。对话是面对面，而并非以前那样要统一思想，我把你覆盖、同化。这在国内挺严重，很少尊重别人的思想，常用自己的去覆盖别人的，回想文化大革命提倡五个统一，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舆论、统一行动，若如此贯彻就没生机了，大家都一样没东西可发展，还有什么出现？中国创造为什么现在发展很慢，统一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新思想萌芽受到弱视。所以，对话要承认差异，如切如磋，总有摩擦，如琢如磨，总互相琢磨。
给大家讲个故事，晏婴见齐王，齐王夸奖他身边的梁丘据，说梁丘据很好，我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我想做什么他就按意图去做，非常和谐。后来晏婴说，这哪叫和，永远跟着你去做有什么意思？今天社会就有这种问题，高层往往听不到底层声音，因为都被梁丘据过滤，他们不但说还加油加醋顺杆爬，越爬越高或抬轿子，把领导的思想硬抬头，然后和真正民意产生隔阂。这样人很坏事，上层英明、百姓一般也很聪明，可就是梁丘据式的人使得下面意志不能上达，形成互相欺瞒，你说好、他说好、大家都说好，没有真实呈现。自古以来，对对话地理解就是面对面，而不是覆盖，要有不同声音，然后才有文化繁荣。
我们今天面向世界的出发点不是精神殖民，而是通过对话让不同文化根据自己的基因和现代结合，为解决共同难题做贡献。
对于软实力我这样考虑，是要加强我没什么反对，可这不是发出点、不是本意，也不是核心口号。
文化面向世界的核心是贡献中国新思想
西方说中国学者有才气，多指以前的人，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那代，以后的他们都看不上，认为中国没出现能拿出理论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学者。
我们用什么面向世界，到底想要什么，要向世界奉献什么？到时代广场做广告，搞场精彩的演出或者时装展览，都可以，且也合乎中国利益，然而到底这是不是中国文化要面向世界的核心？我现在有些想法，与别人不完全一致。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大国，没什么可怕，因为其没有独立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经济发展不可怕，再发达也是欧美的制造厂。
我们怎么看这问题？今天的学术研究，很多都是用西方的概念和观念，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很少尊重中国的当代文化。他们说好的多是指中国古代的文化，看不上当代文化。他们说中国学者有才气、有文艺，多指以前上世纪30年代冯友兰那代，以后的他们都看不上，认为中国没出现能拿出理论在世界上站得住的学者。
21世纪，由于中国学者努力，正产生些中国新思想并引起世界性振动，得到认同，当然，还不多。
比如，李泽厚是当代重要学者，他认为中国美学根本原则是陶冶性情，讲究人性心理，抵制人变成物、变成追求功利的人，注重培养性情。今天的物化功利已到了难以控制，用来抵抗物化审美该是重要的文化遗产。现在的审美文化变得物质化，总是谈文化产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国文化重在教导怎么做人和生活，而不是追求钱。
李泽厚提出情本体，引起西方学者共鸣。西方自文艺复兴后主讲理性，可中国讲的是情理，有情有理，用情理代替纯理性。中国的情理和西方的理性怎么结合，怎么带来审美，是陶冶性情、重返道德重要的一个方面。
怎样才能恢复到原来的审美文化，是我们面前的很大问题，我认为中国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地突破会引起世界重视。我很伤心，总说道德如何落后、如何叫人嫌弃，可又有谁真正做了些改变道德沦丧的事。我们需要理论崛起，李泽厚的情本位理论是个不错的开始。
另外，中国学者提出天下体系理论。帝国理论是欧美对外政策的基础，带来三个世纪战争灾难，已无路可走，此时赵汀阳教授提出天下和帝国体系。他所著《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认为应该把目光从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转向天下理论，把天下看成至大无外。这种理想从天下诸侯国到家，由大到小，从大角度思考各个城市和谐相处都是天下一部分，有可能互相理解，也就排除不可逾越的民族观念，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渴求的。天下体系逐渐为人所知，在国外引起轰动。
中方和西方学者共同研究，既不是中向西学、也不是西向我们学，而是中西文化在互补基础上向前发展。
文化交流需要对他人文化有同情地了解
林语堂有宽容通达的人生观和独立思考，以及其汇通东西文化的宽阔视野。他的一生，创造出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实绩。
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向世界？多少年没有正确判断，要么奉迎称西方有的中国也有，要么根本不相来往，西方与中国没关系。做比较时很多人骂，说没什么可比，真正了解中国的只有中国人，与外国人讲国人的东西没用，反对比较，至今多人仍持这态度。
关于态度，先了解自己并充满热爱，如果不热爱自己那还宣传什么？面向世界还干什么？所以，主要是对自己有种自觉，而且要对他人有种同情地了解，现在人就认为中国特别好，西方根本不值一提。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林语堂1935年用英文写了《吾国与吾民》（英文名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非常畅销，深受美国人喜爱，曾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Pearl Buck，1892年出生，1973年逝世，美国作家，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称赞。赛珍珠认为《吾国与吾民》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深刻、完备、重要的中国著作，值得参照的是它由位现代中国人所著，其根基深深扎在过去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8年，林语堂又出版了《生活的艺术》（英文原名《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描述中国人怎么生活。该书一出版就引起轰动，成为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不是一次，持续了52个星期，很受欢迎。这本书在美国重印40多次，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文字，直到今天其仍具很大影响力。
七十多年过去中国经济实力已大大超过三十年代，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没出现可和林语堂（指《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相媲美的作品？中国人的没一本可以取代他。我想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首先，他对中国文化有相当深刻地了解，而且热爱，能捕捉到某些精彩画面，以简单易懂的形式传达给西方读者。林语堂不像钱钟书那样文化根底很浅，出生于基督教牧师家庭，后来就读于上海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但他勤于学习、努力实践，不仅用英文写《中国的智慧》、《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而且直接将中文翻译成英文，比如陶渊明的《古文小品》，苏东坡的《东坡诗文选》、沈复的《浮生六记》、郑板桥的《板桥家书》、刘鹗的《老残游记》等，翻译得特别好。他热爱中国文学，了解中国文学。
第二，因为出生于牧师家庭他经常和外国人来往，成为朋友，比较了解周围的人，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更理解他们的文化趣味，能够将心比心的针对不同文化差异，而不是向西方灌输或宣传，更不是炫耀。林语堂把外国人当朋友，同情地了解。
第三，林语堂用和平心态、自由精神、杰出的文学才能从容自若地娓娓道来，特别易被接受。在选题方面，大至宇宙、小至苍蝇都可成为他的东西，广泛包容。
他的文体与高调、斗争、急躁的启蒙文体风格形成尖锐对比。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外或对内宣传都过激，甚至是那种红卫兵似地激昂慷慨，别人不爱你的再说有什么用？我觉得应该学习林语堂的心态。
最后，他的出发点有坚定的跨文化思想基础。
他从圣约翰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清华大学，获得半额奖学金又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吴宓和梅光迪都是他同学，林语堂深受其影响，认为理想的生活应该是中西互补。这常受到批判，比如被鲁迅骂，但我觉得林语堂是对的，既要努力工作、又要尽情享受。
林语堂40岁时写了《我的话•杂说》五则联语，既总结过去也树立了人生准则，表达人生态度。
道理参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
领现在可行之乐，补平生未读之书。
大概意思是，我两只脚一只在东、一个在西，对面是知心朋友、两旁人不妨碍我的眼睛，不会不顺眼，现在能快乐就要充分领略，没有书读要尽量补足。所以，林语堂的生活特别逍遥、平实。
他有宽容通达的人生观和独立思考，以及汇通东西文化的宽阔视野。林语堂的一生，正是在这基础上创造出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跨文化交流实绩。
文化交融是互相选择不需灌输
文化交融是双方地选择。可我们过总把中国认为最好吃的，不管你吃辣还是吃咸都塞给你。选择应该是双方共同的，而不是给人家安排什么让他们吃，这使文化走出去产生障碍。
文化是多方面的，除文学艺术还包含生活方式等。中国人与外国人在一起，价值观体系、传统和信仰等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视角，不可能以偏概全。
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产生影响，存在共鸣很重要。也许他们对中国文化不了解，也没认真研究，可是有共鸣，产生灵感，比如通过伏尔泰、庞德等人，他们不是汉学家甚至不懂汉语，可借助些知识触发了灵感，进而将中国文化引入到自身主流文化。这是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灵感共鸣不是一般汉学研究所能代替。人不可能脱离自身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地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其自身处境和条件。
例如法国的伏尔泰，他穷尽一生孜孜追求的，就是将法国变成具有宗教宽容精神的国度，在他看来，中国是这样的理想国范例。这是我们理解伏尔泰为什么推崇中国文化的关键。伏尔泰关于中国的知识，多半作为他说明自己思想时引述的例证出现。在其中国知识体系中最看重的，是中国文化存在的宗教宽容态度，他一生致力的，可以说就是提倡宗教宽容，反对裁判地黑暗。
伏尔泰以为中国的传统精神是宽容精神。在他看来，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是最理想的宗教宽容态度，他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之所以强大、繁荣和自信的根本原因。他切入中国文化的观察点是西方式的，而且，目的不是研究中国文化而是要找到实例说明逻辑上确立的理想。对伏尔泰来说，中国正是他对自身文化传统批判中为自己设立的批判参照系，一个难得良好的例证。
在伏尔泰眼中，中国是个相当理想的国度，无论是政治制度、法律、对于宗教的态度还是道德或者待人接物态度上都如此。他认为中国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中国人有最好的道德和法律。伏尔泰说世界上有过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时代。西方早期宗教领袖或者活跃人物在后来被当作先知，从而垄断神意，并以这种身份压制其他对上帝信仰的方式，是最要不得的。
而孔子之所以应该受到尊敬，就因为他不这样作，他的教导中，没有先知或使徒那样通过垄断神意而将自身变成神的企图，只是将自己当作人，中国人后来也的确这样做。伏尔泰这些看法虽然不完全符合当时，但有独到之处，反过来对认识中国文化有所助益。总之，在全球化大潮中，我们面对的是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复兴，是文明型国家发展，深度、广度和力度都前所未见。我们有能力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贡献，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化长处而不失自我。这就是面对世界文化根本出发点。我们不需炫耀，不要灌输，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完）
说实话，我个人非常喜欢与“文化”相关的讨论文章，总能让自己如拨云见日、跃出井底的青蛙样大开眼界。对于中国文化，我也曾写过不少、讨论过不少，但深度与本文不可比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曾记看过篇文章，里面提及关于中国文化的五个特点：1、主导入世，终向世界大同；2、重视人本主观作用；3、兼收并蓄，颇具开放性；4、注重集体；5、凝聚力强大。
一直以来，讨论“文化”这个命题时我的功利心就颇重，总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好，总想同化别人。看完上面这篇文章后，我找到了自己长久以来的误区——文化，不是用来评判或比拟的，是依赖吾侪继承发扬的。当然，任何事物有优就一定有缺，没什么可以十全十美。优点当然应该宣扬；缺点亦不可避而不谈。宣扬优点才能实现价值；正视错误、改正错误才能不断前进发展。
另外，本文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文化与经济不应相干。无论经济文化还是文化经济，都会失去他应有的“味道”。
还记得位师傅曾说，中国人受“中庸”困扰久已。看过上文后，我有种感触——困扰国人的不是中庸，而是经济。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何来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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