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涛:​同张君秋合作

 我同君秋舞台合作了40多年之久。

 君秋做事,心气高,干脆麻利快,无论什么事,想好了,说干就干,从不拖拖沓沓。这正对我的脾气。我们合作多年,彼此摸熟了脾气秉性。四十多年就是这样合作过来的。

 最早的一次合作是1948年君秋赴香港演出前。君秋演《朱痕记》,小生是徐和才。演出前,徐和才病了,临时请我帮忙,这是我和君秋的第一次合作。君秋从香港回来,组建了北京京剧三团,由我师姜妙香先生及陈少霖先生介绍我,在开明戏院同君秋合作《凤还巢》。当时,姜先生见我同君秋年龄相当,艺术合作也挺默契,由姜先生同徐兰沅先生做主,促成了我由程砚秋剧团转到北京京剧三团,同君秋开始了合作。

刘雪涛:​同张君秋合作

《状元媒》张君秋饰柴郡主、刘雪涛饰赵德芳、高宝贤饰吕蒙正

 最早排新戏《彩楼记》。那是在1953年底,我和君秋逛大栅栏,在大观园看了一部川剧艺术片,是许倩云、曾荣华演的《彩楼记》。戏挺有情趣,表演也精彩,一生一旦,两个人不约而同都想到把它移植过来。哥俩儿对了心气儿,说干就干。找本子,改本子,背词儿,对词儿,没多长时间,这出戏就“下地儿”排练了。不是把营业演出停下来排戏,日常演出仍然照常进行,排戏都是见缝插针进行的。转过年,天津有约,剧团如约前往,《彩楼记》的排练仍未中断。有时候晚场戏散了,吃点夜宵,又上台排戏,一直排到凌晨三、四点钟。天津的戏演完了,《彩楼记》也排出来了。最后一场告别演出是新戏《彩楼记》,海报贴出,天津的观众炸了窝。演出那天,剧场爆满。演到“祭灶”那场,我有一句台词:“今乃腊月二十三祭灶之期,理应置备糖果香茶纸帛纪念灶王爷。”一句普通的台词,台底下震天的好竟扑了上来,一下子连我都蒙了,不知道为什么要叫好?过后猛然悟到,原来今天是腊月二十三,腊月二十三演腊月二十三的事儿,应时当令,天津人重节气,当然欢呼雀跃。紧张的排戏竟把节假日忘在了脑后。 

 《望江亭》的排演也如是。那是1956年,也是我们哥俩儿看了川剧《谭记儿》的演出,一下子被吸引了。看完戏,我找到川剧名丑李笑非要了本子,改本很快就写出来了。又是赶上外地演出。到南京,上了火车就把剧本发给演员,在火车上对词儿。南京演出期间,君秋都把前几场的唱腔创作出来了。腔很新,又是地道的京戏,团里的同志排戏的劲头就更足了。


刘雪涛:​同张君秋合作

张君秋之《望江亭》

 从南京转到上海演出,就差后场的〔二六板〕没出来了。君秋不满足于使用老腔。那天送关肃霜上火车,回旅馆的路上,雇了辆黄包车,让他随便往哪儿拉都行。在黄包车上,君秋让我唱小生的〔二六板〕。我说行,唱哪段?哪段都行。那就唱《白门楼》。《白门楼》唱完,还不行。接唱《射戟》、《飞虎山》、《小显》、《玉门关》……总之,凡有〔二六板〕的小生戏差不多都唱了。就这样,《望江亭》青衣的〔二六板〕出来了。是青衣的腔,有小生的刚音儿。怒斥杨衙内,情绪蛮合适。

 《望江亭》排出来了,也正是在上海演出结束之时。告别演出贴的就是《望江亭》。一下子在上海轰动了。回北京前,我出了个主意,先把海报贴到北京的街头,宣传出去。君秋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刻采纳。剧团还在上海演出,北京已经知道我们有了一出新戏《望江亭》,观众翘首以待。回到北京,《望江亭》面世,一下子红遍京城。张派的名声就是那时候被叫出来的。

 可君秋从没有自称是张派,在我的印象里,君秋搞新戏,创新腔,从没有提出过是为了创出一个新的流派。他只知道多排戏,排好戏。可他的艺术新人耳目,四大名旦他都学,创出的新腔,你说他是梅的,又不完全是梅;说他是程的,也不完全是程。什么框框都敢突破,突破了之后,又绝对是京剧的青衣。感情丰富,以情带声,以声传情。在我们这一代的演员中,张君秋是真正做到了既继承了传统又突破了传统的艺术家。艺术家从来不是自封的。

 君秋排戏,大都是一边排新戏,一边照常进行营业演出。而且排戏前,大多不先置景、置服装。先把戏排出来,立起来,见了观众,经过剧场检验,观众认可了,再逐渐地添置服装、道具。首先在艺术上下功夫,艺术上站住了,再添置服装道具,这叫锦上添花;服装再新,布景、灯光的花活儿再多,可艺术上没玩艺儿,这出戏寿命长不了。

 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是君秋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那个时期,好戏连台,一出接一出。继《望江亭》之后,1958年,北京京剧团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四大头牌到沈阳演出。演出期间,排了四出戏,马连良的《大红袍》,谭富英的《战渭南》,张君秋的《珍妃》,裘盛戎的《铡判官》。

 年至1960年,更是高产。只君秋的戏就有《诗文会》、《秋瑾》、《状元媒》、《楚宫恨》,还有他同中国京剧院叶盛兰、杜近芳、李金泉合作的《西厢记》,同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合作的《赵氏孤儿》。这以后,马、谭、张、裘联袂演出了全部《秦香莲》。1963年,北京京剧团到香港亮相,轰动港九,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现在回想起张派的代表作共有《彩楼记》、《望江亭》、《诗文会》、《珍妃》、《秋谨》、《楚宫恨》、《状元媒》、《西厢记》、《赵氏孤儿》、《秦香莲》十出大戏,都是在六、七年的时间里排出来的。平均一年一出多。高质量,高速度,既叫好,又叫座,现在排戏,有这样的高效率吗?


刘雪涛:​同张君秋合作

裘盛戎、张君秋、谭富英、马连良合影

 还有一出戏叫《移花记》,戏排出来了,也彩排了。因为要拍《秦香莲》的电影,就暂时搁下了。电影拍完了,“气候”变了。到处排现代戏,传统戏不能演了,君秋被调到了北京京剧二团,就这样,君秋不甘落后,抢排了一出《年年有余》,争取演了《芦荡火种》。

 紧跟着就是“文革”,“文革”十年,君秋的境况真是难以言说。君秋是孝子,他成了名,家里儿女满堂,在老太太面前,依然是毕恭毕敬,问寒问暖。去外地演出,总要事先把老太太安顿好再出门。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孝顺,那这个人不可交。

 “文革”期间,君秋的生活水平陡然下降,所发的生活费,勉强维持生活。那时候,老太太有病,住在红土店的地下室里,和我的堂弟同住在一个楼里头。我到堂弟家,夜里去看老太太,看见君秋为老太太熬白菜,味道挺香。我问白菜怎么这么香,一看是肉汤熬的,肉汤是从月盛斋买来的,五分钱一碗。君秋是千方百计地想着法子尽量让老太太吃得有味口。最困难的日子熬过来了,靠的是什么?一个是他坚信这样的日子总会变化的,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再一个原因就是他还有一个年迈的老娘,他要尽孝道。

 “文革”过后,拨乱反正。君秋又恢复了他的舞台生活。他又以过去一贯的说干就干的作风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活。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培养京剧青年演员的工作上。有时做一些示范性的演出。一直到年过古稀。又患有心脏病。在主持了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的工作后。仍然是以那种说干就干的作风工作着。我感觉君秋是有些力不从心了。毕竟是上了年岁。毕竟是身患重病。可心气儿仍然是年富力强时的那股说干就干的劲头。不到三年的时间。拍了120部电视节目。事无巨细。都要尽心尽力。什么是奉献?君秋给我们做了榜样。他根本无视疾病。无视年迈力衰。,眼睛盯在京剧舞台上,心里想着的是把他毕生所创造的艺术,把他毕生所见到的前辈艺术家的艺术,尽可能地传下去,用音配像这种形式保留下去。

 我和君秋的最后一次合作竟是绘画。《秋瑾》的音配像搞完了,老哥俩儿忙中偷闲想找个时间聊聊。21日上午我同夫人去君秋家,老哥俩儿见面,总有一种“人逢喜事精神爽”的感觉。于是,铺开了纸,泼墨作画。我画了竹子,君秋题笔,补了一棵老来红。

 作画完毕,哥俩儿都挺高兴。该题款了,君秋说:“你题上款。”我信手写了“君子之风老来更红”八个字,君秋随后写了“雪涛君秋合作”。晚饭弄了好多菜,少吃肉,遵医嘱。将近晚10点多告辞。电梯门前,嘱我明天再来,语气挺急迫。我答应了。耳旁还响着君秋的声音:“明天三点半我等你!”

 22日,君秋去文联开会,通了个电话。说是开完会,还要在那儿吃饭。回来总得一两点钟了。我说改日子吧,等我从安徽回来再聚会。君秋嘱咐我:“早点回来,还有两出戏等着你呢!”语气仍是那样地急迫。我答应了。 

 27日,我还在安徽。老伴接到北京来的电话,传来君秋去世的噩耗。老伴和亲戚们合计了一下,说是先别让我知道。缓了缓,过后对我说君秋住院了。我有点预感,忙问病得怎么样,厉害不厉害?说是摔了个跟头。我立刻心凉了。心想,这回可能是不行了,心脏病就怕摔跟头。又联想起21日在君秋家,有几句话,当时说完没经意,听完就完了,君秋告诉我说:“我怎么老是睡不醒,总是发困!”谈话间还说过:“要死就死个痛快,别拿刀割我!”又想到几次叮嘱我到他家来,语气是那样地急迫。其实,这在君秋来讲,恐怕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了预感。我听了也没经意,当时的精神面貌,谁能往坏了想?设若想到了这一点,又能够怎么样?君秋的心气很高,我们通话,最后的一句话是“还有两出戏等着你”。

 两出戏一个是《珍妃》,一个是《望江亭》。都要音配像。《望江亭》有电影,扮相还是梳大头,贴片子。如今已经改成古装头的扮相。想配上当年的录音,用现在的扮相,重新做一个音配像。《珍妃》的本子已经不太好找了,好在有录音,听录音,我们就能够把当年的景象重新回忆出来。我在安徽,满心满意地惦记着这件事,准备回到北京就同君秋合作,把这两出戏搞好。没想到这样的合作已成泡影。我们的合作竟以绘画告终!

 君秋画的是老来红,“人为多愁少年老,花本无愁老少年”,这是君秋常为老来红题款的诗句,以此赠友,互为激励。我画的是竹子,“一生竹子半生兰”,竹子难画,要穷毕一生的精力去画它,才能有所悟。我猛然有所悟,中国人的习惯,常以竹子喻为人的气节。唱戏,唱的是中国人历来倡导的“忠、孝、节、义”传统美德。君秋的一生,真正做到了“忠、孝、节、义”这四字箴言。“忠”,忠于党,忠于祖国的京剧事业;“孝”,孝顺父母;“节”,保持艺术家的气节;“义”,对前辈的尊重,对朋友的帮助,对后学的扶掖,始终如一。

 与君秋最后的合作,使我想起了君秋的一生。君秋的精神,将继续激励我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中国戏剧》199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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