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襲來，中醫卻備受輿論矚目，屢次進入話題討論的空間。中醫與中國哲學之間有著深厚淵源，並從歷史中積累出大量的實踐經驗，但隨著時間的發展，這種深切的關係或許正被消解，當下，人們對於中醫的評價始終褒貶不一。美國學者洛伊斯·N.瑪格納曾在專著《醫學史》中介紹中國的傳統醫學，作為一名擁有不同文化背景、知識體系的史學專家，她如何看待“中醫”以及現代中國的醫學實踐？
中醫：經典的、傳統的和現代的
除了一些外來語和傳入西方的原始的科學技術發明，如火藥和印刷術，直到現在，西方的科學和醫學史家們一般都忽視了中國。幸運的是，李約瑟·尼達姆、馬瑟·席文、保羅·恩斯伍德和其他一些學者們的工作重新確定了亞洲學科在全球科學和醫學史中的地位。學者們認為希臘和中國思潮中最根本的不同是早年希臘在政治和知識生活中強調相互競爭。而中國專制的統治者們卻強迫學者站在大多數人同意這樣的立場上。
因此，當希臘的思想家們自由批判他們的導師和競爭對手的時候，中國的學者們卻接受著希臘哲學家們拒絕接受的部分改變。因此，中國的天文學家和中國的醫生對於天體的運動和血液的運轉有著不同的假設。
希波克拉（公元前460年——前370年），為古希臘伯里克利時代的醫師，被西方尊為“醫學之父”，西方醫學奠基人。
古代學術系統的大多數要素已經從本質上消失了，或者僅僅存在於有關過去離奇遺蹟的民間傳說中。但是中國醫學的支持者們堅持主張它是並且將一直是一個可行的科學事業。中醫及其治療技術在今日西方世界中的另類醫學和綜合醫療方面佔有重要的位置。的確，經典的中醫在持久性和適應性方面表現卓著。在實踐中，中醫的體系也顯示了其異常的靈活性。同一個中醫的病人可能會有10個不同的處方。而且，這些處方並非沒有用，病人可能會發現它們中的大多數是令人滿意而且有效的。
和其他文化不同的是，中國不僅以民間藥方的形式，而且以成熟和受人尊重的方式保存了它的傳統醫學。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獨一無二的穩定性要歸功於對過去的深深崇敬和可能有著6000年曆史的文字記錄系統。雖然有許多學者對中國歷史記錄中的早期章節表示懷疑，但是最近一些有關考古和檔案的發現毫無疑問地將許多神話轉變成歷史，同時將許多歷史轉變成神話。自20世紀70年代起，中國考古學家就經歷了考古發現的“黃金時代”。他們從古墓中發掘了大量珍寶，包括華麗的壁畫、寫在竹子或絲綢上的手稿和保存完好的屍體、骨架以及秦漢時期佩帶武器和馬匹的兵馬俑。考古學家和藝術學者們認為這些非凡的兵馬俑、戰車、音樂家和家畜都是貴族們死後陪葬的標誌。
在公元前221年，即秦朝統一中國之前，中國的歷史由於戰爭和混亂而模糊不清。為了鞏固秦朝的統治，秦始皇下令燒燬除有關醫學、藥物、占卜、農業和林業以外的所有文字記錄，以抹去無法接受的歷史傳統。經歷了幾個世紀的鬥爭和衝突，學者和農民吸收了中國傳統醫學的概念：相信自然是一個整體，陰一陽二元論，五行說和建立在系統對應說上的醫學實踐。
中醫系統中的某些部分可以追溯到中國的青銅時代，即公元前15世紀就已經繁榮的商朝。學者們一度認為商朝是傳說中的王朝，但是20世紀30年代挖掘的出土文物證明了商代是中國文化的形成時期。所謂的“甲骨”，它上面刻著的文字雖然古老，但已是一種成熟的書面文字，這讓我們見識到了那個半傳奇時代的價值。
在占卜儀式中使用的甲骨是用各種材料做成的，包括牛、山羊和綿羊的肩胛骨，海龜,貝殼，鹿角甚至人的顱骨。按照商朝的信仰，人類的健康幸福依賴於統治世界的祖先的意願。如果祖先發怒，他們的詛咒會引發疾病，導致災荒或戰敗。為了和神靈交流有關戰爭、收成、疾病和瘟疫的問題，人們會為皇帝和占卜者精心準備合適的骨頭或貝殼。在儀式過程中，占卜者向神靈提出一對對立的問題，例如：“皇帝將會康復嗎”和“皇帝不會康復嗎”，用一根燒熱的銅棒或一根燃燒的樹棍或一塊燒紅的木炭灼在甲骨上。如果事先準備的骨頭適當，它們就會產生像書寫的“卜”一樣的裂紋，一條直線的中間右側再加一條垂直線(卜)。如果這條線的角度接近於垂直，答案為“是”，不垂直則為“否”。
到19世紀末，雖然幾乎在所有的中藥店都能發現甲骨，但商朝的文字和占卜術基本上都已經被人們遺忘了。當醫生在治療肺病、焦慮症和夜遊症的時候，開出的處方中往往包含著“龍骨”這味藥，這種藥其實就是古代的骨頭和貝殼，其中就有許多甲骨。自從19世紀化石的尋找者經常在所收集的龍骨中發現有價值的化石，成千上萬的甲骨就被收集起來。而幾個世紀以來其中有多少甲骨被搗碎入藥就只能靠人們的猜測了。
根據黃帝的記載，古代最偉大的聖人們不治療那些已經生病的人。相反，他們為那些健康的人提供指導，因為等到疾病發作後再尋找治療方案就如同戰爭爆發後再準備武器一樣愚蠢。理論上來說，高年資的醫師為健康的人做指導而低年資的醫師就治療那些病人。真正的醫師告知病人預防疾病的重要性並提供防病的藥物且不收費用，而大量沒有經過正規訓練的醫治者——外科醫生、藥劑師、巫師、算命者、小販和江湖庸醫都急於在那些亂投醫和愚蠢的病人身上獲利。這些人對金錢利益比對中醫理論和哲學更感興趣。
儘管在中國的宮廷裡，醫師所接受的教育和活動與一般的醫學實踐相比並沒有典型性，但也發生過一些有趣的改革。例如，周朝的醫學體制規定，朝廷每年都會為那些想行醫的人舉行考試。幾乎每個省都建立了醫學學校，但大多數的開業行醫者還是通過學徒制接受訓練，而且那些下層行醫者主要靠自學。至於能成功申請到宮廷御醫職位的人，他們的俸祿是根據他們在考試中的水平來決定的。為朝廷服務的醫師的頭銜和俸祿是根據他們看病的成功率來定的。一流的醫師能醫治所有的病人，最低等的醫師是指那些看病治癒率低於60%的醫師。這已經考慮到有一半的病人即使不經過任何治療也會好轉、康復的情況。獸醫同樣也會根據他們治癒的成功率而被授予頭銜。
周朝的宮廷醫官包括食療醫師、治療簡單疾病的醫師、外科醫師、獸醫和總管醫師，總管醫師負責監督其他各類醫師。洽療簡單疾病的醫師負責測試五種類型的呼吸，分辨五種類型的聲音，辨別五種顏色，由此來確定病人的生與死。宮廷的醫學院由附屬於宮廷的30名醫師組成。宮中頭銜最高的醫師在課堂上給低年資的同事上課。這些醫師有權參考和使用宮廷圖書館裡12000本有關醫學和自然科學的著作。很明顯，僅有極少部分的人能找這些醫師看病。那些低級的“大眾醫學”和“街頭醫學”的開業者遠遠多於“宮廷醫師”。理論上一個相當分散的大眾醫療服務系統應該存在，但是由於缺乏足夠的資金其遠遠不能滿足公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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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更加相信鬼神而不相信五行的病人常常到街頭去找一些行醫者看病，包括占星家、地卜者、算命者，或者到寺廟裡去找行醫者，這些行醫者同樣會熱心地提供建議和護身符。他們用來對付鬼神力量的保護措施包括符咒、祈禱、驅魔、咒語、護身符和護符。一個護符就像一個朝廷文件，不同的是，護符是一個地位較高的神靈命令其下級神靈去終止疾病和不幸的發生。驅逐惡魔需要混有劇毒和散發氣味的物質所組成的藥物。為了防止毒物造成病人的死亡，這些處方或藥物可以被作為符咒帶在身上，或作為薰劑燃燒。蠱是一種在學術文獻和民間傳說中都被描述為一種由魔鬼引起的寄生蟲病。有關蠱病的詳細闡述包括擺脫蠱的唯一方法是尋找另一個宿主。蠱的解毒劑包括祈禱、符咒、藥物和蜈蚣(因為蜈蚣會吃蟲)。歷史資料表明，直到19世紀人們一直都認為蠱怪的存在。對蠱怪的懲罰是很嚴厲的，包括用各種奇異的方法來處死病人及其整個家庭。
經過正規訓練並且有抱負的醫師試圖將他們的職業和巫術分開，並且蔑視那些民間開業行醫者和庸醫們開的處方，但有時候他們的處方中也混有巫術的成分。例如，治療消化道疾病用的混合處方就由一張厚的黃紙構成，紙上用藥用顏料寫著咒語，然後這張處方被燒成紙灰，用熱水衝開作為藥茶飲服。
文字記錄一般反映了醫學理論中學者們的興趣，但是對於醫師和病人間真正的交流互動產生於一些個案史、傳記、日記和相關意見、指導的文學作品。根據明朝(1368—1644)的個案，醫師使用“四步檢査法”來明確診斷。更確切地說，他們通過望、聞、問、切(脈搏測量)四個適當的步驟，再根據病人的情形和性別做出診斷。儘管脈搏觸診通常被認為是整個檢查中最可靠的部分，但是醫師仍然聲稱他們有不看見病人本人而做出診斷的能力。如果醫師認為病人必死無疑或者沒有合適的醫療措施，醫師有權拒絕治療病人。而在其他一些古代醫療系統中，預測死亡、避免治療失敗的責任對於醫師來說是很重要的。醫師在這方面的不足反映了醫師間競爭的強烈。許多個案和自傳指出即便是再傑出的醫師也被迫不停地尋找病人。一些醫師按正常的預期間隔時間去探訪病人，但是往往發現其中的一些病人已經去尋求別的醫治者，或者是因為對探訪間隔時間或處方本質的不滿就用愚昧的方法抓藥治病。
後來的中國宮廷的著作指出，古代複雜機體的理論和實踐和機體功能的一些性別為基礎的概念有關。一般來說，傳統的著作都集中在男性體內能量的分佈上。有關“婦女醫學”的討論通常是指婦女的生育能力、婦女的特殊疾病以及婦女在人生不同階段的治療法。顯然醫師對於男性和女性用了同樣的診斷方法。但是在明朝，男性醫師一般是不允許直接為女性病人做檢查的。對於有關女性行醫者的情況，除了助產士知之甚少。但是明朝有一位作家記錄過，女性通常會尋找女性的醫治者為她們自己以及她們的孩子看病。
談允賢，明代女醫，也是中國古代著名四位女醫之一，著有醫案《女醫雜言》，是中國古代第一部個人醫案著作，也是古代唯一的女醫著作。影視劇《女醫明妃傳》以其為原型改編。
現代中國的醫學實踐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主席(1893-1976)宣佈傳統的中醫中藥是極富價值的醫藥寶庫，必須不斷探索和提高。毛澤東啟用中西醫師的號召解決了中國5.4億人民對於衛生工作者的迫切需要，特別是那些生活在貧困農村，缺少公共衛生、保健和醫藥設施的人們的需要。這種情況迫使中國醫學對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整合進行一次獨一無二的嘗試。中醫的復興開始於“大躍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加速發展，在這場思想意識的狂潮後達到頂峰。
中國的衛生保健體系主要承擔常見病和復發病的處理、公共衛生工作和主要流行性疾病的根治。當時中國醫療系統的口號是：“消滅四害！”官方公佈的四害是指老鼠、蒼蠅、蚊子和臭蟲。蟑螂、跳蚤、蝨子、蝸牛等害蟲也是根除對象。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建立了一套衛生保健體系，這個體系一般被認為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鑑的模式。1980年上海對一些健康狀態的敏感指標，例如新生兒死亡率和生存率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上海和紐約的情況基本相同。西方的訪問學者對中國醫學教育的試驗和醫學實踐的調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種調整使得醫生和一批新授權的非醫療專業者以及從事與醫學相關專業的人共同承擔診療責任。眾多的“赤腳醫生”、助產士和護土擔任著預防醫學和基礎衛生保健工作。儘管中草藥、針灸術仍然是中醫治療的核心，但傳統的中醫師也要學習微生物學和藥理學。中國的西醫學院也同樣包括對中醫的培訓。
針刺麻醉的發展是中國醫學史上的另一個偉大飛躍。在毛澤東思想的鼓舞下，醫務工作者考慮針刺麻醉是否可以替代一直用來治療術後疼痛的各種化學麻醉劑。其實即便在中國，針刺麻醉的前景也受到一些質疑，但20世紀60年代已經有60%的手術採用了針刺麻醉。現代針灸醫生認為，針刺麻醉和化學藥物麻醉不同，它可以在保持正常生理功能的同時調動人體所有的防禦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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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刺術和中草藥的復興並沒有引起相應的對傳統中醫基礎理論的關注。如果脫離了理論框架，中醫就僅僅是靠經驗治療的大雜燴，而不是能給病人和行醫者提供指導和啟示的哲學系統。中國哲學和醫學總是能表現出相互匯合和適應的巨大能力。中國文化富有生命力，在這種文化中，傳統藝術始終和現代文化緊密相連，也許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這種思想體系仍然反映出“三天帝”（伏羲、神農、黃帝）希望完善中醫思想的願望，而這種傳統的中醫思想也是平和的心境、健康、力量和長壽的根本。
（本文摘自《醫學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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