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君秋舞臺合作了40多年之久。
君秋做事，心氣高，乾脆麻利快，無論什麼事，想好了，說幹就幹，從不拖拖沓沓。這正對我的脾氣。我們合作多年，彼此摸熟了脾氣秉性。四十多年就是這樣合作過來的。
最早的一次合作是1948年君秋赴香港演出前。君秋演《朱痕記》，小生是徐和才。演出前，徐和才病了，臨時請我幫忙，這是我和君秋的第一次合作。君秋從香港回來，組建了北京京劇三團，由我師姜妙香先生及陳少霖先生介紹我，在開明戲院同君秋合作《鳳還巢》。當時，姜先生見我同君秋年齡相當，藝術合作也挺默契，由姜先生同徐蘭沅先生做主，促成了我由程硯秋劇團轉到北京京劇三團，同君秋開始了合作。
《狀元媒》張君秋飾柴郡主、劉雪濤飾趙德芳、高寶賢飾呂蒙正
最早排新戲《綵樓記》。那是在1953年底，我和君秋逛大柵欄，在大觀園看了一部川劇藝術片，是許倩雲、曾榮華演的《綵樓記》。戲挺有情趣，表演也精彩，一生一旦，兩個人不約而同都想到把它移植過來。哥倆兒對了心氣兒，說幹就幹。找本子，改本子，背詞兒，對詞兒，沒多長時間，這出戏就“下地兒”排練了。不是把營業演出停下來排戲，日常演出仍然照常進行，排戲都是見縫插針進行的。轉過年，天津有約，劇團如約前往，《綵樓記》的排練仍未中斷。有時候晚場戲散了，吃點夜宵，又上臺排戲，一直排到凌晨三、四點鐘。天津的戲演完了，《綵樓記》也排出來了。最後一場告別演出是新戲《綵樓記》，海報貼出，天津的觀眾炸了窩。演出那天，劇場爆滿。演到“祭灶”那場，我有一句臺詞：“今乃臘月二十三祭灶之期，理應置備糖果香茶紙帛紀念灶王爺。”一句普通的臺詞，臺底下震天的好竟撲了上來，一下子連我都蒙了，不知道為什麼要叫好？過後猛然悟到，原來今天是臘月二十三，臘月二十三演臘月二十三的事兒，應時當令，天津人重節氣，當然歡呼雀躍。緊張的排戲竟把節假日忘在了腦後。
《望江亭》的排演也如是。那是1956年，也是我們哥倆兒看了川劇《譚記兒》的演出，一下子被吸引了。看完戲，我找到川劇名醜李笑非要了本子，改本很快就寫出來了。又是趕上外地演出。到南京，上了火車就把劇本發給演員，在火車上對詞兒。南京演出期間，君秋都把前幾場的唱腔創作出來了。腔很新，又是地道的京戲，團裡的同志排戲的勁頭就更足了。
張君秋之《望江亭》
從南京轉到上海演出，就差後場的〔二六板〕沒出來了。君秋不滿足於使用老腔。那天送關肅霜上火車，回旅館的路上，僱了輛黃包車，讓他隨便往哪兒拉都行。在黃包車上，君秋讓我唱小生的〔二六板〕。我說行，唱哪段？哪段都行。那就唱《白門樓》。《白門樓》唱完，還不行。接唱《射戟》、《飛虎山》、《小顯》、《玉門關》……總之，凡有〔二六板〕的小生戲差不多都唱了。就這樣，《望江亭》青衣的〔二六板〕出來了。是青衣的腔，有小生的剛音兒。怒斥楊衙內，情緒蠻合適。
《望江亭》排出來了，也正是在上海演出結束之時。告別演出貼的就是《望江亭》。一下子在上海轟動了。回北京前，我出了個主意，先把海報貼到北京的街頭，宣傳出去。君秋覺得這個主意好，立刻採納。劇團還在上海演出，北京已經知道我們有了一出新戲《望江亭》，觀眾翹首以待。回到北京，《望江亭》面世，一下子紅遍京城。張派的名聲就是那時候被叫出來的。
可君秋從沒有自稱是張派，在我的印象裡，君秋搞新戲，創新腔，從沒有提出過是為了創出一個新的流派。他只知道多排戲，排好戲。可他的藝術新人耳目，四大名旦他都學，創出的新腔，你說他是梅的，又不完全是梅；說他是程的，也不完全是程。什麼框框都敢突破，突破了之後，又絕對是京劇的青衣。感情豐富，以情帶聲，以聲傳情。在我們這一代的演員中，張君秋是真正做到了既繼承了傳統又突破了傳統的藝術家。藝術家從來不是自封的。
君秋排戲，大都是一邊排新戲，一邊照常進行營業演出。而且排戲前，大多不先置景、置服裝。先把戲排出來，立起來，見了觀眾，經過劇場檢驗，觀眾認可了，再逐漸地添置服裝、道具。首先在藝術上下功夫，藝術上站住了，再添置服裝道具，這叫錦上添花；服裝再新，佈景、燈光的花活兒再多，可藝術上沒玩藝兒，這出戏壽命長不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君秋藝術創作的鼎盛時期。那個時期，好戲連臺，一出接一出。繼《望江亭》之後，1958年，北京京劇團馬連良、譚富英、張君秋、裘盛戎四大頭牌到瀋陽演出。演出期間，排了四齣戲，馬連良的《大紅袍》，譚富英的《戰渭南》，張君秋的《珍妃》，裘盛戎的《鍘判官》。
年至1960年，更是高產。只君秋的戲就有《詩文會》、《秋瑾》、《狀元媒》、《楚宮恨》,還有他同中國京劇院葉盛蘭、杜近芳、李金泉合作的《西廂記》，同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合作的《趙氏孤兒》。這以後，馬、譚、張、裘聯袂演出了全部《秦香蓮》。1963年，北京京劇團到香港亮相，轟動港九，這不是偶然的事情。
現在回想起張派的代表作共有《綵樓記》、《望江亭》、《詩文會》、《珍妃》、《秋謹》、《楚宮恨》、《狀元媒》、《西廂記》、《趙氏孤兒》、《秦香蓮》十出大戲，都是在六、七年的時間裡排出來的。平均一年一出多。高質量，高速度，既叫好，又叫座，現在排戲，有這樣的高效率嗎？
裘盛戎、張君秋、譚富英、馬連良合影
還有一齣戲叫《移花記》，戲排出來了，也彩排了。因為要拍《秦香蓮》的電影，就暫時擱下了。電影拍完了，“氣候”變了。到處排現代戲，傳統戲不能演了，君秋被調到了北京京劇二團，就這樣，君秋不甘落後，搶排了一出《年年有餘》，爭取演了《蘆蕩火種》。
緊跟著就是“文革”，“文革”十年，君秋的境況真是難以言說。君秋是孝子，他成了名，家裡兒女滿堂，在老太太面前，依然是畢恭畢敬，問寒問暖。去外地演出，總要事先把老太太安頓好再出門。他說：“一個人如果不孝順,那這個人不可交。
“文革”期間，君秋的生活水平陡然下降，所發的生活費，勉強維持生活。那時候，老太太有病，住在紅土店的地下室裡，和我的堂弟同住在一個樓裡頭。我到堂弟家，夜裡去看老太太，看見君秋為老太太熬白菜，味道挺香。我問白菜怎麼這麼香，一看是肉湯熬的，肉湯是從月盛齋買來的，五分錢一碗。君秋是千方百計地想著法子儘量讓老太太吃得有味口。最困難的日子熬過來了，靠的是什麼？一個是他堅信這樣的日子總會變化的，共產黨不會冤枉好人。再一個原因就是他還有一個年邁的老孃，他要盡孝道。
“文革”過後，撥亂反正。君秋又恢復了他的舞臺生活。他又以過去一貫的說幹就幹的作風開始了他的藝術生活。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培養京劇青年演員的工作上。有時做一些示範性的演出。一直到年過古稀。又患有心臟病。在主持了中國京劇音配像精粹的工作後。仍然是以那種說幹就幹的作風工作著。我感覺君秋是有些力不從心了。畢竟是上了年歲。畢竟是身患重病。可心氣兒仍然是年富力強時的那股說幹就幹的勁頭。不到三年的時間。拍了120部電視節目。事無鉅細。都要盡心盡力。什麼是奉獻？君秋給我們做了榜樣。他根本無視疾病。無視年邁力衰。,眼睛盯在京劇舞臺上，心裡想著的是把他畢生所創造的藝術，把他畢生所見到的前輩藝術家的藝術，儘可能地傳下去，用音配像這種形式保留下去。
我和君秋的最後一次合作竟是繪畫。《秋瑾》的音配像搞完了，老哥倆兒忙中偷閒想找個時間聊聊。21日上午我同夫人去君秋家，老哥倆兒見面，總有一種“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感覺。於是，鋪開了紙，潑墨作畫。我畫了竹子，君秋題筆，補了一棵老來紅。
作畫完畢，哥倆兒都挺高興。該題款了，君秋說:“你題上款。”我信手寫了“君子之風老來更紅”八個字，君秋隨後寫了“雪濤君秋合作”。晚飯弄了好多菜，少吃肉，遵醫囑。將近晚10點多告辭。電梯門前，囑我明天再來，語氣挺急迫。我答應了。耳旁還響著君秋的聲音：“明天三點半我等你！”
22日，君秋去文聯開會，通了個電話。說是開完會，還要在那兒吃飯。回來總得一兩點鐘了。我說改日子吧，等我從安徽回來再聚會。君秋囑咐我：“早點回來，還有兩出戏等著你呢！”語氣仍是那樣地急迫。我答應了。
27日，我還在安徽。老伴接到北京來的電話，傳來君秋去世的噩耗。老伴和親戚們合計了一下，說是先別讓我知道。緩了緩，過後對我說君秋住院了。我有點預感，忙問病得怎麼樣，厲害不厲害？說是摔了個跟頭。我立刻心涼了。心想，這回可能是不行了，心臟病就怕摔跟頭。又聯想起21日在君秋家，有幾句話，當時說完沒經意，聽完就完了，君秋告訴我說：“我怎麼老是睡不醒，總是發睏！”談話間還說過：“要死就死個痛快，別拿刀割我！”又想到幾次叮囑我到他家來，語氣是那樣地急迫。其實，這在君秋來講，恐怕對自己的身體情況有了預感。我聽了也沒經意，當時的精神面貌，誰能往壞了想？設若想到了這一點，又能夠怎麼樣？君秋的心氣很高，我們通話，最後的一句話是“還有兩出戏等著你”。
兩出戏一個是《珍妃》，一個是《望江亭》。都要音配像。《望江亭》有電影，扮相還是梳大頭，貼片子。如今已經改成古裝頭的扮相。想配上當年的錄音，用現在的扮相，重新做一個音配像。《珍妃》的本子已經不太好找了，好在有錄音，聽錄音，我們就能夠把當年的景象重新回憶出來。我在安徽，滿心滿意地惦記著這件事，準備回到北京就同君秋合作，把這兩出戏搞好。沒想到這樣的合作已成泡影。我們的合作竟以繪畫告終!
君秋畫的是老來紅，“人為多愁少年老,花本無愁老少年”，這是君秋常為老來紅題款的詩句，以此贈友，互為激勵。我畫的是竹子，“一生竹子半生蘭”，竹子難畫，要窮畢一生的精力去畫它，才能有所悟。我猛然有所悟，中國人的習慣，常以竹子喻為人的氣節。唱戲，唱的是中國人歷來倡導的“忠、孝、節、義”傳統美德。君秋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忠、孝、節、義”這四字箴言。“忠”，忠於黨，忠於祖國的京劇事業；“孝”，孝順父母；“節”，保持藝術家的氣節；“義”，對前輩的尊重，對朋友的幫助，對後學的扶掖，始終如一。
與君秋最後的合作，使我想起了君秋的一生。君秋的精神，將繼續激勵我完成他未竟的事業。
（《中國戲劇》199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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