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北京京劇團編劇，長期與著名京劇藝術家合作。下面是汪老回憶與裘盛戎先生交往的幾個片段。
京劇真也好像有一種“氣運”。和盛戎同時，中國出現了好些好演員，如：李少春、葉盛蘭……他們歲數差不多，天賦、功夫、修養都是上乘。他們都很有創造性。他們是戲曲界的一些才子，京劇界的一代才人。但都因為身心愛到長期摧殘，過早地凋謝了。
裘盛戎與馬連良
我和盛戎最初認識就是和他(還有幾個別的人)到天津去看戲，好像就是《杜鵑山》。
演員們知道裘盛戎來看戲，都"鉚上"了。散了戲，我們到後臺給演員道辛苦，盛戎拙於言詞，但是他的態度是誠懇的、樸素的，他的謙虛是由衷的謙虛。他是真心實意地來向人家學習來了。
回到旅館的路上，他買了幾套煎餅子攤雞蛋，大家有滋有味地吃起來。他咬著煎餅子的樣子，表現了很喜悅的懷舊之情和一種天真的童心。我一下子對這個京劇大演員產生了好感。一個搞藝術的人，沒有一點童心是不行的。
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個人盤腿坐在床上抽菸，一邊好像想著什麼事，有點出神，有點迷迷糊糊的。不知是為什麼，我以後總覺得盛戎的許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這麼盤腿坐著的時候想出來的。
盛戎的身體早就不大好。他曾經跟我說過："老汪唉，你別看我外面還好，這裡面，--都瘦啦！"搞《雪花飄》的時候，他那幾天不舒服，但還是跟著我們一同去體驗生活。
《雪花飄》是根據浩然同志的小說改編的，寫的是一個送公用電話的老人的事。我們去訪問了政協禮堂附近的一位送電話的老人。這家只有老兩口。老頭子六十大幾了，一臉的白鬍茬，還騎著自行車到處送電話。他的老伴很得意地說："頭兩個月他還騎著二八的車哪，這最近才弄了一輛二六的！"
這一家房子很仄逼，但是裱糊得四白落地，牆上貼了好些字條，都是打電話來的人留下的話和各種各樣備忘性質的資料，如火車的時刻表、醫院地址、二十四節氣……。
盛戎在這間屋裡坐了好大一會，還隨著老頭子送了一個電話。
《雪花飄》排得很快，一個星期左右，戲就出來了。幕一打開，盛戎唱了四句帶點馬派味兒的[散板]：
打罷了新春六十七喲，看了五年電話機。傳呼一千八百日，舒筋活血，強似下棋！
我和導演劉雪濤一聽，都覺得“真是這裡的事兒”！
《杜鵑山》我們搞過兩次。一次是1964年，一次是1969年。
1969年那次我們到湘鄂贛體驗了較長時期生活。我和盛戎那時都是“控制使用”，他的心情自然不太好。那時強調軍事化，大家穿了“價撥”的舊軍大衣，揹著行李，排著隊。盛戎他一樣，沒有一點特殊。他總是默默地跟著隊伍走，不大說話。但倒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臉的。
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雖然是“控制使用”，但還能戴罪立功，可以工作，可以演戲，他在心裡又是很感激的。我覺得從那時起，盛戎發生了一點變化，他變得深沉起來。盛戎平常也是個有說有笑的人，有時也愛逗個樂，但從那以後，我就很少見他有笑影了。他好像總是在想什麼心事。用一句老戲詞說：“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他的這種神氣，一直到他死，還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裡。
那趟體驗生活，是夠苦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更難愛。不生火，牆壁屋瓦都很單薄。那年的天氣也特別，我們在安源過的春節，舊曆大年三十，下大雪，同時卻又還打雷，下雹子，下大雨，一塊兒來！這種天氣我還是頭一次見哩。盛戎晚上不再窮聊了，他早早就進了被窩。這老兄！他連毛窩都不脫，就這樣連著毛窩睡了。但他還是堅持下來了，沒有叫一句苦。
和盛戎合作，是非常愉快的。盛戎很少對劇本提意見。他不是不當一回事，沒有考慮過，或者提不出意見。盛戎文化不高，他讀劇本是有點吃力的。但是他反覆地讀，盤著腿讀。我記得他那讀劇本的神氣。他讀著，微微地接著腦袋。他的目光有時從老花鏡下面射出框外。他搖晃著腦袋，有時輕輕地發出一聲：“晤。”有時甚至拍著大腿，大聲喊叫：“晤！”戲曲界有一個很通俗、很形象的說法，把演員“入了戲”，“進入了角色”，叫作“附了體”。盛戎真是“附了體”。他對劇作者的尊重完全不是出於禮貌；他是真愛上了這個劇，也愛作者。
我和盛戎從未深談，我們的素養、身世、經歷都很不相同，但是我認為我和盛戎在藝術上是“莫逆”。我沒有為任何戲曲演員哭過，但是想起盛戎，淚不能止。
盛戎的領悟、理解能力非常之高。他從來不挑”轍口”，你寫什麼他唱什麼。寫《雪花飄》時，我跟他商量，這個戲準備讓他唱“一七”，他沉吟著說：
“哎呀，花臉唱閉口字……”
我知道他這是“放傻”，就說：“你那《秦香蓮》是什麼轍?”
他笑了：“‘一七’好，唱‘一七’！”
盛戎十三道轍都響。有一齣戲裡有一個“滅”字，這是“乜斜”，“乜斜”是很不好唱的，他照樣唱得很響，而且很好聽。一個演員十三道轍都響，是很難得的。
《杜鵑山》有一場“打長工”。他看到被他當作地主奴才的長工身上的累累傷痕，唱道：“他遍體傷痕都是豪紳罪證，我怎能在他的舊傷痕上再加新傷痕?”
這是一段[二六]轉[流水]，創腔的時候，我在旁邊，說：“老兄，這兩句你不能就這樣‘數’了過去！唱到‘舊傷痕上’，得有個‘過程’，就像你當真看到、而且想到一樣！”
盛戎一聽，說：“對！您聽聽，我再給你來來！他唱到“舊傷痕上”時唱“散”了，下面加了一個彈撥樂器的單音重複的小“墊頭”，“登、登、登…”，到“再加新傷痕”再歸到原來的“尺寸”，而且唱得很強烈。 當時參加創腔的唐在炘、熊承旭同志都說：好極了！
1969年本的《杜鵑山》原來有一大段《烤番薯》，寫雷剛被困在出上斷了糧，杜小山給他送來兩個番薯。他把番薯放在簧火堆裡烤著，番薯糊了，烤出了香氣，他拾起了番薯，唱道：“手握番薯渾身暖，勾起我多少往事到眼前”他想起：6我從小父母雙亡討米要飯，多虧了街坊鄰屆問暖噓寒”，他想起“大革命，造了反，幾次遇險在深山，每到有急和有難，都是鄉親接濟咱。一塊番薯掰兩半，曾受深恩三十年！……到如今，山下來了毒蛇膽，殺人放火把父老摧殘，我穩坐高山不去管，隔岸觀火心怎安！”
創腔的同志對“一塊番薯掰兩半”不大理解，怕觀眾聽不懂，盛戎說：“這有什麼不好理解的？！‘一塊番薯掰兩半’，有他吃的就有我吃的！”
他把這兩句唱得非常感動人，頭一句他“虛”著一點唱，在想象，“曾受深恩”，“深恩”用極其深沉渾厚的胸音出，“三十年”一瀉無餘、跌宕不已。
盛戎的這兩句唱到現在還是繞樑三日，使我一想就激動。
後來因為種種原因，臺上不“用”裘盛戎了。但他也並不閒著。有人上他家學戲，他總是很認真地說。而且是有教無類，即使那個青年演員條件差，他也還是把著手教。
他不上臺了，還整天琢磨唱腔。不單花臉，老生、旦角都研究。他跟我說過：《智取威虎山》的唱腔最好的一句是“支委會上同志們語重心長”--“心--長！”“擱”在那兒了，真好！
李勇奇唱的“這些兵急人難治病救命”是一段沉思的唱，盛戎說這要用點“程”的唱法。有一長句，當中有幾處演員沒有唱出，“交”給胡琴了。
他說：“要我唱，我全給它唱出來。”他給我一字一板地唱了一段“程派花臉”。
他晚年特別精研氣口安排，說：“唱花臉，得用多少氣呀！我現在歲數大了，不能傻小子睡涼炕，得在氣口上下功夫。”
《威虎山》李勇奇唱“掃平那威虎山我一馬當先”，一般氣口處理都是“一馬當先！”他說：“我不這樣唱。我把‘當’字唱到‘頭裡’：一馬當--先--！‘當’頭唱在後面，‘先’字就沒有多少氣了，‘當’字先出，換一口大氣，再唱‘先’這才有力!”
盛戎得了病，他並不怎麼悲觀。他大概已經懷疑或者已經知道是癌症了，跟我說：“甭管它是什麼，有病咱們瞧病!”他還想唱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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