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秀的京劇馬派傳人張學津去世6年多了，作為馬連良的親傳弟子之一，他為傳承馬派藝術做出了傑出貢獻，這是得到廣大公眾充分認可的。近讀他的自傳《生正逢時》，發現他在藝術修養和創作上孜孜不斷的追求且成績斐然，同時在內心深處卻又焦慮不斷，給人“身不由己”之感。作為一個著名藝人和公眾人物，他敢於直面且公開自己的糾結，而不在意所謂“藝德雙馨”的虛名，這一點是值得稱道的。
張學津是四小名旦之一的張君秋的長子，生於1941年，11歲時就登臺，陪剛從香港回到北京的馬連良和張君秋唱《三孃教子》的小東人一角。後考入藝培戲校（北京戲校前身）學戲，師從名老生王少樓等。1953年入戲校後登臺首次學唱的是《鍘美案》的陳世美。
1959年張學津從戲校畢業，分配到荀慧生劇團，同時分到這個團的還有孫毓敏、馬永安、沈寶禎、王曉臨等。1960年底，這批分配到各團的畢業生又重新集中，組建了北京戲校實驗京劇團。其間，排演了大型新編戲《雛鳳凌空》引起劇壇轟動，張學津在劇中扮演楊延昭。他還多次與同學一起進中南海為中央首長演出。1961年11月22日是他最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他和中國戲校畢業的馮志孝一起拜馬連良為師，從此走上了繼承馬派藝術的漫長道路。他和李崇善、孟俊泉、李雅蘭等排演了《趙氏孤兒》，演出廣告上寫著北京京劇團馬譚張裘四大頭牌親授。張學津主演的《剪杆河邊》參加了1964年全國現代戲匯演，他首次創編的新腔“勸癩子”反二黃風靡一時。1969年調入上海京劇院，參加樣板戲的排練演出。文革後，傳統戲恢復演出，他在1983年調回北京。
從他出生起這40來年，
張學津雖然也經歷過文革初期被批鬥進牛棚的悲慘經歷，但總的來看還是幸運的，特別是在藝術道路上成長十分迅速，戲校畢業後沒幾年就排出多個大戲，扛起馬派的大旗，得到上至高層下至民眾的普遍喜愛，聲譽日隆，其藝術成果是很多同齡夥伴難以企及的。
1983年，馬連良已故去多年，而戲迷們對馬派藝術的懷念和迷戀愈加強烈，此刻與北京睽違13年的張學津以正宗馬派回到首都，其心胸焉能不高，對未來焉能不充滿了期待？
然而，現實和理想並不一致，糾結之事接踵而來。
首先是組團問題。他到北京京劇院報到後，去哪個團？當時北京京劇院共四個團：一團是原北京京劇團的老班底，二團是李萬春、吳素秋等，三團是孫毓敏、李元春、李宗義和李慧芳等，四團由北京戲校剛畢業的青年組成。張學津明確不去二團和四團，而意屬一團，因為那裡有當年陪著馬連良唱戲的老夥伴，排馬派戲下手快、路數熟。但也存在現實問題，一團有譚元壽和馬長禮兩位頭牌老生，一譚一馬相得益彰，可再加上一個馬派老生，這戲碼可就不好排了。劇團每天是商業演出，總不能把角兒都栓在一起天天搞大合作啊。於是組團成了難題，一時難以定論。
此後，北京京劇院內部進行調整，又決定專為他組建二團，但調配演、調伴奏、調舞工……哪一樣容易辦到？開始心氣挺高，他立即給尚在上海京劇院的裘派花臉李.長春打電話，邀其入盟，不料戰友京劇團已先下手把人招走。出師不利! ……二團幾經周折，才在1986年9月才正式組建起來並做建團演出。從1983年4月調回北京到1986年9月建團經歷了這3年多時間，張學津才有了立足之地。最可嘆的是，張學津這幾年在中南海、大會堂、各項紀念演出、境外演出中紅的發紫，但是在京劇院內卻始終撂在一邊，撈不到演出。據他自己統計，這三年多內僅僅在一團演了34場戲! 真可謂牆裡開花牆外紅。對此，張學津始終耿耿於懷，但誰又能對此負責呢？
張學津的第二個糾結是“走穴”。就在他等待組織安排，無所事事的時候，中國京劇院的袁世海找到他，邀請他和杜近芳、張春華等組成臨時演出小組去河北等地演出三個月。這的確是個好事，自己既然在院裡無戲可演，何不趁機走出去多唱點戲呢？更何況與袁、杜、張等老藝術家合作也是提高自己的難得機會。幾經爭取，領導勉強默許，張學津終於和袁世海等踏上了河北山東的演出征程。演出的艱辛顯而易見，但自己的藝術價值充分體現，像他和袁杜的《龍鳳呈祥》、和袁的《群借華》《四進士》、和杜張的《打漁殺家》都是難得一見的最佳陣容，有的在北京都見不到。他和袁世海等這些大師級藝術家天天同臺，真是終身受益。然而，有關領導以各種名義發出的催回令，猶如十二道金牌，又叫張學津日夜不得安寧，直到一年以後，院領導還為此事要求他做出解釋。一邊是熱情觀眾的歡迎，另一邊是領導的監視和催促，夾在其中的張學津真像“帶著鐐銬跳舞”。
誰對誰錯呢？還真難說。其實這也是歷史造成的。在主演本位制下，角兒們自主組班演出天經地義，其父張君秋不是這樣走過來的嗎，即便後來他加入了北京京劇團、甚至再後來劇團改為國營，張君秋始終有一個自己的藝術團隊，陳少霖、劉雪濤、李四廣、何順信、張似雲等老搭檔從不分離，張派的創立與此不無關係。然而，到了張學津這一輩情況不同了，特別是文革剛過，體制改革才起步，自主搭班演出顯然被認為走的快了，褒貶不一也是常理。當時京劇院的領導勸阻張學津“走穴”不過是規避政治風險以求穩妥而已。
演出體制改革畢竟是大勢所趨，今天回顧這段往事令人唏噓。但是，張學津作為“弄潮兒”在改革大潮中畢竟身先士卒，敢於闖關，這也正是他的榮幸所在，儘管他為此也忍受了“身不由己”和“找不到說理的地方”的心理壓力。到了90年代，英雄氣短，張學津又患上了嚴重肝病，在積極參與各項演出、對外活動和繁忙的音配像工程中始終忍受著疾病的折磨……，直到2012年12月21日與世長辭。
縱觀其一生藝術追求及其影響力，張學津被稱為解放後馬派第一傳人還是名符其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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